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街忆旧
作者 ▏ 姚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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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人口40万左右，大街小巷数百条，多呈纵横交叉豆腐干形，尽往一边倒拐，可回原处。
我的老家金马街，即是紧靠著名丛林文殊院的一条小街。
金马街南端有一泥塑的昂头骏马。往南是金丝街，西面是红石柱街，有一土红色圆形石柱与金马挨近。人们传说：金丝系金马拴在红石柱上，是有史可稽呢还是附会其辞，不得而知。
街南端是金马街小学，原为市立二小（市立一小在少城公园，三小在北书院街）。为躲避日机轰炸，该校曾一度疏散外北独柏树辗转不息，后迁入金马街，将一座庙宇作一番改建，学校遂以街命名。顺街修建一幢3层鹤立鸡群的”洋房子”作为高年级教室，也成为小街的荣耀。
学校北侧，仅一墙之隔是”福音堂”（街坊称洋人公馆），从高楼教室可观其全貌：前院一棵白果树，高拔粗壮，茂盛硕实（现犹存），中部是可供五六十人唱经的礼拜堂。不可擅入的后院有一草坪，石子路面通往靠里的宿舍，地基高出尺许，台阶数级。宿舍系欧美式建筑，门窗均用彩色玻璃镶嵌，豪华气派。靠北小门通花园，沿墙植有苹果树，草坪宽广。
“福音堂”住有两对英国传教夫妇。一名葛海兰，一名云登（译音）。每逢礼拜期，一人拉手风琴，一人吹号，当街演奏乐曲，截拦劝告行人听讲。他们对各类人物均表示极大热忱，小商小贩，提篮挑担均可入内，连和尚、道士都不放过，来者不拒，”有教无类”。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招呼：”欢迎，欢迎，主降福音。”
讲解“圣经”教义和教唱赞美诗的为我国教士，他们来自华西坝，用流畅的英语同洋人对话。唱赞美诗用立式风琴伴奏，曲调徐缓，旋律简单，好唱易记。教唱者用教鞭指着两根长木条夹住的大字报，唱（读）一张，翻转下篇，大家随声唱和。我们学童无所顾忌，长声吆吆，比试高音，犹如读望天书，其乐融融，气氛活跃。待一声“阿门”，祈祷完毕，还发放外国口香糖，給人甜头。
在后花园草坪曾举行过小小运动会，赛跑、踢毽、捉迷藏、丟手帕等，优胜者可得到外国玩具、花篮、饼干等奖品，吸引了众多小孩子参加。教师们佩服洋人的名堂真多。
”福音堂”的北侧和对面，有两座公馆，住有军官、木材商等有钱人。他们深居简出，讳莫如深。女眷穿着华贵，令人目眩。另有两处门道儿——几家同居的大院，此中住户家产似不及公馆人家富有，对其职业亦不甚了了。
交往最多的街坊是街北端左侧一排近20间穿斗式铺面（属文殊院庙产）。住户是以手工劳作为生的平民。有专为僧侣而设的鞋铺、裁缝铺、剃头铺等。鞋铺老板姓赵（保长），专做和尚鞋靴。一般朝元鞋也与众不同，鞋面中缝用软皮做鞋脊，前端微微上翘。做鞋靴就特别讲究，鞋面采用上等青毛贡呢，鞋底足有两寸厚，全用新白布壳叠成，用夹板手工纳底，一针一线拗紧上牢，缜密细致，线点横竖成行，软硬适度，刚柔相济，经久耐穿。鞋底边沿用平锉锉毛，黑白分明，恰似戏台上的朝靴，再用楦头加榫定型，鞋帮如皮鞋般平整，美观大方，工艺一丝不苟，可称独门绝活。
老板信佛，神龛上香火终日不熄。相邻是裁缝铺，专做和尚便服、袈裟，别无分店，承揽了文殊院僧侣衣着，手工细活，成天辛劳。两家专业铺面与寺院僧侣、执事、知客师，上至方丈过从甚密。另一家剃头铺，专剃和尚头，定期去寺院（包括尼姑庵）服务到人，很难走街串巷。街坊是文殊院的佃户，其关系自然更深一层。
街北端向西拐角处，是文殊院开设的”佛经流通处”（现张凉粉餐馆），专售自印的木版经书。进门右侧是经书房，正面里间是阅览室，放置佛学通俗单行本。另备有报纸，如《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中央日报》、《成都晚报》等供阅读。静谧、整洁，是读书的好地方。右侧禅房贴一谐音对联：盗者不来道者来；闲者不来贤者来。宽霖（今为法师）曾住持于斯。
金马街正对文殊院竹林盘，给人置身乡间感觉。每日清晨，划破长空寂静的是城隍庙附近屠宰场猪尖利的嘶叫，刺耳震颤。继而街面响起轰隆轰隆运送河水的车轮声。天刚麻麻亮，北较场”中央军校”传来时而清脆，时而沉闷的步枪点射和轻重机枪连射声，哒哒、哒哒哒……，不绝于耳。接着，文殊院敲响晨钟——开山门了。几种声音昭示一天的来临。栖息在林盘高大柏树上成百上千的乌鸦聒噪不已，纷纷拍翅飞出觅食。黄昏归巢，黑压压一片，形成一大景观。此时，街面上可见赶早市的零星菜担，汤圆担子也吹熄了亮油壶灯；黄包车渐渐增多……。
