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哲学】浅读《传习录》

文／李  俊

王阳明，这三个字，在当今社会，恐怕但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一直以来，王阳明都是一个偶像般的存在，很多著名的大人物，如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甚至日本的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等都是他的超级粉丝。

王阳明为啥那么受欢迎？因为按照世俗标准，他简直是个完美的人。《左传》讲过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王阳明占全了。立德：授课育人，弟子满天下；立功：多次平定叛乱，几乎没有败过；立言：提出的“心学”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成为儒学又一个大的分支体系。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完人”，一个是孔子，自不必言，一个是王阳明，剩下半个是曾国藩，而且严格来说，中国历史上能做到“三不朽”的，大概只有王阳明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不像孔子那样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死后才被人无限追捧的圣人，而是一个功勋卓著的成功人士，这才是最吸引现代人的地方，朱熹的学问大不大？怎么还没有王阳明这么受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你只是一个思想家，你在政治上，没有建树没有功劳，你少了立功这一条，所谓的“内圣外王”，恐怕也就只有王阳明做到了，他不牛谁牛？所以《传习录》被当成了这位成功人士的成功心法，一直在图书市场上保持着很高的热度。

但是呢，《明实录》（明朝人修编的明朝历史）记载的王阳明，完全又是另一个样子，按照那里的描述，王阳明是一个堪比秦桧一样的人，只不过是清朝后来给王阳明翻了案，要我说，如果王阳明的恶名在当今社会坐实了，那么他的心学也一定会被世人因人废言，而变成荒唐可笑的异端邪说，至于哪个历史是真实的呢？不知道，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情感偏好，既然我们正在读王阳明，我也就不扫这个兴了。

但是话说回来，阳明心学虽因王阳明的所塑造的个人伟岸形象而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但如果那些个慕名而来的，希望从阳明心学这里觅得什么成功学的秘诀，成为像王阳明那样的现世成就，恐怕是会无功而返，为什么？因为讲到底，心学它是儒学！

什么是儒学？这个话题太大，不过我们把它的内核抽取出来，简单阐述一下，中国人几千年，培养出的到底是啥？是这些服装？艺术品？还是一大堆这些书？应该都不是，是一种集体人格，这个人格就是儒家的最终产品，这个人格叫做—君子。

儒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孔颜乐处。就是说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这两个人有啥可乐的？在《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典型的话，孔子表扬颜回，说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这哥们，你看他啥也没有，整天就弄个小瓢在陋巷里面待着，晒晒太阳，抓抓虱子，一点钱也没有。但是他过得还挺快乐，别人觉得不堪其忧，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快乐，这就叫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是一种君子人格的境界。

也就是说，成功学跟儒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儒家追求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成功。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我这兜里就两样东西，一个是仁，一个是义，谁跟你讲利益？成功学在我这儿是找不到的。这就是君子。

但你要问了，不对啊，自古以来，读书人不就是靠学习儒家经典，进朝为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怎么说儒学与成功无关呢？没错，宋朝理学获得正统之后，统治者利用政权，把儒家经典作为科举制度科目，你想当官就必须学儒学，但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本身就是追求升官发财的，这是两个概念，而且，恰恰是因为此，逐渐导致读书人学儒家经典，只为升官发财，以至于满口儒家经典，倒背如流，背地里干的事情与儒家思想要求的完全背道而驰，所谓“心口不一”，这也才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创立，此处说一下，后面我会讲到。

因此，我们读过王阳明的都知道，他打小就立志做一个圣人，圣人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君子品格的极致，它不是当官发财，而最终它的现世成功，可以说，只是他在“事上炼”的副产品，他的目的不是成功，是成为圣人，成功是成圣之道上的意外风景。不过呢，我说了这么多，儒家虽然不能够帮助你成功，但阳明心学却有点特殊，如果你吸取了心学之中这一套强大的方法论，确实能够塑造出一个“成功者”的必备品质，成就一个坚定不移的强大内心。不多说，下面开始。

