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
2009-03-29 18:56
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称为改道，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十分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
通常认为，《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夹束于山谷之间，几无大的变化。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改向东北流，经今河南省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省，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中。然后分为几支，顺地势高下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人们称这条黄河河道为“禹河”据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有以下几次重大的改道。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洪水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而走，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这条新河在禹河之南。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子决口，再次向南摆动，决水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水入淮河。23年后虽经堵塞，但不久复决向南分流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归故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决口，东南冲进漯川故道，经今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至禹城别漯川北行，又经山东临、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带入海。此后几百年中，黄河情况不甚为频繁。北宋初期，决口不断，短时期、短距离的分流河道不少。直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再次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这条河宋人称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无棣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奖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疲乏，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直到1855年，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虽然时有北冲，但均被人力强行逼堵南流，南流夺淮入海期间，郑州以下，清口以上的黄河主流也是迁徙不定。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才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即今之明清故道，行水达300年。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又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行经今河道，北流入渤海。
最近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全河又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洪水漫流，灾民遍野。直到1947年堵复花园口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
在周定王五年以来的26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大循环摆动。其中决口、改道不计其数。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天津、南界淮河的这样一个大三角洲上，都是黄河改道迁徙的范围。
黄河改道的历史以及带来的生态影响
2010-01-01 12:05:29| 分类：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黄河，古称“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每位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豪的母亲河。它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浩瀚无比的民族文化，其博大精深难以简单表达。然而，这条“母亲河”在历史上曾随其变迁而多次出现水害。据统计，从春秋时代的周定王五年（前602）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共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26次，重大的改道6次。每次改道都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灾难，对黄河下游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对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历史时期的黄河河道的变迁
1、先秦到两汉
先秦时期，古黄河的下游河道在冀中平原上游徙漫流，形成多股河道，故有“九河”之称。这一时期下游河道的河床是比较稳定的，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在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山海经·山经》、《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三条（以下简称《山经》河、《禹贡》河、《汉志》河）。三河皆北流入海。“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由于没有堤防，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战国中期筑堤以后，《山经》河和《禹贡》河断流，专走《汉志》河，河口在今黄骅附近，这是历史上黄河河口第一次大的变迁。此种情况一直沿袭到西汉末年。
