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紫东编纂《永寿县志》《陇县县志》之稽考与《乾县新志》之浅析
韩荆州 祝晓娣
范紫东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不仅是一代秦腔剧作大师，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方志家。本文以胡孔哲《范紫东先生年谱》所记范紫东在民国时期编纂的三部县志，略抒管见，求正于方家和读者。胡孔哲《范紫东先生年谱》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范紫东编纂《永寿县志》，“志中对漆园及漆水考证特详”。范紫东自己撰文，也曾说他编纂《永寿县志》①并说“考证极详”。但查阅1949年后永寿县第一轮县志（1991年版），发现对民国时期永寿编纂县志情况，叙述过略，行文仅二三句，予以迻录：“另有张荷僧、张寿祥分别撰编的民国《永征原稿》《永寿县志》均系片断手稿，未成书。”显而易见，文中未列有范紫东编纂的《永寿县志》。再查阅永寿县第二轮县志（2012年版），发现范紫东编纂《永寿县志》依然阙如。不过其志对民国时期永寿编纂县志情况比一轮志叙述较详。其志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陕西长安人、时任永寿县县长冯景异始修永寿县志，特邀永寿县监军镇榆林村、光绪时恩贡生、隐德不仕、归佛养晦的张荷僧为总纂。历经数载，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稿成，取名为《永征原稿》。是年，甘肃清水人、时任永寿县县长祁芸石将其书稿呈送省府鉴定。民国三十年（1941），河南舞阳人、时任永寿县县长韦德懋又将《文征原稿》书稿呈送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审定，但因时局动乱，未刊印。据此可见，范紫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到永寿纂志，正是在张荷僧纂志期间。有可能是永寿县请范紫东对张荷僧正在编纂的永寿县志（那时还不叫《永征原稿》），覆加笔削，斟酌使其尽善，类似他翌年在陇县纂志。如果是请他另起炉灶，重新纂志，其志稿于翌年为何未被祁芸石上呈，是祁芸石有偏见吗？难道后来的韦德懋（永寿二轮志称他为“言寡心慈、政简刑清”）也持偏见，其人不是也呈送的是《永征原稿》么！毕竟《永征原稿》总纂没有范紫东的名字，张荷僧在自序中也未曾提及范紫东②，范紫东明明说的是《永寿县志》而不是说的《永征原稿》。民国时期，永寿县确曾编纂过一部名为《永寿县志》的志稿，据永寿县二轮志载，时已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比年谱记范紫东纂永寿志迟十一年）。时任永寿县县长、河南登丰人李同琏主修，张荷僧推荐其子，时任永寿县政府秘书张寿祥为总纂，其志以张荷僧的《永征原稿》为基础，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脱稿，确以“永寿县志”四字冠其书名，至新中国成立亦未刊印。民国时期范紫东编纂永寿县志一事，显然已被历史湮没，不易钩沉，难以厘清。胡孔哲《范紫东先生年谱》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范紫东编纂《陇县县志》，其实应写作《陇县新志》，范紫东自己撰文也说他有此一事③。查阅1949年后第一轮《陇县县志》（1993年版）和报刊上的相关文章获知，今陇县所存旧志，其中有一部民国时期的《陇县新志》书稿。成志的过程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任陇县县长，陕西泾阳人邓霖生倡修县志，翌年，时任陇县县长、陕西咸阳人王藩城，设县志局开始纂修县志，因县府经济拮据，迄未成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胡孔哲在《范紫东先生年谱》中记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任陇县县长、陕西华县人程云蓬，拨款七百元，续修成册。为了抬高县志的身价，遂函请当时省垣有才望学殖之人，即时为陕西省民政厅秘书范紫东；甘肃天水人、曾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北平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为梁启超所器重、时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实为省长邵力子的私人秘书冯仲翔二人为总纂，对已修成的志稿，覆加笔削，报省核审。省长邵力子曾亲审批阅，终因县府无款而搁置。