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瑚 | 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海德格尔技术之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海德格尔技术之思
刘万瑚 | 文
作者简介
刘万瑚，1986年生，浙江温州人，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象学、古希腊哲学。
摘 要：海德格尔从哲学上将技术之本质规定为“解蔽”，借助古希腊哲学他对这一不同寻常的规定进行了解说。他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论述，柏拉图对poiēsis的规定以及古希腊哲学对技艺与知识之关系的界定，将技术之本质追溯至“解蔽”或者源初的“真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对20世纪的技术哲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也遭受了诸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基于实践伦理角度，而本文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解读出发去审视其技术规定的有效性，揭示了他对古希腊思想之解读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海德格尔；技术；解蔽；古希腊哲学
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至少在两重意义上根植于古希腊哲学:一方面，他对技术的追问着眼于存在论思考，而后者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所开启与发展。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经历了存在遗忘(Seinsvergessenheit)(cf.SuZ，p.2)，在其中技术对遮蔽存在者本身以及存在问题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遮蔽也是现代技术之问题的根源。(cf.GA79，pp.51－53)为了重新敞开源初的存在现象，我们必须思考技术之本质从而寻找摆脱技术之统治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对技术之本质的规定又奠基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独特解读。海德格尔考察技术问题的最重要文本是1954年的讲座《技术的追问》(收录于GA7)，这是对1949年不莱梅四个讲座(收录于GA79)中第二部分“集－置”(Ge-stell)的扩写和改写。在不莱梅讲座中，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进行考察与反思，将其本质规定为集－置。而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柏拉图关于πoiησις的规定以及古希腊哲学对技艺(τέχvη)与知识(έπιστήμη)之关系的界定，将技术之本质规定为“解蔽”(Entbergen)，即他所称的源初“真理”。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解蔽方式，一种是作为的古代技术的解蔽，另一种是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的解蔽。他认为，在解蔽的领域中，我们可以寻找避免技术之危险的可能性，获得面向技术的自由，而这种拯救的可能性来源于另一种解蔽形式:艺术。(cf.GA7，p.36;Figal，p.101，161)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唤醒了人们对技术时代之问题的关注，成为20世纪反思技术的重要力量。然而，他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又充满争议，备受批评。这些争议更多从实践与伦理角度展开，或着眼于批评他对前现代的浪漫留恋而敌视现代技术发展。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规定奠基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解读，学界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讨论广泛而深入，形成了众多富有教益的成果与反思，但这些讨论与批评却较少着眼于他对古希腊哲学概念的解读。海德格尔通过暴力解读古希腊思想，将技术理解为解蔽或将技艺和知识等同，研究者在呈现这一解读时，多跟随他的步伐，未展开细致的对照研究以检视其有效性。海德格尔的解读与追溯过程极为晦涩繁琐，有些研究以极为简化的方式进行展示(cf.Poser，pp.74－75)，而有研究甚至直言回避对其古希腊哲学之解读的审查。(详细讨论cf.Seubold，p.33)而专注于考察海德格尔之古希腊哲学解读的研究所包含之内容相对广泛，并未就技术主题而展开详细讨论。
因此本文的工作是，完整呈现海德格尔技术追问所依据的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并对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本以审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哲学史根据。第一部分首先展示，海德格尔如何依据其古希腊哲学解读而展开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并将技术之本质追溯到“解蔽”，这一步依据他的论述顺序，依次讨论三个关键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柏拉图关于πoiησις的规定以及古希腊哲学对技艺与知识之关系的界定。第二部分以相反的顺序，从最为根本的技艺与知识之关系出发，重新厘清πoiησις的含义，然后揭示海德格尔对因果性的暴力解说。第三部分在海德格尔存在论思考的背景下，结合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解读方式来审视其技术反思。