一，何为《传习录》？

《传习录》，这是王阳明的弟子们记载老师的语录和书信而编出的一部书，相当于心学阵营里的一部《论语》。宋朝以后，儒家分为理学和心学两大阵营，理学的《论语》就是《近思录》，心学的《论语》就是《传习录》。从宋朝到清朝，理学是主流，心学是支流，甚至可以说是异端。《传习录》的很多内容都是针对着理学而发的，对传统的儒家经典，也就是四书五经，做出了和理学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读《传习录》，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法直接上手，而要先熟悉四书五经，再熟悉理学，才能看懂《传习录》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还要知道，王阳明是在理学一统天下的时候标新立异，必然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所以他有很多话说得格外小心，我们只有站在明朝人的学术土壤上，才能对那些话产生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你不能够脱离他的时代背景，单独理解他的思想，你就会有一种很突兀奇怪的感觉，就好比我们读论语，你会觉得孔子的话很奇怪，很没有道理，但你要知道孔子当时是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说话是有具体对象，针对具体时弊的，就好比我们看伦巴舞蹈，如果你去掉他一个双人舞舞伴，那个人的舞姿就会很奇怪，就是这个道理。

《传习录》的书名出自《论语》，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是说老师教的内容自己有没有好好复习。

二，“心即理”

什么是理？

理，就是程朱理学的理，这就需要说一说理学的天理为何物。

我们需要从孟子开始讲起，比如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就要掉进井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孟子说，所有人立即都会产生惊惧和恻隐之心，而这种心情从何而来呢？是想要和这个小孩子的家长攀交情吗，是要在乡里博取名誉吗，是因为厌烦小孩子的哭声吗？显然都不是，这是与生俱来的心理反应，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

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人有这四种萌芽就像有手足四肢一样，如果将它们培养茁壮并推广开来，便足以安定天下，倘若任由它们凋萎，这样的人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这四种萌芽，《孟子》的原文叫“四端”，就是“四种端倪”的意思。

今天的动物学家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各类哺乳动物在婴儿期的哭声极其相似，就连动物妈妈都无法分辨。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从幼崽角度而言，哭声能吸引到的关注越多，自己的存活几率也就越大；从妈妈的角度而言，听到哭声之后的反应速度远比反应的准确程度重要。

再者，如果我们沿着孟子的逻辑再进一步，就会发现人性的“端倪”好像不止四种。比如，当你看到一个猥琐大叔正在对一名美女行禽兽之事，在你义愤填膺地英雄救美之前，心中竟然也会萌生一点罪恶的念头。或者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屏幕上机枪狂扫，血光四溅，你竟然觉得兴奋。你的心底为何这样龌龊？如果请孟子解答，他会说这是你的善念被邪念遮蔽了的结果。显然，事情并非如此。

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了，什么是善和恶？这是很难定义的概念。仅仅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善可以说是群体协作能力的指标。一个人善的程度越高，自然也就越合群，同伴都愿意找他合作。善，当然是一种生存优势。但是，恶竟然也是生存优势。一个人如果不够恶，不忍心投入你死我活的争夺，那么在资源高度匮乏的原始生存状态里，结果只能是饿死。不同的生存优势在亿万年进化中积累成天性，继而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立场的人，贴上不同的道德标签。

孟子当然想不到这些，他只是归纳出自己最欣赏的四种品质，把它们当做人的全部天性。然后，既然找准了善的根源，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它们小心呵护，使萌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就引出一整套心灵修炼的方法。

《孟子》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性善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心灵修炼的方法填补了儒家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和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媲美。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缺憾：人就算天性是纯善的，但这个天性从何而来呢？如果只是爹妈给的，那可不如佛教的解释来得高端。佛教讲业力，讲轮回，道理不但高深，解释力还特别强。那么当务之急，需要把人性的来源追溯到尽头，追溯到再也不能往前追溯的程度，给它的来历造一份闪光的家谱。

孟子讲过，天下人心都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理，就是义。

这话讲得太朴素，宋朝儒家接过话头，深化处理，终于打造出了一个“天理”。

终极真理诞生

理学家讲的概念里，“理”和“气”是成对的。简单来说，“理”是抽象的规律，“气”是具体的物质。人的身体属于“气”的范畴，人性属于“理”的范畴。朱熹在《孟子集注》里解释人性善，说从“气”的角度来看，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活物，有知觉，能运动，和动物没多大区别，但是从“理”的角度来看，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完全具备，这就是动物比不了的。告子没想通这个道理，误以为人性属于“气”的范畴，这就把人和动物看得一样了。

今天我们从生物学角度看，人和动物又何尝不一样呢？但是，要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这不是古人的心理素质能够承受的。即便在今天，人们还是愿意畅谈人性的高贵，毕竟有谁真心愿意把自己降格为猴子的亲戚呢？人很势力，嫌“老家”的亲戚丢脸。

