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阳：杨波该不该戴三尖？
近年来，经常会看到一些老生演员在《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及其单折的演出中，会在杨波穿的绿蟒或白蟒上佩戴象征武将或武职官员身份的三尖，及至近来杨波戴三尖这一趋势不断拓展蔓延，以致流传愈来愈广，笔者以为必要对《大·探·二》中的杨波究竟应不应该戴三尖做一个粗浅的探究。
首先，历史上真实的兵部侍郎是“六部”之一兵部的副长官，明代为从二品，清代是正二品，其职务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但有一点，在明清官员的品级中，六部的左右侍郎均为文职京官，虽然兵部侍郎隶属兵部，但实际他与吏、户、礼、刑、工其他五部的侍郎一样，仍是一名文职官员。如果仅因杨波的职位在兵部担任侍郎，就据此把兵部侍郎定位为武将或武职官员，显然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其次，就《大保国》和《二进宫》的剧本或舞台演出来看，读者与观众依然会从京剧舞台上的“戏理”中辨别出杨波是文职还是武职。李艳妃唱“我赐你尚方剑朝房问话，要叫那文武臣俱要画押”后，太师李良接唱“用手儿接过了大明天下，朝也思暮也想才归李家。将身儿来至在文班阁下，列位大人请来画押”，在杨波表示“不但不押，还要上殿面奏”之后，李良这才又唱“胆大的小杨波不把押画，待老夫坐江山定把他杀。将身儿来至在武班阁下……”，可见李良是先在文班中碰了杨波的钉子之后又到武班中去画押的。但假使兵部侍郎的杨波身为武职，为什么京剧的前辈们不把杨波和徐彦昭一并安排在“武班阁下”而偏偏要把杨波安排在“文班阁下”呢？更何况在《二进宫》中杨波和徐彦昭还分别有“进宫去休行那君臣大礼，学一个文站东，武列西，各自分班站立在两厢”和“一文一武出宫门”等多处标志杨波、徐彦昭文武不同身份的唱词，可见即便是在旧时的戏班里，前辈们依然按照“戏理”把兵部侍郎的杨波定位为文职官员，既然“文站东”的杨波是文职官员，那么为什么还要给他戴上象征武将或武职官员身份的三尖呢？
再次，笔者曾留意过所能见到的一些涉及老生杨波的京剧《大·探·二》剧照，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谭富英、杨宝森及在他们之前的前辈名家留有此剧杨波戴三尖的剧照，而此后的李和曾、李宗义、梅葆玥等人饰演的杨波也仍不戴三尖。那为什么会在今天三尖就会被一些饰演杨波的演员悄悄地戴在肩头呢？当然，本文的初衷不是探求《大·探·二》中杨波戴三尖究竟始于何人，所以笔者也不想就此再展开不必要的话题。
最后，笔者想结合现实发表一点自己的个人看法。实际上戏曲界内部一直相对处于自我封闭的主观意识状态中，面对外界或行外的商榷意见，业内一般采取我行我素的处理原则，即你说你的，我唱我的。因为至少有一部分以“内行”自居的专内人士始终如一地认为：只要是非专业人士口中所谈基本就没有“这里的事儿”，因而不足也不能采信。然仅就拙文的议题，不论是演员师承有自，还是歌者自出机杼，笔者都渴望得到业内一部分坚持让杨波戴三尖的演员口中说出的终极理由。这究竟是在沿袭京剧“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传统，还是在各自不同的理解、发挥中使京剧传统嬗变，这是笔者通过“杨波戴三尖”而最终关注京剧传统传承的核心问题。
（《中国京剧》2010年4月号，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