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分南响堂山、北响堂山两处。两山均属太行山支脉，南响堂山原名滏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东魏、北齐时期，皇家贵族分别在山上建凿了南北两座寺院，初名为滏山石窟寺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后统称为响堂寺，近代则习称为响堂山石窟。东魏、北齐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并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其陪都，以高欢、高澄、高洋父子三人为主的皇室贵族经常往来于二都之间，而响堂山是其必经之路。据现存于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三石室即指今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新编第9窟）、释迦洞（新编第4窟）、刻经洞（新编第3窟），可见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室营建的一座皇家寺庙。响堂山石窟现存大小石窟三十余座，造像4300余尊，其中北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龛22座，南响堂山石窟（滏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龛9座（处）。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国均有不同规模的雕饰和粉修。
我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刻经，多分布在河北和山东。响堂山石窟刻经是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分。其书体多为隶书，基本上体现了北齐以写经体隶书为主要书体的特色。由于佛教的传入，统治阶级竞相修寺开凿造像刻经以求功德，至北齐则开凿刻经之风愈盛。书法做为佛教传播的载体，随着佛教的发展，故刻经书体多为隶书并成北齐一代书风。佛教始翻译经文的书体是当时成熟的隶书，自然便由写经的形式而产生了刻经的形式，从而和佛像一样成为被人崇拜的经典。故唐邕：“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书法是具有两重性的，即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一种字体的早期阶段，其实用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后期其艺术性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早期的隶书，是以民间作为实用书体而出现的，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汉末以来书法作为一门欣赏艺术逐渐被社会承认以后，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发生了变化。南北朝时期的隶书正是以艺术主要面目出现的。它的范围，多是在上层社会的一些文人手中，他们既有传统的扎实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受新事物的影响，吸收新的东西。刻经书便是他们以汉隶的书法体势为基，兼以吸收南北两书派的楷书体势营养，而形成了具有北齐特色的隶书写经体。响堂山石窟刻经书法，最大的特点是以楷法写隶间以篆意，用笔方圆兼顾，无较大起伏。撇捺的重按之笔意含蕴籍，笔势稳健极少开张，其书貌瘦不显枯，肥不丰腴，显然是楷隶篆相融合的精神实质。
北响堂山石窟北区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正面龛主尊造像
东魏北齐
北响堂山石窟北区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正面龛主尊造像
东魏北齐
北响堂山石窟北区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侧面龛主尊造像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窟门两侧佛龛及其题记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窟门两侧佛龛及其题记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窟门两侧佛龛及其题记
北响堂山石窟中区第四窟释迦洞中心方柱龛内菩萨像
北响堂山石窟中区第四窟释迦洞中心方柱龛内菩萨像
南响堂山第七窟千佛洞局部
南响堂山石窟第一窟内造像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外侧北壁《唐邕写经碑》
南响堂山石窟第一窟内造像
响堂山石窟刻经的气韵和体势，看上去和山东四山摩崖石刻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极为相近。四山刻经及泰山《金刚经》，有纪年者为北齐武平元年至六年，早期书学界都疑为是唐邕所书，但经考证，已断为周僧安道壹所书无疑。但响堂山和山东四山刻石出于异手，然而并不难窥出其气韵和体势的宗源关系同出一辙。只是四山石刻较为开张俊逸，响堂山石刻较为工雅中和。四山石刻古朴，响堂山石刻灵秀。四山石刻多为圆笔，响堂山石刻用笔则方圆兼备。唐邕和安道壹是同一时代人，且安道壹也曾入仕，后出家为僧，正如前文所述，他们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具有扎实传统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受当时美学思潮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中透出一股超然洒脱的气韵，这或许是他们对中国艺术“得意忘像”的心得升华，表现对书法美的阐释则是“理隐而意深”。响堂山石窟的刻经中多有一些不常见的俗字，其中“万”、“无”等字，这些字与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相同。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等也有相同特点。这对于研究我国书体的历史演变和书法艺术成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清熟，给刻经锦上增彩，给人一种读之忘归、欲走不能的意境。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无论对研究佛教史、佛经刊刻史、书法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清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体现出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又进一步为学书之人开列出了近二百种可供临习参考的佳碑，在康有为开列的碑目中，其中就有响堂山石窟的碑品五处之多（《唐邕写经碑》北齐、《鼓山石经》北齐、《石窟寺重修佛经石像碑》隋开皇十三年、《李君巧造像》隋大业七年、《王辉儿造像》等）。杨守敬在《平碑记》中称《唐邕写经碑》谓：“书法丰破，与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相似。”《集古求真》则称《唐邕写经碑》云：“书兼隶笔，然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映，却没有所谓的“火气”。可见，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便备受学人的推崇。也当属我国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对研究中国佛教史、佛经刊刻史、书法史以及对古代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使用时有删减）
南响堂山石窟第一窟华严洞内刻经壁
南响堂山石窟第一窟华严洞内刻经壁局部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般若洞内《般若经》局部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般若洞内《般若经》拓片局部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般若洞内后壁刻经局部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内壁《无量义经》局部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内壁《无量义经》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内壁《无量义经》
北响堂山石窟南区第四窟刻经洞甬道内《维摩诘所说经》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门外沙门道净撰写的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门外沙门道净撰写的《釜山石窟之碑》
南响堂山石窟第二窟门外沙门道净撰写的《釜山石窟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