一、技术与解蔽
在《技术的追问》等文本中，海德格尔强调技术的本质是非技术之物，他把技术的本质从通常的规定“人类的有目的的手段”追溯到“解蔽”，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源初“真理”。这种规定显得陌生而不同寻常，他努力向我们证明这不是他的标新立异，而是古希腊人早就作出的规定。因此，他对这一规定的辩护和证明主要基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解读。他这一规定的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柏拉图关于πoiησις的解说以及古希腊哲学中技艺与知识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考察秩序层层深入，首先所有的技术都基于因果性，海德格尔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学说发掘出其中的核心要素，即制作者对四因的汇聚或者聚集;接着，为了避免将这一聚集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制作，他求助于柏拉图关于πoiησις的解说，并将其解释为“解蔽”，由此就将技术或者“技艺”与解蔽或者“知识”联系在一起;最后他借助古希腊思想中技艺与知识的关系来强化其解读的合理性，同时也更直接地表达了他的核心主张:技术的本质是解蔽。
1.因果性
首先，他将技术的规定性从传统定义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因果性概念，再从后者中提示出“解蔽”这一含义。在传统看法中，关于技术存在着两个规定:一是将技术规定为“合目的的手段”(ein Mittel für Zweck)，在这里技术意味着用以到达某一个目的的手段或工具(instrumentum)。(cf.GA7，pp.7－8)另一个规定是将技术界定为人的行为(ein menschliches Tun)，因为无论是设定目的，还是制作和操作用具等都是人所实施的行为。上述通常规定被海德格尔称为“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die instrumentale und anthropologische Bestimmung der Technik)。(ibid.，p.8)
他又强调这个规定只是正确的(etwas Zutreffendes)，但并不是真实的(das Wahre)。因为，它只是揭示了技术表面上的规定性，而未能深入揭示技术的本质。如果要澄清技术的真正本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求。虽然，这个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不够深入，但作为正确的规定性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实的东西，即导向技术真正的本质。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手段/工具”这个技术的规定性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手段和目的这两个要素，海德格尔指出，这两个要素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中都是广义上的“原因”(αίτία)。通过这一考察，海德格尔将技术的规定追溯到古希腊传统中——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因果性概念。(ibid.，p.9)
相对于现代思想，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原因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含义上被使用，除了现代人那里常用的效力因(causa efficiens)，质料、形式与目的也被看作是原因。海德格尔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解说，一个用于祭祀的银盘，它的存在就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银盘的材料，银;其次是形式，即银盘这种祭器的形制所要求的外形;第三是银盘这种物品存在的目的，即祭祀;第四是银匠。在其中，他对银匠这个原因的解读是关键。近代以来的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进行缩减，将质料因、形式因与目的因从原因概念中排除出去，只留下效力因。效力因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因果性中的唯一合法原因。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近代以来对原因的理解遮蔽了因果性的源初含义，尤其是将第四个原因(银匠)理解为作用(Wirken)与起作用(Bewirken)是对古希腊思想的严重误读。海德格尔用“招致”(Verschulden)取代已经被近代哲学赋予浓厚机械力学色彩的“原因”(Ursache)概念，用以指代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因”概念。(cf.GA7，p.10)