话说回来，理学家发现了“天理”，而且“万物皆是一理”。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今天的物理学家致力于统一引力、强力、弱力、电磁力这四大基本作用力，很想凝练出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大一统理论。前沿物理学家们至今没能做到，但宋朝的理学家做到了。禁不禁得起推敲是另一回事，但它至少是一种“终极真理”，具体而微，解释力惊人，完全有资格和佛教、道教的“终极真理”媲美。

如果再有人问：“人性为什么善？”

你就可以回答：“天理至善。”

如果对方再问：“那为什么有恶？”

你就可以回答：“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所以善；后者来自肉身，所以恶。”

对方再问：“人为什么有好有坏？”

你可以回答：“肉身就像天上的云，天理就像阳光。有人是白云，有人是乌云，透出的阳光就不一样。”

对方再问：“坏人怎么才能变好？”

你可以回答：“修炼心灵。”

对方再问：“怎么修炼心灵？”

你可以回答：“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拨云见日一样。”

对方再问：“好色明明就是天性，这到底是好是坏，是天理还是人欲？”

你可以回答：“天理和人欲的区别往往很微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拿好色来说吧，如果你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念头去好色，这就是天理，如果你想学西门庆，那就是人欲。”

总而言之，掌握了这套理论，基本就能够解答当时的一切问题。

请注意，是“解答”，不是“解决”。

当然，它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很实际的问题，比如你要参加理学时代的科举考试，对《孟子》一科的题目就要用这种思路去答。如果你像今天很多国学爱好者一样，只读过《孟子》，但没读过朱熹的《孟子集注》，你就没办法去古代做官了。

宋朝的儒学，几乎全是在孟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假如孔子复生，一定看不懂。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孔子只是一个牌位，被高高地供起来。孔子和孟子的关系，有点像《水浒》里边晁盖和宋江的关系：宋江虽然后上梁山，但做了梁山上的实际操盘手；晁盖注定会死，但晁盖的牌位永远要比宋江的座位优先。

十六字心传

“十六字心传”首先区分“人心”和“道心”。按照朱熹的解释，人当然只有一颗心，属于“人欲”的那部分叫“人心”，属于“天理”的那部分叫“道心”。“人心”是坏的，充满私欲，总是诱人犯错，这就是“人心惟危”；“天理”是好的，至善至公，但总是被“人欲”遮蔽，很难显露出来，这就是“道心惟微”。做人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惟精惟一”。最后一句最关键：奉行中庸之道，这就是“允执厥中”。

当然，汉朝人和唐朝人不会做如此深刻的理解。但朱熹的解读，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给上进的人指明了修养的方法，或者说指明了通往中庸之道的途径。再具体一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点明了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惟精惟一”，这是用功的方法，“允执厥中”，这是“惟精惟一”最后能够达到的目标。“精”就是“精明”，能分清自己的心里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一”就是“专一”，始终守住天理，没有一刻放松。

这种功夫说来容易做来难。我们待人接物，永远做到有礼有节，这已经很不易了，所以独处的时候总需要放松一下，比如动动歪脑筋，拉上窗帘，看一点让人脸红心跳的节目。这不伤害任何人嘛，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朱熹会说：“这当然不可以！”独处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自己，因为《中庸》说了：“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如果能离得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即便在没人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也会谨小慎微。

这就是儒家的经典概念“慎独”，要求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自己。

理学家有一门经典的修心技术：没事的时候就静坐，平息一切情绪，这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也就是“中”的状态，手边摆着两盒围棋子，如果心里动了一个善念，就拿出一个白棋子，如果心里动了一个恶念，就拿出一个黑棋子。一开始的时候，肯定黑棋子多，白棋子少，久而久之，白棋子就会超过黑棋子。等到纯白一片的时候，那就是功夫练成的时候，你就算用天理把自己洗白了。

这就是理学的贡献，让儒家也能像佛教、道教一样，有一门很具体的内心功夫可以修炼。对照孔子的教学，那些无非都是学礼仪，学射箭，学音乐，再难也只是粗浅的外功。进入理学时代，儒家才终于有了内功心法。这份内功上通终极天理，也就是上通太极，这才是真正的太极神功。