民国二十八年（1939）时任陇县县长、江苏江阴人张丰胄，又组织人员对程云蓬主修，范紫东、冯仲翔总纂的《陇县新志》书稿的基础上，再次编纂续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时任陇县县长、陕西华县人史恒信又重建纂志机构，又在张丰胄所修的《陇县新志》书稿的基础上，再次编纂续修，下限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其志完稿，时至民末，尚未付梓，其稿虽今存，但当年经范紫东、冯仲翔笔削，浸润着他二人手泽的那部志稿却难觅其踪。胡孔哲《范紫东先生年谱》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范紫东“寄居乾城新开街韩姓之前庭，纂修《乾县新志》”。时值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寇数十架飞机侵入西安，曾在西关投弹数十枚，十月间范紫东为避凶锋，携家回里。民国二十八年（1939），范紫东寄居县城新开巷（亦称新开街）韩守魁家的前庭，其前庭被院中一株根深叶茂、虬枝盘曲的龙爪槐遮掩，故范紫东给其前庭取了一个风雅的名字“槐荫轩”。民国二十八年（1939），时任乾县县长、陕西富平人田屏轩，敦请范紫东为乾县县志的总纂。当时，虽然“旧家藏书，类多散轶，其搜讨也难；官府案卷，屡遭兵燹，其检查也难；乡村事迹，漫无记载，其采访也尤难”④，但他迎难而上，毅然于是年四月开始着手，在编纂期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田屏轩调离，接任的是山西崞县（今原平县）人、山西大学毕业的续俭，其人修志力度，不逊于前任。是年三月，由他主修，范紫东总纂的《乾县新志》脱稿，报省核审后，续俭遂欲出版，“乃以资力不逮，迟之又久，弗克付梓”⑤。在民国三十年（1941）秋，续俭“再谋之诸乡长，相与劝募四千五百金”。⑥方将其稿交给西京克兴印书馆，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乾县新志》终于出版。为铅印本，共六册。其正志十四卷，附刊杨奂文集四卷，全志共十八卷，五十二门类，四百二十三目，附表三十二帧，图二十五幅。正志前有序六篇，纂修职名一篇，凡例一篇。本志书名由当时民国政府林森主席题。本志因何由林森主席题名，待考。首序为曾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乾州直隶州知州、清末民国著名史志学家、杨虎城曾聘为《陕西通志稿》《续修陕西通志稿》编纂、江苏江宁人吴廷锡撰；次篇序为乾县县长续俭撰；第三篇序为范紫东自撰；其它三篇序的撰写者，分别为邑人胡文炳；邑人、曾在民国十九年（1930）任乾县县长的史赞修；邑人、后来为《范紫东先生年谱》的作者胡孔哲。当时，范紫东编著的《乾县新志》一面世，遂获省内外方志界的好评，一致认为其志内容之丰富，篇幅之大，存史、资政、教化及学术价值远远超越清及清以前的乾县所有旧志，为省内外民国志书中的上品，其志影响卓然，后来诸多县修纂志书，皆以其志为范本。范紫东纂《乾县新志》《凡例》中写道，“本书之内容可大别为'创、补、续、因、变’五项”。“创：新增之事类，出于前志范围之外者”；“补：前志各门类之未臻完备者，从而补完之”；“续：前志成于清光绪十年迄今五十年间，所有应行采入之事物人文，皆逐类编续，俾征文考献者，得按时而推究事业文化之变迁焉”；“因：前志或旧志所记载之事物，凡应仍旧贯，皆因之”；“变：本书之体例，除金石古迹外，其他门类悉变前志之面目”。“以上创、补、续三项皆属新编，共占全书十分之八，因仍前志者，仅十分之二耳。”正因如此，范紫东方将其编纂的乾县县志，取名为《乾县新志》。
从前旧志编纂者持君贵民贱，君尊民卑的观念，不忘宸翰，不忘职官，看不到乾地人民生活状况，不像范紫东编纂《乾县新志》，却以关乎乾地民生之事作为其志的骨干。他为了能较全面地、翔实地去记录，遂选用了六十一个邑人作采访员，将全县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让采访员分别至各个乡镇村堡，进行实地周谘博访，深入挖掘，提供资料。在《乾县新志》中，“晷候志”为首卷，范紫东在其前言中说：“谈星者，即以之占休咎，前人已讥其不经，且无裨民用，故概从删。惟晷影之度，寒暑之节，于农功民事关系，极为切要。”乾地劳苦大众赖以生存、安身立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男耕女织。为此，《乾县新志》特设了《业产志》。志中，将农业和纺织业分专节记述，其中对纺织业记述特详。范紫东曾为促进乡土纺织业的发展，竟发明了双绽纺纱机（此消息曾发表于1944年3月23日《西康国民日报》）。对与乾地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产，以农产、圃产、林产、药产、货产、矿产、畜产分目述之，《农产》中记述了乾地主要农作物小麦，说若要小麦丰收，乾地南北部须年年换种。为了乾地百姓，有所收入，特设了“药产”条目，对乾地所产药材作了详细介绍，其目的在介绍到最后时透露：“乡民若能按时采取，尽量运销，则于农村之经济，裨益非浅。吾乡人士其注意焉！”在乾县已往的《县志》中，能如此阐述以上诸事，唯范紫东为第一人。