古希腊意义上的因果性不是海德格尔探索道路的结束，他继续将目光投向其中被现代人最为看重的原因:效力因。海德格尔指出，银匠在银盘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在于，他以施加作用的方式制作了这一银盘，换句话说，不在于他动手去直接捶打锻造原材料。这一动手制作和产生作用(效力因意义上的制作活动)虽然对银盘的产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是发挥了极为表浅的作用。银盘的形成更需要的是银匠的考虑(Überlegung)，通过它上述三种“原因”或“招致”被聚集在一起，而具体的动手捶打等动作是这一考虑的表面显现。(ibid.，p.11)因此，近代被称为“动力因”的那个“原因”更加深刻的本源在于“考虑”，而非直接的制作。随后，海德格尔开始了词义分析与词源追溯。他指出，“考虑”的古希腊语是λέγειν和λόγoς，而它们植根于άπoφαίvεσθαι(展现)，而他把后者理解为:“带向显露”(zum Vorschein bringen)。(ibid.)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关于从λόγoς到“带向显露”的论述极为简略，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一主张在《存在与时间》中有相对详细的解说。在那里，他从λόγoς的基本含义“言说”出发，将其解读为:δηλoῦv［展示］:把言谈之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SuZ，p.32)而谈话的这一功能被亚里士多德规定为άπoφαίvεσθαι，海德格尔又将其理解为“让人看”(Sehenlassen)。(cf.ibid.)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获得这一结论的过程。首先将技术的本质从“人类的有目的的用具”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因果性概念，接着将因果性规定为招致，找到了最直接的招致方式，抓住其中的考虑或者思考这个要素，然后将其解释为“带向显露”。这离他要追求的核心概念“解蔽”只有一步之遥。但他还未直接到达这个结论，因为在这里还存在一种理解可能性，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对招致的误解”，即把因果性或招致理解为一种作用方式，某种生产制造的方式。(cf.GA7，p.11)因此，他需要更直接地将招致与解蔽联系起来。这就需要借助他对柏拉图的πoiησις概念的特殊解读。
2.πoiησις
海德格尔已将技术之本质追溯到因果性，继而用“招致”来标记因果性，然后他指出，所有的招致都意味着引发(Ver-an-lassen)，因为，四种招致方式都是使得某物在场到达。而在德语中，这种情况又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带入，它将在场者带向显露。(ibid.，p.12)这里仍然没有超出上述因果性解释的结论，即因果性是“带向显露”。这个结论虽然提示出技术的本质涉及“解蔽”，但生产制作这个规定性仍然是讨论技术概念首先想到的内容。因此，他需要把这个要素也解读为解蔽。在古希腊语中，用于表示“制作”的词是πoiησις，海德格尔通过解读柏拉图《会饮》篇里对πoiησις的界定来完成这一目标。
ή γάρ τoι έκ τoῦ μή övτoς είς τό öv ίόvτι ότῳoῦv αίτία πάσά έστι πoίησις.(Symp，205b8－10)
海德格尔将其翻译为:“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πoiησις，都是产出(Her-vor-bringen)”。(GA7，p.12)而这句话的字面直译应当是:“对于从非存在走向存在的任何事物来说，每个原因都是制作”。海德格尔翻译与解读的关键是将“τoῦ μή övτoς”(非存在)和“τό öv”(存在)翻译为不在场者(das Nicht-Anwesende)和在场(das Anwesen)，由此，这个过程就可以是一个解蔽，而非创制的过程。同时他将πoiησις翻译为“Her-vor-bringen”，后者德语中常指生产、制作等活动，但它字面上是“带出来”“带到面前来”，因而容易与“带向显露”相关联。
从“不在场”到“在场”是一个解蔽的过程，“Her-vor-bringen”字面上的“带出”也提示着将被遮蔽的东西带入显现。这样的翻译与解说就使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将πoiησις这个一般被理解为制作的概念解读为被遮蔽者进入无蔽领域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解蔽中发生的过程。由此，他就将因果性推进到了他想要到达的无蔽领域，而无蔽即古希腊语中的άλήθεια(真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海德格尔式的源初真理。这里的真理不是命题或者判断之属性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Entdecktheit)和此在的展开状态(Erschloßenheit)，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源初意义上的真理，也是命题真理的源初根据。(cf.SuZ，pp.219－226)
3.技艺与知识
把技术的本质界定为解蔽和真理，这是一个显得不同寻常甚至奇怪的规定，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去甚远。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他的读者会提出质疑。(cf.GA7，pp.13－14)因此，他需要对技术和解蔽之间的关联作更多的解说，以消除读者的质疑。他力图表明，将技术的本质看作解蔽虽然是陌生的规定，但是，也不是他的臆想和捏造。于是，他借助古希腊传统中技艺(τέχvη)与知识(έπιστήμη)的关系来说明，他对技术之本质的规定有古希腊哲学传统的支持。
