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个发现较早，并有重要意义的著名遗址，尤其是近年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城墙、大型房屋建筑、埋藏有大量金、玉、铜器等珍贵文物的“祭祀坑”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以三星堆遗址为基础，并结合其他遗址的发掘资料，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学界据以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之命名，为早期蜀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试图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及学界的研究成果，就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以及三星堆文化的性质、族属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据研究，三星堆遗址可以分为四期文化遗存。
第一期，属龙山村时代晚期遗存，多泥质灰陶，器类较少，比较典型的器物有镂孔圈足豆、侈口广肩罐、侈口深腹罐等。其C14测定年代为距今4500±150 年(经树轮校正) ;
第二期，文化面貌较一期有显著的变化，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褐陶次之，新出现了盉、高领罐、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盆、鸟头把勺、细颈壶和杯碗等，C14测定年代为距今3765±80年，时代约在夏、商之际;
第三期，与第二期的文化面貌相似，又出现圈足簋、盘口三袋足炊器、高领小平底大罐、尖底盏等器物，是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期，约属商代中期及其前后，一号祭祀坑约属本期后段;
第四期，仍以夹砂褐陶为主，但许多器物更加变灰，出现较多尖底，薄胎器，C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05±105年(经树轮校正)，相当于商代晚期，其下限或可晚至周初，二号祭祀坑约属本期前段。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三星堆二、三、四期文化遗存，即所谓“早期蜀文化”。“早期蜀文化”的中心是在成都平原，而其影响所及，东出三峡抵宜昌地区，西达大渡河汉源、石棉，北跨嘉陵江到汉中地区。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它也分为四期。根据一系列C14测定年代数据，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大致是公元前1900—1500年间，即平均每期的延续时间大约为百年左右。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豫西为中心，北到晋西南、冀南，东达豫东，西、南则基本上接近陕、鄂边界。
可见，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曾经同时并存了约四百年之久，虽然其文化中心一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一在中原的伊洛平原，相去近千公里，然而二者的边缘文化区之间却相去不远，这就为二者之间发生联系提供了时空前提条件。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已不难发现，二里头文化曾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比较明显的影响，即三星堆文化吸收消化了某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例如，三星堆二期文化中突然出现的陶盉，在当地没有渊源可寻，而与鄂西地区的同类器物相近似，但追根求源，应是来自二里头文化，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 6: 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二者共同的特征为: 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挡处有堆贴装饰，大宽鋬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对于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二处遗址中，却出土了如此雷同的陶器，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
另外三星堆遗址的高柄豆(如A a T 4: 3 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 a T 1: 36 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相似者。例如，三星堆“玉锛”k2: 322 附5、玉戈Kl:142 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 3、IIIM2: 5、玉戈IVK 3 :11、三星堆玉璋Kl : 01、A K 4.2 : 35、A K 4.2 : 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 M3 : 45等，其形制即分别相似甚至雷同。
凡此都说明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有着某种文化交流关系。那么，就上述相似的文化因素而言，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孰源孰流? 我认为后者为源，前者为流。
陶盉原本起源于中原地区，至迟在公元前二千三、四百年的时候，空袋足、管状流、封顶的典型陶盉就已在中原地区流行了，在河南省的孟津小潘沟、禹县瓦店 等十几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屡有出土。从目前资料来说，龙山时代陶盉最南端的分布点是湖北的天门石家河，最西的分布点是陕西的岐山双庵。自公元前2800 年前后开始，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诸省市的二、三十处良渚文化和龙山期文化遗存中，流行敞流或“卷叶流”的陶鬶，却没有与中原典型陶盉相同的器物。至于成都平原，则至今没有发现龙山期或更早的陶盉，甚至连长江中下游常见的几种型式的陶鬶也没有发现过。故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 二里头文化陶盉是承袭当地龙山文化陶盉而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所出现的陶盉，在当地没有源头，显然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二里头文化陶盉绝不是来源于三星堆文化，事实当恰恰相反。