西汉时，黄河决溢11次，主要是在中后期。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洪水东南泻入巨野泽，由泗水入淮，这是西汉最著名的一次决溢，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才堵塞回归故道。其后，黄河多有决溢。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以上决口，久不堵塞，泛滥于济、汴之间长达60年，直到东汉王景治河，才结束这种局面。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动员了数十万人，在王景的主持下，采用修堤、护岸和疏浚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理，方固定了河道。史称，王景与助手王吴“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渍，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遗漏之患”。通过这次治河，“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形成了一条新的河道。一般认为，这是黄河第二次重大的改道。
2、隋唐五代时期
自东汉以后，由于王景治河疏导得法，特别是因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一度变农为牧，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破坏速度趋缓等原因，黄河出现了700年左右的长期安流的局面。
自唐中期以后，黄河泛滥日益严重。五代初年，黄河决口即不绝于史。五代数十年间，黄河不仅因洪水频繁决口，而且因战乱不止，许多军阀以水为兵，多次人为决口，以致中原连年水灾。
3、宋辽金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辽宋金时期的370余年间，黄河决口泛滥或改道有记载的就达到210余次。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十一月，河决澶渊，泛数州”；“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至荥泽、澶州之顿丘”，以致中原等地一片泽国。此后黄河决溢之害较前更甚。宋仁宗时，黄河决口频繁且大。天圣年间，黄河在滑州与澶州之王楚埽等地再次决口。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加上后来的决口，黄河在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开始逐渐冲出一条新河，在今无棣以备入海，后世史书多以此称为“横陇河”。
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在今濮阳东）决口，向北改道，形成“北流”，在泥沽（今天津市东南）入海。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在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决口，向东分出一支，形成“东流”，亦称二股河，在无棣北入海。此后，宋朝统治阶级内部就黄河是北流还是东流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议，长达数十年之久。以自然条件而论，北流较为顺应河势。从防御契丹的角度出发，黄河北流，流入契丹境和淤塞北宋边境上的塘泊，均带来不利因素，即所谓“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熙宁二年（1069年），为实现全河东流，堵塞北流，使河水尽归二股河入海。黄河单独东流入海持续了11年，又于元丰四年（1081年）在澶州小吴埽（今濮阳西南）决口，北流至天津西入海。元祐八元（1093年）又一次人为挽河东流，但没有几年，又于元符二年（1099年）在内黄决口，主流仍走小吴埽北流故道，东流尽绝，惟北流独好。
金大定八年（1168年），河决李固渡，于单县附近分流，“南流”（于徐州与旧河合，经邳州入淮）夺全河十分之六，“北流”占十分之四，开始了两道分流。此后，大定十一年和大定二十年，黄河先后决原武县（今原阳原武镇）王村和卫州（今卫辉）及延津京东埽。至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黄河下游合为一股，自新乡折向东流，经徐州、邳州，由泗入淮。
蒙古对金、宋战争中，黄河曾两次人为决口，天兴元年（1232年）和天兴三年，蒙古军先后在凤池口（今南丘西北）和寸金淀决河攻城。在此以前，黄河南徙不超过唐宋汴河一线，至此却夺涡、颍入淮，这是一次大的变迁。大德元年（1279年），河决杞县蒲口，至徐州汇泗水入淮。此后，黄河继续北移。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在今曹县西北）决口，主流北徙，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至正十一年，贾鲁治河，采用疏、浚、塞三法堵塞北流，挽河东南走由泗入淮的故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贾鲁河”。这条河道的新道自黄陵冈（今兰考县东）向东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入淮。
4、明清时期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发生了第五次重大改道。明初，黄河经常是数条河道并存，都汇流于淮河入海。到明中叶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又在开封等地决口，河水以汴、泗、涡、颖诸河为泛滥时的主要河道而最终汇经淮河入海。但是，当时黄河北决泛入运河的危险尚存。自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明王朝曾多次治理黄河，故有白昂奉命“筑阳武长堤”，刘大夏筑太行内外两道护堤，外堤自胙城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内堤自祥福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嘉靖至万历年间，曾四次总理河道的著名治取得了明显的治河成效。此后，整个黄河的水集中经汴、泗水入淮，与淮河并流入海。从而保证了当时漕运河道的畅通和安全。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大决，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起义，无力堵塞，遂造成黄河北徙改道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结束了黄河由淮入海的历史。自咸丰改道至同治末（1874年），黄河呈漫流状况，自长垣兰通集下分为二股三支，其中一支至张秋入大清河，即为后来黄河正流。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十年，两岸大堤建立，新的河道初步形成。这条河道大体上就是现在黄河的河道。清末至解放前河患仍不断发生。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军西进，挖开花园口大堤，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洪水沿淮泻入洪泽、高邮诸湖，汇入长江，直到1947年3月才在花园口堵口，复归故道。此次决口的受灾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死亡失踪多达89万人，历时9年半，所致灾害之严重，为黄河史所罕见。对黄河下游来说，也是一次较大的变迁。