古希腊语“τέχvη”是“technology”(技术)的词源。海德格尔指出，τέχvη在古希腊传统中表示和制作与创制相关的手艺或者技艺，不仅包括实在事物(比如家具等)的制作，也包括修辞术以及诗歌、艺术作品的创作技艺;而“έπιστήμη”是“epistemology”(认识论)的词源。这两个概念都用以刻画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把握与精通。因此，关于技艺他强调:
着眼于τέχvη一词要考虑的另外一点更为重要。从早期直到柏拉图时代，τέχvη一词就与έπιστήμη一词交织在一起。这两个词乃是表示最广义的认识(Erkennen)的名称。它们指的是对某物的精通，对某物的理解。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亚里士多德在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3、4章)，区分了έπιστήμη与τέχvη，而且是按它们的解蔽作用和方式来作这种区分的。Tέχvη是一种άλήθεύειν(解蔽)方式。(GA7，p.14)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比如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τέχvη与έπιστήμη并未被明确区分，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对这两个概念作出不同的界定。(cf.Parry)但他仍然把它们都看作是获得“真理”的方式，一种解蔽方式。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τέχvη与έπιστήμη都是灵魂获得真理的方式，或者说是解蔽(άλήθεύειν)。只不过它们具有不同的解蔽方式，τέχvη涉及的对象是可变的，而έπιστήμη涉及的对象是不可变的。无论是τέχvη还是έπιστήμη都涉及对世界的把握和领会。比如，一个木匠对木材和要制作的器具必须有所认识，才能说他具有技艺或者技术。
有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文本的支撑，海德格尔这时可以明确主张，技术的本质是解蔽:“因而，τέχvη之决定性的东西绝不在于制作和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上面所述的解蔽。作为这种解蔽，而非作为制作，τέχvη才是一种产出”。(GA7，p.14)“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άλήθεια［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ibid.，p.15)海德格尔依据不同的解蔽方式对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作出区分，古代技术是πoiησις意义上的解蔽，而现代技艺是逼促着的解蔽(das herausfordernde Entbergen)，即他所说的集－置(Ge-stell)。(cf.ibid.，p.20)他用一个例子展示了两者的区别，古代农业技术对土地是关心和照料，而现代农业技术则是逼促和剥削压榨大地。(ibid.，pp.15－16)
此外我们还需补充关于本质(Wesen)概念的讨论。海德格尔强调，这里的本质并非传统意义的持续之物(das Währende)，比如柏拉图哲学中的持留不变之物(das Bleibende)，“ίδέα”(理念)，或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永久持续之物(das Fortwährende)，“τό τί ᾖv εἶναι”(所是，本质)。他使用“允诺者”(das Gewährende)来重新规定本质，即一个事物的“本质”不是其中持存不变之物，而是允诺着这一事物的东西。解蔽允诺着技术，因而解蔽是技术的“本质”。(ibid.，pp.31－32)
二、技术作为解蔽之问题
海德格尔将技术之本质规定为“解蔽”，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解蔽，古代技术的解蔽是一种πoiησις的解蔽，而现代技术的解蔽是一种逼促或者集－置。这种对技术的理解摆脱了我们对技术的日常理解，它试图突破流俗观点对技术的遮蔽，而挖掘其更为深刻与源初的本质，是一种极为新颖与彻底的规定，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陌生的规定，晦涩而奇特，并且伴随着质疑。
众多学者从实践和伦理角度批评海德格尔的技术规定，因为这种规定将现代技术造成的问题归于现代技术的本质本身，而忽略了人类伦理道德的作用与责任。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之规定本身还存在更直接的问题。无论是对因果性的论述，对πoiησις的考察，还是对技艺与知识之关系的讨论，他的解说都奠基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洞见。然而，这些解读是否可靠仍值得商榷。接下来，我们通过考察相关文本来审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在这里将会采取与海德格尔论述过程相反的秩序，首先，从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技艺之关系入手;接着澄清技艺概念中存留的一个解释可能性，即海德格尔利用柏拉图对πoiησις的定义忽视技艺的“制作”而强调其“解蔽”意义，因此展示πoiησις本身的“制作”或“创制”意义将是第二步的工作;第三，在澄清知识与技艺的关系以及πoiησις的含义后，我们将能揭示技术的因果性何以不能被视为“解蔽”。
1.技艺与知识
我们从最核心的技艺与知识之关系说起。海德格尔利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论述展示了两者的本质关联。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将技艺的本质等同于某种“知识”，而只是强调了所有的技艺操作都需要奠基于关于对象的认知与把握，因而技艺本身也包含了对事物的谙熟。