什么是心？

我们已经知道，何为天理？就是大道，宇宙的终极真理，但理学认为这个天理在宇宙万物之中，陆九渊说，充塞宇宙的“理”，就在人的心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和人心之“理”是完全相同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心脏，而是我们大脑里的一切意识，用叔本华的话说，世间的一切，皆为表象，但凡你能够所认知到的一切，都在你的表象世界之内，那么对于每一个来说，世间万物，都在你的意识世界之中，都只是你的表象，都在你的“心”里，那么世间万物的“理”，也在你的心里，因此，我们无需向外去求，只需到我们的内心之中，就可以找到那个至真大道。因此，“心即理”。

三，知行合一

前面我们讲到，所谓心学，意思就是说，要找终极真理，不必到宇宙和万事万物当中去找，只要在你的心里去找；每个人的心里都深埋着一整套完整无缺的终极真理，每个人所该做的就是回到内心，从心底把终极真理发掘出来，然后再拿这套真理去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要领“致良知”。

1.格物致知

它在当时之所以很有颠覆性，就是因为朱熹教人格物致知，从万事万物当中认识终极真理。在这一点上，心学和理学完全是反着来的。心学出现的契机，就在王阳明青年时代著名的“格竹子”事件。

根据王阳明弟子的记载，王阳明在二十一岁那年认真研究理学，对朱熹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这句话就是“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意思是说，终极真理无所不在，即便小到一草一木，也蕴含着完整的终极真理，这就是朱熹版本的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就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将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逐渐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到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

朱熹将格物比作吃果子：先剥掉果皮，再吃掉果肉，最后把中间的果核咬破，这才能晓得这只果子的全部味道。如果只吃掉果肉，却没有咬破果核，这就不能算作对这只果子有了完整的认知。还有一则比喻是：比如南剑人到建宁县去，只进了县境是不够的，必须进到衙门里，才算是真正到达终点了。

看上去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精神，譬如探究物质的构成，咬破果核还不算尽处，还要进一步把这只果子分解到分子，由分子再到原子，再分解为质子、中子和电子，直到当下的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极致。继而触类旁通，果子既然由基本粒子构成，天下万物是否都是由这些基本粒子构成的呢？果然，石头也是，金属也是，甚至连空气都是。于是我们渐次掌握了一切物质的基本构成法则，而这是否就是格物致知了呢？

确实在十九世纪，西方的物理学读本被译介到中国时，中文就是将物理学表述为格物学或格致学的。但是，儒家理论怎么会突然关心起科学来了？

答案是：儒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并不关心科学，一切貌似带有科学色彩的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政治哲学或人生哲学寻找终极依据。朱熹的理解是终极真理只有一个，但终极真理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反过来看，万事万物各具其理，这就是“分殊”；每个“分殊”之理都是本源之理的具体化，这就是“理一”。“理一分殊”，这是朱熹的著名命题。具体到社会伦理上，人人都生于天地之间，都是天父地母的子女，这是“理一”；而人人都对自己血缘上的父母儿女有特殊的爱，这是“分殊”。接下来的推理尤其重要：因为这个“理一”，所以我们才能够推己及人；因为这个“分殊”，所以我们的爱必须从最亲的人开始，渐渐及于遥远的陌生人。

那么，“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句话，它意味着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蕴含着完整的天理，只要凭着格物致知的方法，就可以体认天理，窥见整个宇宙的终极依据。理论上说，既然每一细微的事物里都蕴含有完整的天理，那么只要“格”一朵花或一片叶就足以认识全部的宇宙与人生了。但人力毕竟有限，所以朱熹给出的方法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最后由量变而质变，豁然开朗。

2.知行合一的由来

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让王阳明跃跃欲试，正好身边有竹子，那就认真“格”一下竹子好了。你也可以找一根竹子，或者身边的任何东西，用朱熹的方法“格”一下看，看看能不能发现朱熹所谓的太极或者天理。

根据我们现代科学理论，如果你“格”的真是一根竹子，那么你首先要将竹子的“表里精粗”做出细分，“表”这部分又可以做很多细分，诸如颜色、质地等等。单以颜色论，竹子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它的表皮吸收了其他可见光而反射了绿光，而绿光之所以是绿色，只因为这种波长的光经由我们的视网膜，被大脑解读成绿色。所以颜色只是表象，它的本质其实是距离，光波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等等等等。你还可以用生物学的手段穷究到基因层面，发现一切生命的奥秘，然后进一步地细致入微，从分子到原子，再认清质子、中子和电子的关系，继续探究到底的话，真的可以发现宇宙运行的终极规则。只不过时至今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至于物理学上的发现会和道德有什么关系，那就说不清楚了。