二、黄河改道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黄河改道以后，下游地区河患次数增多，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造成的灾祸也就非常惨重。常年持续的河患使得下游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黄河决口后，洪水恣意泛滥，巨浪滔天，大面积的草木、庄稼、动物等被淹没。洪水以及所携带的大量泥沙，破坏了下游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水系紊乱、河湖淤积。史料记载，后晋开运元年（944）六月，黄河决口，在淹没了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的同时，洪水开始积聚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展为了著名的梁山泊；不仅如此，黄河决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政治军事生态布局的重新排列组合。据《山东黄河志》统计，1855年以后，黄河决溢成灾，侵淤徒骇河45次，马颊河7次，北五湖12次。这不仅削弱了蓄泄能力，还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和洼地；恶化了气候环境，从而加重了下游地区的水、旱灾害。水、旱灾害进一步造成良田荒芜、土地沙化，尤其以黄河泛滥造成的土地沙化最为严重。黄河溃决之后，由于泥沙的沉积，使大量良田严重沙化，危害极大，实与洪水冲击之害相当。很多地区的土地尽被沙压，水退之后，一经微风。尘土飞扬迷漫，且五谷不生，野无青草，土质极差。
除土地沙化外，土地碱化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降雨或洪水灾害，地下水位升高，在蒸发作用下，盐分向土壤表层集结，水去盐留，往往出现盐碱地。黄河决口后，黄河沿岸或其他低洼易涝地区，由于排水不畅．浸泽日久。形成了大面积盐碱地。如蒲台蔡家寨碱地，就是因为黄河改道后河水浸湿及排水不良而形成的，其碱土层有时深达一尺有馀。盐碱地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碱层浅的土地经过挑沟、翻地等方式改良后．还可以种植豆、麦之类的作物，碱性较大的地区只能生长芦苇等，再严重的地区只好完全废弃。
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严重阻碍了黄河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灾不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吞没了农田民舍等生产生活资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复再生产。黄河决口的当年，下游地区夏、秋两季均绝产，只得靠截留运河漕粮维持生计。在晚清的奏折、上谕中，黄河决口后类似“淹毙人口甚重”、“居民村庄．尽被水淹”等记载屡见不鲜。据估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的连续三次大决口中，黄河下游地区死亡人数不下二十万，且“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处高地，搭盖窝棚，暂为栖息；济南、武定两府很多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无数。洪水所过之处，大量土地沙化荒芜，农民失去生产基础；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急剧流失，农业生产急剧退化。
一条淹没过许多家园和梦想，也滋润了许多沃野和希望的岁月河，这是一条负载厚重的泥沙也负重粗旷的船工号子的生活河。这条孕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母亲河，已走过了千万年历史的变迁。在其中，它经历了多少，看透了多少，冲来巨浪又淘尽了多少春秋事迹。历史，早已无情的在它的河床古道上留下了无数岁月磨合的刻痕。定格的道道印痕中，黄河似在倾说着它的那段昔日复杂的历史，它拥有的辉煌与苦难共存的过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公的千古绝唱绵延至今。历史不会止步，黄河水也不会停流。我们应拥有先辈的那份心、那份情感。不仅是为了黄河的治理和民族的鼎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我们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华人。不朽的黄河在我们身边流过，不朽的文明在我们脚下延伸。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在历史中迷失方向而站在黄河边哭泣，听浑浊的河水共和悲音。我们不拘黄河的一次次“洗礼”，是因为我们憧憬着黄河的未来，那沉沉的历史重担，早已不容质疑的压在了我们并不成熟的肩头。我们不能让黄河再一次展现出它在历史上桀骜不驯的一面，再给我们甚至是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无尽的灾难和伤痛。黄河在注目，历史在凝视，我们静坐不得，也徘徊不得，惟有与它同行。
历史上黄河改道的人文原因和自然因素
(2006-05-31 17:04:59)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难与河患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山东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汹涌黄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当时，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人祸加剧天灾
1855年8月1日黄河决口之初，清政府曾设想堵口。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而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必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任凭黄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而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而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山东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适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府一方面在上谕中屡屡表示“念及小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一方面却又催促山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款。1856年11月20日上谕“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1857年11月16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崇恩“于山东藩运二库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毋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又于1860年10月31日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无论何款，赶紧著拨委员星速兼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用。