关于这一点他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中有明确的说明。他指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感觉(αἴσθησις)，记忆(μvήμη)，经验(έμπειρία)和技艺(τέχvη)等。技艺优于经验，因为它能够应用于普遍事物，而经验只能处理个别情况。而这是因为技艺拥有者明白对象的原因，因而具有认识并且精通相关内容。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认知(είδέvαι)和精通(έπαἴειν)更多地属于技艺而不是经验［……］因为有技艺的人知道原因，有经验的人却不知道。(Metaph，981a24－29)
一个有经验的人只能根据过去的经历帮个别人治疗个别疾病，但医生能用医术治愈不同病人和不同疾病，这是由于他具有关于人体运行之原理与原因的知识。由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把技艺当作一种解蔽或者知识，因为，一个合格的技艺拥有者必须要对工作对象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因而技艺必然包含广义上的知识，即对世界的认识和领会。在这个意义上技艺和知识本质上相关联，它们都是基于灵魂的διάνoια(理知)。(cf.ibid，1025b6，b25)除此之外，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现象还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无论是技艺还是知识都朝向一定的目标(cf.Eth.Nic.，1094a1－4);它们都涉及普遍情况，而不是个别情况。(cf.Metaph，981a16－981b8，1026b3－28)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拥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所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并未区分它们，而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严格区分这两者。(cf.Fiedler，p.169)
对技艺或技术来说，解蔽或认知的确不可或缺，但倘若就此将其理解为技术的本质，那么恐怕无法充分把握技术之规定性的完整内涵。就像道德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知道好坏懂得善恶，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它奠基于对伦理道德的“解蔽”，但倘若以此为理由将道德行为之本质规定为解蔽，那么将无法充分解说道德行为的内涵，因为道德行为除了解蔽，还必须有抉择与行动。
此外，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技艺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技艺与知识的根本差别。
所有的技艺都使得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得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艺的本原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因为，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因为，这些事物的本原在它们自身之中。(Eth.Nic.，1140a10－15)
在上述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在狭义上使用知识概念，也揭示出技艺与狭义知识的几点重要差别。首先，它们涉及的对象领域不同。知识涉及的对象是不变的(cf.ibid.，1139b21－22)，而技艺涉及的对象是可变的，即这个东西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是因为被制作物的本原或者原因就在制作者那里，是否产生需要看制作者是否实施这个技艺。这就引发了第二个差别:科学的对象是必然的，而技艺对象则不是。科学对象的本原在自身之中，而技艺的对象是被制作的，其存在或者生成的本原是制作者。比如，没有工匠就没有桌子，但没有几何学家，几何学仍然存在。此外，上述差别也提示了它们的不同目标，技艺的目标在于产生行动之外的结果或者产品，而科学不用产生一个外在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认识活动本身。
我们看到无论是广义上的知识(关于任何对象的把握与领会)，还是狭义上的知识(关于不变对象的认识)，知识和技艺之间都存在重要区分。而这一区分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技艺之规定性，即技艺除了是一种解蔽或者认知，还是一种生成的原因。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言:“在生成的东西当中，有些因自然生成，有些因技艺生成，有些因自发生成”。(Metaph，1032a12－13)“技艺必须是同制作(πoiησις)相关的”。(Eth.Nic.，1140a16)因此，对技艺的本质规定不能忽视生成或制作、生产。技艺不只是涉及关于对象的认识或解蔽，还涉及生产对象，它是对象存在或不存在的本原。比如，木匠之工艺不能只是认识到木材的性质和家具的形式，还需要生产出家具;医术不能只是认识到身体运行的原理，还需要产生健康;艺术和诗歌不能只是认识到美，而是要产生美的作品。
技艺不只是涉及对对象的解蔽或者说关于对象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对对象的生产和制作。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他对此的回应是，将古希腊思想中的制作概念“πoiησις”也解读为一种解蔽。而他所依据的文本是柏拉图对话中对这个概念的字面定义，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考察柏拉图的那段引文。