你在“格竹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用到从生物学到物理学的各种高精尖设备，然后就会疑惑：难道古人的格物功夫只靠着血肉之躯、一己之力就够用吗？再好的眼力也看不到DNA的双螺旋结构，再如何殚精竭虑也想不出电子的运动轨迹。朱熹貌似指了一条明路，但走上这条路的人只会陷入一片黑暗。当然，前提是他必须走得很认真。

越认真就越容易碰壁，这个道理很有一点吊诡。我们正好可以从这里理解王阳明学术的心理基础，那就是“认真”，比别人都认真。

王阳明信了朱熹的话，认认真真去格竹子。结果累虚脱了。但他并不以为是自己搞错了方法，只是怪自己精力不够，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做圣贤是一件很耗精力的事，普通人没有这样的精力，所以做不成圣贤。后来阳明才和弟子说“格竹子”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朱熹那套格物致知的理论错了。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敢于怀疑权威了，还不怕把自己的怀疑讲出来，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他的认真。

站在王阳明的角度来看，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朱熹讲的格物致知明明行不通，只要别人也像自己一样认真去做，都会发现行不通，但为什么偏偏只有自己发现了呢，这是因为大家虽然把朱熹当成圣人，把朱熹的话当成真理，但在学习圣人圣论的时候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只求考试过关，从没想过真去实践这些学问。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老师拿着圣贤书来教学，其实只是照本宣科，学生把圣人圣论奉为天经地义，但从没真正走过脑子。

这还真的是王阳明时代里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朱熹的学说不管是对是错，目的是教人体认天理，向着圣贤的方向自我修养，至于学了这些知识之后能不能升官发财，那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儒学的特点是只重原则，不计后果。换句话说，是教你去做道义上正确的事，至于做到之后你会飞黄腾达还是身败名裂，你会给全社会造福还是为害，都无所谓。你也许不理解，难道为害全社会也能符合道义吗？其实真会这样，比如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来挽救全社会的灾难，这到底可不可以，功利主义者当然觉得可以，但极端的道德主义者，比如“北宋四子”当中的程颐，就认为这完全不可以。

同样，很多人读《传习录》，也是为了学一套内功心法，帮自己走向成功。如果说这套心法和得失成败毫无关系，那还有几个人会对它有兴趣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套学说无论对错，只要站稳了脚跟，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就足够了，人们就不愿意再找一套新的学说来替代它，除非哪一天它遭遇了真正的危机。

在王阳明的时代里，程朱理学早已经站稳了脚跟，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完全在理学体系里出题，无论你想升官发财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学好理学就有机会中举、做官，就有了人生最好的垫脚石。理学就这样从终极真理变成了晋身阶梯，无论你是不是真心相信这套真理，也无论你对这套真理到底掌握了多深，只要能应付考试，它也就完成使命了。到时候你大可以把书一扔，专心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你对真理太较真，非要拿自己用心得来的独到理解和主考官争论一番，那么无论输赢，你都输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王阳明其实只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用真诚的态度对待公认的真理。

朱熹格物致知的道理，当时所有读书人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只有王阳明拿出全副精力去照做，等碰得头破血流，再拿出反思的态度，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就“格竹子”这件事本身，王阳明真没多少资格来怪朱熹，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所有人嘴里的金科玉律，那个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说法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比如当时好多读书人，都能把儒家经典读得比谁都熟，但是，倒背如流是一回事，真把这些书本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另一回事了。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未必真会做仁义道德的事，这是不是意味着“知”和“行”脱节了呢？我们普通人当然会这么想，这叫“说一套，做一套”。今天的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说一套，做一套”，很容易陷入认知失调，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不适感，必然要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努力。最好的情况是大家都去自欺欺人，这样的话，终于连最后一点认知失调都察觉不到了。这种时候最怕遇到王阳明这样较真的人，一旦较起真来，所有人都会觉得尴尬。

3.知行合一的逻辑问题

王阳明认为，“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意味着“知”和“行”的脱节，而意味着“不知”，或者“不是真知”。简单讲，真知必能行，没做到一定因为不知道。

比如说吸烟问题，王阳明会说：“这意味着只要一个人真的知道了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好处，就一定能把烟戒掉。那些嘴上说自己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拿意志薄弱做借口的人，本质上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在真知的层面上，知和行是一体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真知一定会表现在行动上，否则就不是真知。”