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而一旦民变发生，清政府即派重兵镇压，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一次对民众进行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山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大臣的信函中写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方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十室九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山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自兰阳漫口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为镇压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与明代(1368—1644年)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情况可谓每况愈下。
黄河决口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1855年黄河改道后，清政府当年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其间原由相当复杂，除资金紧张、内忧外患外，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是一个原因。正因如此，清政府未能形成统一的治河方案，只是劝导民众筑埝御洪，而民众物力财力有限，再加上惜地护庐，所筑小埝多狭窄简陋，难以容水御水。当时，清政府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考虑，就是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在后来“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调。如翁同龢在罗列黄水南注“二大患五可虑”中，有一虑就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结合捻军发源淮北这一事实，翁氏的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可他忘记了，如果黄河改道北流，山东一带民众何尝不“好勇斗狠”。事实正是这样，黄河北决后，捻军长驱直入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在黄河改道的滚滚洪流中，清政府在河难与民怨中一步步走向覆灭。
泛滥的黄河——历史上的六次大改道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万平方公里。全河天然径流量多年平均为57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流域内有耕地1.8亿亩，人口8959万人。如包括下游河南、山东两省沿河关系密切的地区，总耕地达2.8亿亩，总人口为1.57亿人。因此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但是，黄河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不光是好处，黄河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灾难。历史上黄河两岸以水灾严重而著称。由暴雨洪水和冰凌洪水造成的水灾遍及全河的上、中、下游。据历史文献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在下游决口的年份达543年，平均约四年半一次。有的一年中决溢多次，总计决溢达1590多次，并有多次大的改道和迁徙。改道最北的经海河至天津入海，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水灾波及黄淮海平原冀、鲁、豫、皖、苏五省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千米。
黄河下游河道由于泥沙不断淤积，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地上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决口后，往往不再回归原河道，而走新辟的河道入海，形成河流改道。每次改道，都要冲毁当地的村舍田园，破坏原有的水系和交通设施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决口改道是黄河水灾一大特征。据195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历史时期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在这26次较大的改道中，又有6次影响巨大的改道，所涉及的地区有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
黄河为何屡次改道泛滥？
黄河所以决徙改道，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而洪水量和泥沙量则是造成黄河决徙的主要因素。
首先，黄河连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华北高原河道陡降，一泻千里，到了平原后，水流缓慢，泥沙沉淀，河床不断抬升，容易决溢泛滥。
其次，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比较干燥，全年降雨量的70%集中在夏、秋两季，容易造成山洪爆发，河流猛涨。
第三，黄河高原是黄河泥沙的大本营。陕、晋两省黄河峡谷两岸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黄河粗沙的主要出产地。今天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都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
第四，中游地区的植被不断遭到破坏。