2.πoiησις
我们重新来看柏拉图在《会饮》里对πoiησις的定义，接下来将从语境和文本自身的含义出发去考察海德格尔对这个定义的解读。
这个规定的背景是苏格拉底在讨论爱(’’Eρως)时转述迪欧蒂玛(Diotima)的观点，后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渴求(έπιθυμία)都是爱，只有对好东西和幸福的渴求才是爱。她以“πoiησις”概念为例进行解释。在古希腊语中，的字面含义是创造或者制作。由此，就出现了海德格尔所引用的那个关于πoiησις的字面定义:
ή γάρ τoι έκ τoῦ μή övτoς είς τό öv ίόvτι ότῳoῦv αίτία πάσά έστι πoίησις.(Symp，205b8－10)
迪欧蒂玛指出，按照πoiησις的字面意思所有使事物从不存在变成存在的制作都应被称为πoiησις，而所有的手艺人都应被称为πoιηταί。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称诗歌和韵律为“πoiησις”(诗歌)，把创造它们的人称为“πoιηταί”(诗人)。她以此说明不是所有的渴求都是爱，就像不是所有的制作都是πoiησις，不是所有的制作者(手艺人)都是诗人。在这个语境中，迪欧蒂玛是在狭义上来使用πoiησις的，即与诗歌相关的创作，而将其他的技艺排除在外，尤其是和用具制作等相关的手工技艺。因此，海德格尔在此使用这个引文以说明技术是很奇怪的，因为，他所追问的技术是指古代的手工技术以及现代的机械技术。而在这个语境中，迪欧蒂玛恰恰将这些技术上的制作排除在πoiησις的含义之外，而仅局限于诗歌的制作。
不过，退一步讲，我们也可以设想，海德格尔只是孤立地借用这个句子，而不考虑其语境，或者说，他只是考虑“πoiησις”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即涉及任何事物的广义制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依据这个引文将πoiησις理解为解蔽。这段话的忠实翻译应该是:“对从非存在走向存在的任何事物来说，每个原因都是制作”。而海德格尔的翻译为:“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πoiησις，都是产出［Her-vor-bringen］”。(GA7，p.12)接着，他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说，他指出产出的发生是通过遮蔽者进入无蔽领域。(cf.ibid.，p.13)我们看到这里最关键的差别是忠于原文的翻译会将“τoῦ μή övτoς”和“τό öv”翻译为“非存在”和“存在”或者“无”和“有”，但是，海将其翻译为“不在场者”(das Nicht-Anwesende)和“在场”(das Anwesen)，进而进一步理解为“被遮蔽状态”(Verborgenheit)和“无蔽状态”(Unverborgenheit)。但是，“非存在”和“被遮蔽”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被遮蔽的东西可以是已经生成的存在物。比如，一个桌子在墙后被挡住，不能被看到，它处于被遮蔽状态，但不能说它是“非存在”。海德格尔刻意如此翻译是因为，非存在到存在的过程意味着制作或创造，而从遮蔽到无蔽的过程却可以或者必须理解为解蔽，因而可以导向他所需要的结论。如果忠实于引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文强调的是πoiησις是从“非存在”到“存在”或者说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创制和生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但是被遮蔽的东西到解蔽状态的过程。
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语境来看，海德格尔利用这句话将πoiησις解读为解蔽都是奇怪而缺乏说服力的。他将技术的πoiησις理解为解蔽尤为奇怪。无论是古代技术还是现代技术都涉及创造性的生成，产生自然界并不存在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将技艺活动分为两类:要么模仿自然，要么发明创造。“一般地说，技艺要么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实现的东西，要么是模仿自然”。(Ph.199a15－16;中译本参见亚里士多德，2016年，个别地方有微调)无论是模仿自然，比如古代技术中人类模仿鸟类盖巢而盖草房，还是实现自然中不存在的事物，比如现代工业的流水线技术，它们都不是将被遮蔽的东西解蔽出来，而是将事物从“无”到“有”制造出来。
3.因果性
在审查了海德格尔对技艺与知识之关系以及对πoiησις的解释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明白他关于因果性的解释存在的问题。
海德格尔依据对技术的“工具性的与人类学的规定”将技术的本质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因果性概念，他忽视了其他三个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而聚焦于“动力因”。他反对传统将技术实施者的作用理解为直接的制作或者操作，而认为制作者(例如工匠)的作用是解蔽。因为，工匠首先考虑并且聚集三种招致方式(三种原因)，而这个考虑在古希腊语中是λέγειν(言说)和λόγoς(话语)，它奠基于άπoφαίvεσθαι(展现)，后者的意思是“带向显露”。这个解说最大的问题是制作者(比如银匠)在生产银盘中的作用是否主要是“解蔽”或者说广义上的认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中讲解了制作者生产制作的过程，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解释的可疑之处。