但是，拒不戒烟也许不是缺乏真知的表现，恰恰相反，而是在理智权衡之后，觉得自己得肺病的概率并不很高，为此放弃每天的吸烟享受并不划算。这些人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而并非不知。

再比如：你看见一个美女从你身边走过，他穿着超短裙，你的心里突然泛起一个念头，就是想偷看的她的裙底风光，但你转念一想，这样很不道德，还是算了，不道德的念头只是在你的心里闪现了一下而已。但是，王阳明会语重心长地说：“不道德的行为真的发生了，因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你动了这个龌龊念头，就是做出了这样龌龊行为。”这个道理是从《大学》发挥来的。《大学》有两句话：“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是说君子要有真诚的心意，不能自欺，这种真诚就如同厌恶臭味、喜爱女色一样，是一种当下直截、自然而然的反应。王阳明说，《大学》就是这样把真正的知行指给我们看了，只是大家理解得不够仔细。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

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是说人闻到恶臭自然就会厌恶，见到美色自然就会喜欢，这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在王阳明的解释里，“见好色”，属于知，“好好色”属于行，虽然貌似知是知，行是行，实际上一个人在看到美色的时候就已经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喜爱上了，并不是看到美色之后又生发出一个喜爱的念头去喜欢她，同理，闻到恶臭的时候就已经自发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厌恶感，并不是闻到恶臭之后再生发出一个厌恶的念头去厌恶它。

这就是说，当一个男人看到美女的时候，会马上一见倾心，这个反应是一瞬间的，并不是看到之后再斟酌一下“我到底要不要喜欢她呢？哦，她是美女，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我当然要喜欢她”，想通了之后，才开始产生爱慕的心理。所以，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是一回事。

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其实并不严密。首先，根据现代神经科学的知识，一个男人看到一个美女（知），需要通过视觉神经信号传导到大脑，大脑再对此信号产生出一个爱慕这个美女的反应来（行），这期间并非瞬间，而是存在一个绝对的神经传导上的物理时间间隔的，当然，古人想不到这一点，倒是不与他过多计较。其次，我们知道，无论“看到”与“爱慕”也好，“闻到”与“厌恶”也好，都没有“行”的发生。换言之，看到美女，心生爱慕，然后走过去搭讪，搭讪才属于“行”，倘若在心生爱慕之后不动声色地走开，正如我们绝大多数人会做的那样，“行”也就无从谈起了。同理，当我们看见皇帝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虽然我们都心生反感并感到荒唐可笑，但大多数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行”同样不曾发生。这样看来，知与行毕竟是两回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可能是为了把道理说圆，王阳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这就是刚刚讲到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想到了就是做到了。耶稣也教育过人们相似的道理：“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但耶稣是神，怎么说都对，也不必论证自己的话，王阳明只是凡人，既然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就必须论证清楚才行。如果我们顺着他的思路来想，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落水了，你马上动了恻隐之心，想去帮他，但转念一想，万一没救上把自己搭进去了怎么办？算了，就当没看见吧。当有人谴责你见死不救的时候，你大可以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我想过救他，所以我已经救过他了。”

如此这般，怎么破？这是因为王阳明把“格物”的道理做了新的解释，所谓“格物”，就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功夫，心里每动一个念头，只要其中含有不道德的，或者说属于“人欲”的成分，都要立即纠正；只要无时无处都这样做，“人欲”就会彻底消失，心中满满充盈着天理，这就是所谓“穷理”，也就是《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明明德”。“格物”不再像“格竹子”那样向外界事物去“格”，而是返回来“格”自己的内心。而当这个崭新的“格物”命题和“知行合一”的命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矛盾也就出现了：恶念等于恶行，必须严厉禁止，但如果善念也等于善行，我们只要动动善念也就够了，是不是也不必真的去做善事。

发现了核心问题没有？他为了让我们致良知，就需要格物，通过反省，去除我们心里的恶念，提出了恶念就是恶行，是要格掉的，但我们不光只有恶念啊，如果说恶念就是恶行，要格，那么善念就是善行了，也就不需要动手去做善事了，这个致命问题，王阳明怎么办？