教育，是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事业，提高乾地民众素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为此，《乾县新志》中设有“教育志”。前志虽有过对书院校舍、山长薪金的记录，但对所受教育者的身份，多未提及。范紫东看到桑梓办学蔚然成风，他倾情地把这一令他欣喜的社会进步现象，记入“县志”。在《乾县新志·教育志》中，对民国时期乾地国民小学建于何镇、设于何村都作了记录，昭示乾地民众，尽可能地让子弟进校，不仅男子，女子也可进校读书，城内有考院女子小学，陕西省立乾县中学，有女生班。记述民国时期乾地百姓子弟进校人数之多，为当时空前盛况。从前，赋税从上到下，层层加码，而且愈演愈烈。前志虽有过《田赋志》，只是无关痛痒地记述田赋丁银数目，这令悯农的范紫东悲愤有加，他要说明乾地民众所承担的赋税真象，故设置《赋税志》，分为“清代田赋之名类”、“民国田赋整理”、“县地方田赋附加”、“征榷”、“县地方收入”等方面详述。在行文中，范紫东用了“横索竖取”、“任意摊办”、“架使霸吞”、“踵事增收，日新月异”、“悉累之于民”、“民不堪命”等词语，并告诫主政者应“轸念民瘼”。宣统三年（1911）的百日乾州保卫战，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乾地民众生活中一件大事，《乾县新志》对其事的记录，有着重大意义，范紫东其所以在志中能全面、真切地记述，缘于他曾参于过保卫战。乾州保卫战一开始，一九一零年参加同盟会的范紫东，即被任命为乾州知州、兼西路招讨使署参谋。他以知州参赞军务，筹措粮秣，征调车辆、人员。反袁，是二次革命，是一件大事，《乾县新志》有所记载，民国四年（1915），吴希真于乾地五峰山，密图讨袁，范紫东为吴希真撰写过《讨袁檄文》，曾将自己一件皮袍卖了二十五两白银，送给吴希真作活动经费。不过，范紫东未回乾地直接参与反袁斗争，故记录中有失实之处（可参阅强文祥《关于《乾县新志》记述吴希真“率众攻县城”一事的质疑》一文）。范紫东具有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乾县新志·人物志》中，为乾地抗日烈士左宪民、韩应斌、高鹏、杨怀玉、杨世录、马玉亭、黄崇虎、韩锦堂等立了传，特别是专为高鹏撰写了一篇名为“高团长平远烈士事略”的文章，收录于《乾县新志·文征志》中。他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温峤、祖逖、陶侃等恢复中原的爱国义举、写了剧本《玉镜台》；为了歌颂抗法的英雄刘永福，写了剧本《宫锦袍》；为了歌颂抗清的史可法，写了剧本《三知己》；为了歌颂禁烟、抗英的林则徐，写了剧本《关中书院》；为了歌颂躯逐日寇的戚继光，写了剧本《鸳鸯阵》。《乾县新志》无仙、魔、鬼、怪之事，新兴科学的内容占很大比重，又大多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记述。范紫东其所以能这样做，基于他曾接受过新式教育。他1908年以优等成绩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毕业后，就直接去了省垣，在西安府中学担任博物、理化教员，1911年又曾任陕西省农业学校博物、理化教员，他还曾著有《地球转运之研究》一书，这一切都说明他自然科学造诣匪浅。
《乾县新志》在其《古迹志》中对乾地的古迹记述极详。乾地屡遭兵燹，今古迹尚存者不多，但从此县志中获知，乾县有着璀璨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在其《金石志》中，对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金石作了记录，正因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石碑的碑文有所记录，今虽青铜器不在，但铭文在；碑石不在，碑文在。在其《艺文志》《文征志》及附刊中，又存收了好多乾地濒临于散佚和行将湮灭的古旧图书，诗词文赋，为世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以上考证精当，不囿前说。这基于范紫东本人国学功底深厚，其人是州试案首，曾先后著有《关西方言钩沉》《关西周秦石刻摹本》《西安城郊胜迹志略》等。吴廷锡在《序言》中曾说：“乾县范紫东，少研经术，晚益精究《说文》、金石，与夫义理考据，下逮诗歌词曲之学，疏通证明，推阐尽致。”《乾县新志》文笔雅洁，句无冗词，章无赘言，文约事丰。《乾县新志》毕竟是民国时期的产物，因受时代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这十八卷分为六册装订的一部皇皇志书，竟在一年纂成，太匆匆，故错讹舛误之处难免，但瑕不掩瑜，其志不失为一部佳志，弥足珍贵，值得方志同仁学习、探讨和研究，以便继承创新。
附注：
① 范紫东编纂《乾县新志》（2011年校注版）
② 《永寿县志（1990～2005）》（2013年版）
③ 范紫东编纂《乾县新志》（2011年校注版）
④ 《乾县新志》范紫东自序
⑤ 《乾县新志》续俭序
⑥ 《乾县新志》续俭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