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的形成有三种方式，由于自然、由于技艺或者由于自发。由技艺引发的生成——比如，建筑师盖一座房子——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建筑师理智中先拥有关于房子的知识(έπιστήμη)与原理(λόγoς)，由此形成了思维(voεῖv)中的房子。他要思考我们需要哪些材料与工作才能形成最终的房子，一直往回倒退至他能够开始的工作，比如，准备砖块和木材。这是从目标到手段的还原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开始制作的阶段，使用工具和材料，将第一个阶段所思考的程序反过来实施，从砖块到墙壁等等，再最终到完整的房子。这是从手段到目标的实现过程。(cf.Metaph，1032b1－32)对比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对制作者之工作的论述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的解说只强调了第一个过程，即思考的过程，却完全忽略了第二个过程，即实际操作的过程。这对于技艺的规定来说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建筑工人、银匠或者医生只是进行了第一步的“解蔽”工作，只具有知识或认知，而无视第二步的技艺实施和操作阶段。
从前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τέχvη与έπιστήμη的确具有本质上的关联，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技艺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完成技艺的必要一步。其次，技艺的具体实施阶段，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解蔽的过程，而是一个生产、创造和制作的过程。此外，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也会注意到，制作者对产品的思考在古希腊语中更常见是“voεῖv”，而很少是“λέγειν”，后者更常见的用法是“言说”。海德格尔为了将论证引向λόγoς，从而到άπoφαίvεσθαι，强行使用“λέγειν”这样一个不常见的用法，而忽视了更为常见的“voεῖv”。
因此，将技术的本质或者源初含义理解为解蔽这样的规定性至少在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本中无法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技艺概念包含了解蔽和制作这两层含义，他使用时会侧重其中一个含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制作这一含义，而将技艺之本质径直规定为解蔽。古希腊人早已经意识到，解蔽或者知识虽然是技艺或者技术的必要而关键的要素，但它并不能构成技术的全部本质。
有人可能会为海德格尔辩护，他谈论的技术之本质中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持存者。就像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他所论述的“本质”(Wesen)不是一个事物之中保持不变的必然要素，而是指允诺者。即解蔽是技术的一种允诺，没有解蔽的允诺，就不可能实施技艺，比如，没有银匠对银和银盘的了解，他不可能生产银盘。但这种辩护的问题是，从上面的多次说明中我们已经展示出，对技艺提供允诺的除了解蔽，还有操作、制作等等直接的作用。海德格尔将制作等要素无视或将制作也归结为解蔽，这显然无法充分描述技术这一现象的本质或者“允诺”。
三、海德格尔技术之思与古希腊哲学
前文的考察与反思清楚地呈现出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思考在何种意义上奠基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独特解读以及这种解读存在着明显偏离。但倘若要完整地看待其技术之思，那么我们仍需要考虑这一思考所具有另外一重古希腊哲学渊源，即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之思，这一存在论思考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洞见。后期海德格尔转向对“存在历史”的思考，按他的解说，存在所经历的历程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存在本身的必然命运。最初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尤其是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已经把握到关于存在的诸多洞见，但这些发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被形而上学的教条所禁锢，存在被诸如“理念”(εἶδoς)、“实体”(oύσία)、“实现”(έvέργεια)等概念所解释与掩盖，陷入被遮蔽状态，而这一遮蔽在现在的技术时代达到顶峰。(cf.Sheehan，p.252，255，265)在现代技术的集－置中，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与我们自身)都被聚集起来变成供技术差遣的能量与资源，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被服务于技术之订置(Bestellen)的“持存”(Bestand)所覆盖。源初的存在被遮蔽了，更严重的是，现代技术的统治力量将集－置视为通达存在者的唯一解蔽方式，由此也遮蔽了通达存在者之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技术对存在的集－置原本是对存在的一种遮蔽，现在变成通达存在的唯一解蔽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技术不仅遮蔽了存在者的存在，而且遮蔽了这一遮蔽本身。(cf.GA7，p.28)因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一开始便不只是针对技术问题本身，而是具有存在论上的深层次动机，即通过思考技术的本质，以谋求获得与技术的自由关系，或者说，他试图通过反思技术让我们从技术的统治中获得解放，以更源初的方式通达存在。