战国以前，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处于游牧射猎时代，原始植被基本良好，黄河下游的决徙也就比较少。汉武帝时，徙民戍边，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的人口迅速猛增。中唐以后，过去半农半牧地区迅速发展为农业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沟壑不断蔓延。
最后，人为影响。从水土流失的情况来看，除了黄土高原本身易于水上流失的自然因素外，人为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乱垦乱伐，从而加剧了水上流失。长期水上流失的结果，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千沟万壑，耕地越来越少，土地肥力减退，农民越来越穷，农民越穷，又越开荒，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从历史上黄河下游决溢灾害情况来看，也有一些是人为决溢造成的。 古代战争中，为了夺取胜利，常以水代兵，人为地决口为患。
新莽魏郡改道
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临漳西南)元城(今大名东)以上决口，泛滥清河(今县东南)以东数郡。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使“河汴分流”，固定了从荥阳到千乘海口的新河道，即东汉到隋唐五代的黄河下游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西南)与西汉大河分离，流经今濮阳、范县以南，阳谷、东阿以北，茌平以东，禹城以北，商河、惠民以南，东至利津入海。 王景治河以后，黄河进入一个相对安流时期，原因除了中游地区由农变牧，来沙量减少外，也和这条河道距海较近，地形低下，水流顺畅有密切关系。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柏初始塞。
北宋时期的“二股河”
第二次改道是在宏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又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决口，河水泛滥后分为两脉：1034年七月，黄河从澶州(今濮阳西南)横陇埽(今濮阳东)决口，冲出一条新河道，称为横陇河，从今宾县以北入海。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澶州胡埽(今濮阳东)从今天天津市入海。这就是宋代两股河的北派。
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又从魏县(今县东北)、第六埽(今南乐西)决出一股，流经西汉大河故道和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这就是北宋黄河的东派。其中，大河趋向北派的时间较长。而且直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东流断绝，全河才都向北脉流去，形成了又一条新的河道。
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改道
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酒入淮，以阻金兵”，黄河下游河道，从此又一大变。杜充决河的地点，史无明文，《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定在滑县上流的李固渡(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此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迁徙的范围，主要在今豫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此次决河改道，使黄河由合御河入海一变而为合泗入淮，长时期由淮河入海。
南宋蒙古军决黄河改道
黄河第四次大改道是在元代初期。这次改道相比前几次而言，历时较久，分支也多。金国行将灭亡时，蒙古军攻归德府(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在今商丘县西北决河，河水夺濉水入泗。稍后蒙古军又在今开封市北决河，河水夺涡水入淮。就在这次改道后不久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黄河在今原阳、中牟、延津、开封、杞县、睢县、陈留、通许、太康等县15处决口。据推测，当时黄河在原阳县内分成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县由徐州入泗水；一股在中牟县境内析西南流，经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县，由个安徽北部的颖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县由今安徽北部的涡水入淮。这是黄河历史上河道迁徙最大的一次。河水共侵夺四条河流(颖、泗、涡、淮)的河道入海。泛滥的河水遍及今河南中部、安徽及江苏两省北部广大地区。
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型
在明朝初初年黄河的下游河段流经河南的荥泽、原武、开封，根据史书记载“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然和在经过宿迁向南流入了淮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原武的黑羊山决口，向东经过了开封府的北面五里的地方，然后又折向东南，流经陈州、项城、太和、颜上，在东面的寿州正阳镇流入了淮河“曹、单间贾鲁所治的旧河遂淤，主流徙经今西华、淮阳间入颖河，由颖河经颖上入淮。
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先是在新乡八柳树决口，漫过曹州和濮州，冲抵东昌府，冲过了张秋，流至张沙湾，破坏了运河航道，最终东流入海。其后黄河又在荥泽孙家渡口，洪水漫流于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颖、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和，沿颜水流入了淮河。二河分流之初，北河势大，因此在沙湾屡次堵塞不成；景泰四年(1453年)以后，南河水势渐盛，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气时为便利清运，纳河南御史张澜的建议，自八柳树以东挑挖一河以接旧道，流经徐州和吕州入海。
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由于在沙湾将黄河水堵塞，黄河主流复回开封以北，沿归、徐一路旧道，经宿迁、淮阴入淮。弘治二年(1489年)以后，白昂、刘大夏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方策，一再疏浚孙家渡旧河，从而舒缓了下流水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由于黄河南岸的故道被全被堵塞，这样黄河水便全部的从徐、郊流出，侵入了淮河和泗水进海。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黄河南岸的河堤加固，这样就断绝了黄河向南决口的危险，从而使黄河的河道变得比较稳固。此后，黄河归为一条河道，由开封、兰阳、归德、虞城，下徐、邳入淮，一直维持了280余年。