四，心学四句教

前面讲到，王阳明重新定义了“格物”的概念，而当这个崭新的“格物”命题和“知行合一”的命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矛盾也就出现了：恶念等于恶行，必须严厉禁止，但如果善念也等于善行，我们只要动动善念也就够了，不必真的去做善事。这个尴尬有没有解决方案呢，你觉得王阳明能把话说圆吗？

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这种僵局，有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化的解决方案，其实很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到，那就是上升一个层面，再重新审视原有的问题，这样一来，视角就从平视变成了俯瞰，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不需要特地去解决就已经自行消解掉了。任何难题只要上升一个层面看，或者再上升一个层面，都会自行消解。我们所有的纠结和挣扎，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我们上不到更高层面的缘故。

我们当下的问题是善念、善行、恶念、恶行这四者的关系，在现有的层面上确实无法自圆其说，但你可以深究一步，想一想善和恶究竟是怎么来的。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

“无善无恶”为什么等于“至善”。理就是天理，或者说太极，是抽象的规则，气则是具体的物质，万事万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概念上的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而把这个概念中的圆落实在实际上，无论是用圆规画一个圆，还是用模具做一个圆形的面包，总会有瑕疵，不可能是无瑕的正圆。所以，对于那个抽象的、概念上的圆，并无所谓准确或不准确，“很圆”或“不很圆”这些说法仅仅对于实际存在的圆形而言才有意义。

人的终极修养，就是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每一个微小的念头，都符合天理。在这个层面上，你的心就是至善的状态。既然是至善，就意味着连一丝一毫的恶都不存在，而善与恶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善，也就无所谓恶，如果没有恶，也就无所谓善。这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也可以用“至善”这个词来定义它。当然，这样的语言不够严谨，但你只要懂得它的意思就可以了。从这个意思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这四句话里边，“良知”也是阳明心理的一个重要概念。

我们前面讲到了孟子的四端说，心学的良知，其实就取自于孟子的四端说。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天生就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只不过良知经常处于被欲望遮蔽的状态，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坏人坏事。比如阳明的一个故事，就是抓到一个贼，要把贼裤子脱了，贼感到羞耻，王阳明认为这种羞耻心就是人天生的，但非洲那些坦胸露乳的女人一定对此很不理解，但古人的眼界没我们宽，很容易就把一时一地的风俗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要假想自己是明朝人，既然明白了良知的道理，要做的就是去除欲望的遮蔽，把良知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显露出来，这其实就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王阳明看来，朱熹虽然在这一点上说对了，但把方法搞错了。朱熹教导人们从万事万物当中一点点发现天理，王阳明说应该反过来，一切天理都在你的良知里，或者说都在你的心里，你应该直接到自己的心里去找良知，只要找到了，你的所思所想就能顺应天理，这时候不论社会上认不认可你，你其实就是圣人了。难道我们读圣贤书不是为了成为圣人吗？圣贤书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终极真理，而是指引我们找到终极真理的地图，终极真理不在书上，而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终极真理就在我们心里，找到终极真理的方法也被王阳明揭示出来了，那么我们不读书是不是也不妨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读书虽然是升官发财的阶梯，但绝不是成为圣贤的阶梯，不然的话，儒家最大牌的圣人尧和舜都没读过书，那个年代根本就还没有书，但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成为圣人。

但他也并不想成为一个朱熹式的理论家，他抛出的命题都在针对着时弊，所以矫枉难免过正，攻其一点也会不及其余，我们很难把他的说法整理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尽管在理论内部有这样的毛病，但阳明心学的效用特别突出，因为它特别能够给人自信，还特别能够在自信的基础上激发人的行动。越是缺乏逻辑敏感度的人，越容易从阳明心学当中获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套理论的完善与否并不重要，抓到痛点并且给力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王阳明的学术和程朱理学一样通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只是路径相反，把向外变成向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最终达到那个一致的目标。

我需要再次重申一下，作为一个现代人，我的个人建议是，我们读阳明心学，没有必要抱紧它的儒学内核——道德哲学与善恶观，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与视野，这套内核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一个现代人，面对当今这个发达而开放的社会，脚下的道路万千条，只要我们脑子没有太大问题，是没有必要非得去选择一条不道德的道路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道德，不是人品问题，实在是智商问题。但我们可以学习阳明心学里的方法论，比如他的知行合一，虽然本身逻辑不太能够自恰，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强大我们的内心，给力，那就可以了。

最后，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读了阳明心学的书友，在修习了阳明心学之后，都能够如阳明一般，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李  俊

201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