然而，着眼于技术以独特的“解蔽”方式(集－置)遮蔽了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思考只专注于技术的“解蔽”。为了将技术之本质规定为解蔽，他以暴力方式解说古希腊哲学，由此导致其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释出现诸多明显的偏离，这是多种极具争议的解读方式的结果。首先，他往往忽视文本的背景和语境或哲学家思想的整体，孤立地考察一个句子。比如，他对πoiησις之定义的解说就完全不顾语境中将它局限于诗歌的事实，强行将其解读为技术的“解蔽”。其次，对这些句子的解读聚焦于个别核心词汇(比如，πoiησις，άλήθεια，λόγoς等)，但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往往脱离句子和语境，而诉诸辞典、词源或联想。比如，他依据构词法指出“真理”(άλήθεια)的源初含义是无蔽，而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命题真理，并认为命题真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才有的真理概念，完全无视赫希俄德与荷马早已在命题真理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一个词有多种义项和用法，但他只抓住那些可以导向自己观点的义项。比如，技艺在亚里士多德那边有多种不同的用法，既是一种相对于经验更为高级的认知阶段，也包含制作这一因素。但海德格尔只选择符合自己理论的用法，而忽视其他含义。如果词源和词义上都不能到达解蔽这个结论，那么他便通过词义的关联进行说明。比如，从因果性到解蔽，是通过聚焦于制作者这个原因，将制作者的作用规定为考虑，再从考虑联系到λόγoς，于是从中引向άπoφαίvεσθαι，后者被他规定为“让人看”，由此与“解蔽”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操作缺乏学理上的有力支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和任意性。
这类解读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完全错误的，而在于目的性太强而显得片面与任意，甚至具有戏剧性。我们的所有语言和行为都包含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因此，许多重要的古希腊哲学概念都可以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被联系到“解蔽”上。但海德格尔为了将这些概念的本质或源初含义规定“解蔽”或“真理”，强行将它们的语境背景或其他含义与用法都忽视了，只看到了解蔽这个因素。这就剥夺了这些概念本身的丰富内涵，仿佛古希腊思想就只有是解蔽，古希腊哲学的核心词汇都围绕着“无蔽”(άλήθεια)。为了强调源初技术作为πoiησις对存在的解蔽以及现代技术作为集－置对存在的“解蔽”与遮蔽，他强行忽视了技术的制作因素，以求突出地将技术问题与存在的解蔽与遮蔽相关联。为此服务的古希腊解读不在于忠实呈现古希腊哲学的源初面貌，而在于以暴力方式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规定提供思想史的合法性，因而它们的价值也限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之内。格列佛在格勒大锥这个地方遇到了可以召唤任何鬼魂的长官，他见识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鬼魂，比如帝王将相甚至哲学家，他说:“有一位鬼魂，我不必说出他的姓名来了，悄悄地对我说:这些评注家由于惭愧自己把这两位作家［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介绍给后世的时候错误百出，所以在地下总远远地躲着他们的作家”。(斯威夫特，第177－178页)海德格尔在那里离古希腊哲学家的距离恐怕比这些评注家们还远。
不过海德格尔并非是完全依附于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注释者，而是一个具有原创性洞见的独立哲学家。他依据自己的存在论思考自由地解读古希腊思想，而将真理、艺术和技术等概念的源初含义规定为解蔽，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这些传统主题，也启发了研究者对古代思想的思考与解读。他对技术的反思与其后期“存在历史”之思考紧密相关，早期他着重从沉沦出发解说存在之遗忘的根源，而后期则关注技术时代对存在的遮蔽与遗忘。他以极大的热情与卓绝的努力反思技术之本质，以寻求从技术之统治中摆脱的解决道路，尽管存在着种种争议，但是他对技术的追问与思考形成了20世纪技术反思的一个重要尝试，唤起了我们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在技术哲学领域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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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