清咸丰铜瓦厢改道
历经金、元、明和清代前期，黄河夺淮入海已有五、六百年之久，下游河道严重淤积，河床已显著抬高。明清三代都极力挽河趋向东南，从黄海入口，决口泛滥就多在今豫东、鲁西南和苏、皖两省的北部，使这里的地形普遍淤高。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九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到二十日全河全部决堤。铜瓦厢决口后，肆意的黄河水折向东北，至长垣分而为三，一由赵王河东注，一经东明之北，一经东明县之南，三河至张秋穿过了运河，流入了山东境内的大清河。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治理黄河，文宗谕示：“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濮阳、范县、台前入山东，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结束了黄河趋向东南、夺淮入海的历史。（来源：个人门户 作者：xdcobra查看原帖 编辑：李琳）
黄河的诞生
黄河的支流很多，各有自己的历史，这里不去说它。黄河干流的形成，过程也很复杂，不少人作过探索，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新的探索还在进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黄河一开始并不连贯，而是分段出现，各有自己的流向和归宿；由于地壳中发生的断裂升沉，还有地表上的流水冲刷、侵蚀等作用，后来才上下贯通成为一条大河。若要问黄河何时形成，应指这全河联结贯通的时间。精确的时间不易确定，但在几十万年前，当北京猿人在周口店活动时，从青海高原一泻数千里，奔流到海不复还的黄河，应也已出现，不过此时的黄河下游是绕山东丘陵之南入海，以后这黄河三角洲的位置还有过多次变迁，但中上游的河道则已基本上定型。
经过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到了第四纪初期，青藏高原已经升起，中国大陆上今日所见到的山脉均已形成，而隆起区还在继续上升，沉降区还在继续下沉；地面上的流水，在这块地势起伏已定并还在升沉的大地上，从高处向低处流动，像自然界的愚公进一步将地表的面貌雕塑，黄河也开始初露端倪。
在黄河上游，它从发源地流出处，由于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喇山对峙南北，也由于今日若尔盖草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此时处于下沉状态的地区，流水在此潴积，自河流而来的滔滔河水，遂亦以此古若尔盖湖为归宿。
当时的青海高原上，今天的共和县一带也是一个蓄水的盆地。来自西倾山和阿尼玛卿山间的一条河流注入其中，它日后也成为黄河上游的一段。此时共和盆地与东边的河流还不相通，那一段黄河流入贺兰山旁因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古银川湖即今之宁夏平原。
在鄂尔多斯东缘，一条河流经由一串较小的湖海流入古汾渭湖。古汾渭湖此时也是封闭在内陆的，东边的中条山还阻挡着它与大海相通；山脉东侧的流水经由不止一股河道，在山东丘陵南北入海。下图，近500万年来黄河中游水系演变图，蓝色表示河湖，绿色表示沼泽。据张抗，鄂尔多斯断块构造和资源，第九章 新生代构造演化，
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西安第一版，图9.29
这样我们已可看出今天黄河的雏形，只是此时尚被中国的山岭阻隔为四段，每段都有自己的源头。
流水的冲刷在源头地区作用很强，原来浅浅的河底逐渐变深，源头的位置也向河流流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日积月累，这种溯源侵蚀作用终于将分水岭打开，两边的河流贯通汇合，海拔高处的河流改变原来的流向，汇入海拔较低的河道中。那些峻峭的峡谷就是河流用自己的力量去开辟通道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黄河流经的各个地段还在进行的升降运动，自然也少不了它的影响。在持续上升
的情况下，河流也就持续下切，形成的峡谷也就很深，同时只有河流下切的速度超过了此地上升的速度才能把分水岭打通；而在那种还在沉降的地区，河流就有可能在此形成局部的平原并出现改道的情况，尽管并不处于下游。
黄河的河道变迁
春秋时代及其以前，黄河出积石山(今青海南部或甘肃临夏西北)“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龙门以下一段南流至华阴向东，经三门过孟津与洛河汇流，其流道大体与今河相同。再下过大伾山北流，穿过漳河，经今河北周曲县以东向北，然后分为数支，分道入海。最北一支为主流，到今深县南折而向东，循漳河至青县西南，又东北经天津东南入于渤海。这条河最早为《禹贡》所载，故又称“禹河”。
春秋至今，两千余年，黄河下游河道多次迁徙，重大者有以下数次。
一、周宿胥口河徙
《汉书·沟洫志》寻|王莽大司空橡王横语：“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史称此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清胡渭《禹贡锥指》进一步指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经滑台城(滑县旧城)，又东北经黎阳县(泼县东北兰里)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深川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按《水经·河水》所记，大河故渎大致经今河南滑县、俊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境，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
宿胥口河徙之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
二、新莽魏郡改道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在此以前，王莽常恐“河决为元城家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道第二次大变。
魏郡河决之初，水无定槽，泛滥于平原、千乘之间，后经王景治理始得以稳定。据《水经》记载，此河大致走今濮阳南，范县北，阳谷西，莘县东，在平东，禹城西，平原东，临邑北，商河南，滨州北，利津南而入渤海。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柏初始塞。
三、北宋澶州横陇改道
