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绿色责任账户
3月23日，在“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暨《读懂“十四五”》专家研讨会上，“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发表了看法。
刘世锦在《读懂“十四五”》专家研讨会上发言
以下为演讲实录节选：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碳排放“3060”的目标，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是挑战，一个是机遇。关于挑战我先讲两个基本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中国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7吨，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了。第二个约束条件，现在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以后还有更高的目标——6万美元。所以，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碳达峰和碳中和有很大的区别。从经济发展规律来讲，工业化高峰期之后，进入服务业发展为主的阶段，碳排放速度会减少，形成碳达峰。针对我们需要实现的目标，这两个约束条件也是指的两条路，一条是高碳高增长，一条是低碳低增长。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两条路现在都走不通或者不能走，所以剩下就是第三条路，低碳、零碳，然后较高增长。
我们作为世界上的超大型经济体，在人均GDP1万美元和有碳中和目标巨大减排压力之下，仍然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不放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这件事以前有过吗？从未有过先例。所以中国也是要用一个倒逼机制，我们把自己逼上了第三条路。这条路很窄，而且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现在只能走第三条道路，低碳、零碳，然后较高的增长。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低碳或者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生产率，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作为后来者有短板也有优势。现在碳还没有达峰，因为很多需求没有达到峰值，就在需求还在迅速增长的时候，直接切换到低碳较高增长的轨道上，我们其实有一些优势。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约为经合组织国家的一半，我们实际上是在碳达峰以前的阶段，就已经切换到了低碳零碳推动经济发展的轨道，比发达国家切换的都要早。
在经济方面来讲，我们可以大大降低所谓的重置成本和沉没成本。我们的需求规模比发达国家要大。成本低需求大，在中国做低碳零碳较高增长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其实是有优势的。
我们经常讲的创新或者竞争优势，如果想在原有赛道追上先行者难度很大。但是在换新的赛道后，我们和其他国家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如果利用好成本和需求优势，加上已有的技术积累，中国企业将有很多机会，就有可能领先。套用现在经常用的一句话叫做“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
我想说一个比较大的判断，实现“3060”目标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变革，或者是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
第二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较快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碳之外，在环境方面还需要关注生态修复的问题，特别是其他污染物排放的问题。经济增长、生态修复、碳排放、污染防治这四件事要协同推进。
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面临的主要是碳的问题，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假设碳的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污染总是要治理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把治理其他污染物和治理碳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用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就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这方面国内有一些成功经验，比如像深圳有一个“三达”经验，就是污染治理空气质量已经达标，碳排放也达峰了，经济也实现了高增长。
经济增长、减碳、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还有生态修复四件事综合起来考虑，其实是下一步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算账方式。
绿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增长方式是相当顽强的，绿色发展在很多地方好像不合算、缺少竞争力，这和我们算帐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绿色发展带来了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它值多少人民币呢？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度量的问题，绿色发展带来的收益，过去是没办法度量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解决衡量成本和收益口径调整的问题。
收益包括两块，GDP和绿色的收益。成本是除了传统的生产成本之外，还要考虑排放的成本和生态修复的成本。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绿色核算，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界或者生态学界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我领导的研究团队最近几年尝试了一个新的方法——生态元。简单来讲就是借用国际上近几年流行的方法，把地球上生态资本的服务价值，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绿色收益用太阳能来衡量。因为他们认为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生态收益都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和能量，太阳的能量是用焦耳度量的，所有我们把它转化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用生态元来度量。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建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也就是绿色责任账户。
从全球范围来讲，这么多年一直在讲绿色发展，但是我打一个比喻，绿色发展现在仍然是挂在空中的一个美丽风筝，看起来很好但是落不了地,原因在于缺少一个微观基础。
减排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得有一个产权和责任的界定，所以目前绿色发展的基本动力更多靠的是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缺少一个可持续的机制。
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目前普遍采取的方法还是由上而下，用行政性的手段推动。但是，这种办法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型较差等，还要防止减碳被滥用，成为行政性不当干预的一个借口。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步的减碳和绿色发展过程中，市场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一般人认为这是公共产品，外部性很强，市场很难发挥作用，我也同意，在目前这段时间确实如此。但是，人类社会是要进步的。在绿色转型前期，行政性办法和局部市场尚可应付。但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配套的微观基础。市场起作用的微观机制包括三项，第一是绿色核算，第二是绿色责任账户，第三是采取市场交易。
建立绿色责任账户，就有产权和责任界定的问题，原则是坚持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绿色账户有四个基本构成要素：GDP、生态元、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排放。我们通过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个资产负债表，以生态元计量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作为资产，单位GDP产出来界定生态元提供的责任，每一个主体都要有责任，其他污染物排放是一个短期负债，而碳排放是长期负债。
通过这样的账户我们力求把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在这个账户基础之上可以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收入法，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绿色责任账户，这样就可以界定每一个主体的减排责任。我们一直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干净，绿色发展和减排应该做成这样。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搞一些试点。这个试点过程中可以采取区块链等技术，账户建立起来以后，起步的时候可以采用模拟账户交易创造条件进入实际运转，建立账户和开展交易使各相关主体能够明确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这样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目标通过各相关主体减排责任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