在这表面平和的生活的背面，却是饱含辛酸的离乱年月。
30年代末，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日趋深入，西南一隅的重庆成为战时“陪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迀至成都北较场。不设防的大后方，频遭日机狂轰滥炸，使闭塞的成都土著也饱经现代战争的恐怖和残酷。
从1939年夏季起，日机开始轰炸成都。每当空袭到来之前，防空当局工作人员即手执黄旗，沿街疾走或小跑，警示民众：预先警报，早作准备。此时，市中心盐市口、顺城街一带繁华区的商号店铺，立即噼里啪啦关上门板，各家收拾金银细软出避。当敌机临近，除有红旗和挂红灯两举示意外，城墙上拉响警报器，音节为三短音，一长音，连拉三次，跑警报的人们扶老携幼，背包捞伞，鸡公车、人力车、挑担抬盒，争先恐后蜂拥般经线香街、火巷子（战时新辟的通道，故名。解放后改名安全巷），直插金丝街、金马街，顺文殊院巷抄捷径从开辟的城墙缺口（俗称垮城墙）过万福桥，去到乡间躲避。此时的金马街又成了交通要冲。人们急于奔命的情景，经年挥之不去。
我家后面是菜园，占地宽广，中有一大堰塘，塘边柳树成荫，与菜地瓜棚相映，一派田园风光。每次跑警报，附近居民懒于远行，就把菜园作为疏散掩蔽场地。晚上空袭，躲藏者更多，或蹲或坐于树荫瓜棚架下，患难相逢，生死难卜，互叙愁腸。天空探照灯光柱来回交替搜索，地面高射炮射程不及，在远处开花；敌机丟下照明弹，把地面照耀得如同白昼，令人在惊骇中大开眼界。躲过一场死亡，不少人”顺便”把一些瓜菜当作额外收获捎带回家。尽管菜园损失不轻，主人一口气叹了，大度处之。这也难怪，一日数次跑警报，连煮饭都顾不上，哪有时间买菜嘛！唯有一次，大家非但没有”顺便”收获，还差点丟掉性命。
1941年7月27日时近中午，人们正在煮饭，忽然紧急警报拉响。我赶忙熄灭灶火，还来不及从后门进菜园，敌机已飞临成都上空。只听爆炸声四起，震耳欲聋，地动房摇。我赶紧钻下方桌，才幸免被屋瓦打伤。后趁隙跑入菜园，见敌机像乌鸦群，黑压压一片，进行轮番轰炸。弹如雨下，火光冲天，破片呼啸。有的人不顾堰塘水深脏臭，卜通卜通往下跳；有的抱头趴卧水沟里；有的奔跑乱窜；有的瑟缩打颤，合掌念佛，祈祷神佑。
随着一长声解除警报拉响，我急忙跑上街头看动静，见一妇人脸颊被破片划伤，鲜血长流，染红旗袍，疾步奔走。“福音堂”中弹一枚，大门左右边炸坍。文殊院山门左侧围墙边，落下两个燃烧弹，多亏僧侣平时准备充分，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沙袋将其扑灭。这天城内多处被炸，一片凄惨景象。
这就是日机分4批，每批27架，共108架轮番轰炸成都給我留下的震撼！
可就在这大人们艰难谋生，劳累奔波的环境中，我们小孩仍自得其乐，随时到文殊院内去瞎胡闹，把自己的足板印镶滿了庙里每个角落。其中最有趣的是邀约到林盘中去玩”打狗山”的游戏。林中有无数上百年高大粗壮的柏树，参天蔽日，上面栖息着数以千计的乌鸦等各种雀鸟，时时啁啾不已；地面落叶厚厚一层，松软潮湿，踩上去如踏泥毯，已夠神秘了，而林盘中部（藏经楼后围墙外地段）有一我们称做“狗山”的土丘就更刺激了。那里喂养了几十条狗，每到这里，我们就拾起树条、木棒、簇拥而上，故意逗狗叫。一吠百应，引得狗群扑来，我们再”且战且退”，或捡石头掷去，或挥舞树棒佯装作攻击状，惊呼呐喊，闹得一塌糊涂，令僧侣大为气恼。见是佃户的细娃儿，倒也不甚责怪。
我们这群顽童中还有个大朋友，是李家菜园的”瓜娃子”，其实一点也不儍。只因他人高马大，略嫌笨拙，常流鼻涕而已。团防训练派他参加，在文殊院照壁前坝操练，他在队列中总是出左脚甩左手，引人发笑，最后只好把他剔除了事。但他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晚上我们常围坐公馆门槛边听他摆龙门阵。特别是那些阴森森的鬼狐故事，听得人毛骨悚然。大家正越围越紧，忽然谁大叫一声：“鬼来了！”于是一片惊叫声中一轰而散。可是以后照例要听他讲。
还有一桩有趣的琐事，也使我至今难忘。
我家门前有一电杆，街坊们常围坐在灯光下摆龙门阵，做手工活。那街灯也怪，忽而灯光呈微红色，好似烟锅巴余火，忽而又亮得刺眼。当它莫名其妙地熄灭时，大家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知识，用脚猛踢电杆，你一脚，我一脚，电灯居然又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