北宋景佑元年(1034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塌，于汉唐旧河之北另辟一新道，史称横陇河。横陇河的流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载，“河独从横陇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滨之北入海。”气姚汉元《中国水利史纲要》说，“河决时弥漫而下，东北至南乐(今县)、清平(今为镇)县境，......自清平再东北至德州平原(今县)分金、赤、游三河，经橡(治庆次，今惠民县)、滨(治渤海，今滨县北)之北入海。”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定此河“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大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而东北流，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成数股，其中赤、金、游等分支，经橡(治今惠民县)J、滨(治今滨县)二州之北入海。”今清丰六塔集以东尚有遗迹，向北经莘县韩张集(故朝城)以西，下经聊城堂邑镇、陵县县城以右，高唐、平原、惠民以左。此河道形成之初，“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但到庆历王四年，“横陇之水，又自下流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淤，必决上流，终于在庆历八年发生了商胡决口改道。
四、庆历八年澶州商胡改道
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河决商胡埽(濮阳东北二十余里栾昌胡附近)”，改道北流，经大名(今县)、恩州(清河县西北)、冀州(冀县)、深州(深县)、瀛州(河间县)、永静军(东光)等地，至乾宁军(青县)合御河入于渤海，史称北流。后12年，即嘉桔五年(1060年)，又决大名第六埽，下流“一百三十里至魏(大名)、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再下合笃马河(今马颊河)由无棣入海，时称二股河，也称东流。东流与北流并存了近40年，且互为开闭，直至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之后，东流遂绝。商胡改道，也是一次大改道，北流河道已移在西汉屯氏别河和张甲河以西，其下游与禹河主流已十分逼近。
五、南宋建炎二年杜充决河改道
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酒入淮，以阻金兵”，黄河下游河道，从此又一大变。杜充决河的地点，史无明文，《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定在滑县上流的李固渡(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此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迁徙的范围，主要在今豫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此次决河改道，使黄河由合御河入海一变而为合泗入淮，长时期由淮河入海。
六、南宋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改道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军”，黄河河道又一次较大的变化。寸金淀在今延津县脖城东偏北三十里的滑县境内。决河之水南流，经封丘西、开封东入陈留县(今开封县陈留镇)境，以下“分而为三，杞居其中。”杞县“城之北面为水所坦，遂为大河之道，乃于故城北二里，河水北岸，筑新城置县，继又修故城，号南杞县"。“大河流于二城之间，其一流于新城之北郭帷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东流”。新城北一支夺滩河由帷州、宁陵、归德至夏邑，以下分流经糠水至宿迁合酒和经作水故道至酒州入淮。中间一支为主流，由新旧杞县城之间南流入涡，经鹿邑、毫州、蒙城至怀远入淮。旧城南一支，经太康、陈州入颖，经颖州、颖上入淮，同时也分流入涡。后因归德、太康二地要求，“相次堙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全由涡河入淮。此河行水60余年，到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河决杞县蒲口，沿旧河东流合泗入淮为止。
七、明洪武至嘉靖间河道变迁型
明初黄河，经河南荥泽、原武、开封，“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经宿迁南流入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颜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曹、单间贾鲁所治的旧河遂淤，主流徙经今西华、淮阳间入颖河，由颖河经颖上入淮。
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先决新乡八柳树，“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后又决荥泽孙家渡口，“漫流于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颖、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和”，沿颜水入淮。二河分流之初，北河势大，故沙湾屡塞不成；景泰四年(1453年)以后，南河水势渐盛，“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气时为便利清运，纳河南御史张澜的建议，自八柳树以东挑挖一河以接旧道，"灌徐、吕"。
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塞沙湾，黄河主流复回开封以北，沿归、徐一路旧道，经宿迁、淮阴入淮。弘治二年(1489年)以后，白昂、刘大夏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方策，一再疏浚孙家渡旧河，分杀下流水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南岸故道尽塞”，“全河尽出徐、郊，夺入淮泗”，至隆庆六年(1572年)，“南岸续筑旧堤，绝南射之路，”进一步使河道得以稳定。此后，黄河归为一槽，由开封、兰阳、归德、虞城，下徐、邳入淮，一直维持了280余年。
八、清咸丰铜瓦厢改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九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工二十日全河夺溜。
铜瓦厢决口后，溃水折向东北，至长垣分而为三，一由赵王河东注，一经东明之北，一经东明县之南，三河至张秋汇穿运河，人山东大清河。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无暇塞治，文宗谕示：“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濮阳、范县、台前入山东，夺山东大清河由利津入海。
九、民国27年郑州花园口决河南徙
民国27年(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派军队扒决黄河。6月5日，先将中牟县赵口河堤掘开，因过水甚小，又另掘郑州花园口堤。9日花园口河堤掘开过水。后三日，大河盛涨，“洪水滔滔而下，将所掘堤口冲宽至百余米”。大部河水由贾鲁河入颜河，由顾河入淮；少部分由涡河入淮。至民国36年(1947年)3月15日堵复花园口决口，大河复回故道。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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