当然，三星堆文化陶盉不一定是从中原二里头文化中直接输入，而可能是经鄂西地区辗转入川的。根据对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研究，瘦高型陶盉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后即较罕见，再参照其他的有关材料，可以大体估定，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向长江地区的扩展，其年代上限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下限则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因此，三星堆文化陶盉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至于上面所列举的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也主要应当是来源于二里头文化。以璋而言，现知出土“牙璋”的遗址，全国仅有四处，除了二里头、三星堆外，另有郑州二里岗，陕西神木石峁。后二者均非科学发掘所得，报告的撰写者都将其定为商代(不久前，戴应新同志在《考古与文物》1988 年6 期发表《神木石赤龙山文化玉器》时，改定为陕西龙山文化)遗物，可暂舍去不论。故此，二里头文化的玉石牙璋就是考古发掘所得年代最早的科学标本了。三星堆文化牙璋主要出土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大体上属商代晚期，显然晚于二里头文化牙璋，按一般的看法，它们应当与那些共存的青铜器一样，是在中原殷商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然而，在安阳殷墟半个世纪的不懈发掘中，尽管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多种玉器，却一直没有发现完整牙璋，所以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源头，目前只能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中去(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牙璋纵属陕西龙山文化，其年代也与二里头文化相近，而且在三星堆文化中并未发现有与石如牙璋共存的那类陶器，故知三星堆牙璋不是来自陕北)。
其实，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中的玉牙璋未必都是当时、当地的产品，不能排除其中有的牙璋的制造年代要早，甚至制造地点也未必在成都的可能性。理由是，象牙璋这样的大型玉宝礼器，是较珍贵的，可世代相传。虽然从地层学上来说，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牙璋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牙璋之间，已有相当长的间隔时间，但从标型学上来看，它们之间却并无多大的差别，尤其是早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二件牙璋，与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几乎一模一样。三星堆文化牙璋中也有一些与二里头文化牙璋不相似者，譬如二号祭祀坑中的K2: 141、K2 : 324 等，其射刃呈丫字状，大概就代表着当时当地的风格。可见，三星堆文化中有着两种风格不同的牙璋，一类显得庄重、宽厚，另一类则显得简约、瘦俏，它们的制造年代可能并不相同。
总之，三星堆文化中的盉、豆等陶器，璋、戈、圭等玉器，最初系从中原二里头文化中传来，是大体可信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则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约公元前1700 年前后几十年内。
二
三星堆文化在年代上跨据了夏、商二代，其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富具商文化特征的文物，已证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它与夏文化有无关系呢?
众所周知，夏文化是近年来考古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中原地区已经形成至少从七、八千年以来前后承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其中，至少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已被确认为商文化，因而夏文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确地区别夏、商两种文化。目前，关于夏、商文化的界限，主要有四说，
即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说，
二、三期之间说，
三、四期之间说，
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说，
各说都有一定的论据。关于夏王朝的绝对年代，古人的说法不一，今人亦有分歧，其中公元前21 世纪至公元前16 世纪之说曾流行一时。近来，一些学者根据古人的传统说法，参照碳十四年代数据，认为应将上说修正、提前百年左右甚至更多的年数。一般地，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是大家容易接受的夏纪年。故此我们说，既然三星堆文化中含有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遗存(约公元前1800—1600年间)相同的因素，那么它显然就与夏文化发生过关系，即受到了夏文化的影响。说到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四川的“禹迹”来。
古文献中记载的四川地区的“禹迹”有二，即禹生石纽和禹娶塗山。
扬雄《蜀王本纪》: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三国志·秦宓传》: “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谯周《蜀本纪》: “禹本汶川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类似记载还见于《帝王世纪》、《华阳国志》、《吴越春秋》、《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又《唐书·地理志》: “茂州石泉县有石纽山，禹以六月六日生此。”《吴越春秋· 越王无余外传》徐天祐注: 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则石纽地望有广柔、汶川、石泉三地。据考证，隋唐汶川县，即汉代广柔县(或曰汉代绵虎县在今四川汶川县地;唐宋石泉县，即汉代汶江县( 也有人说宋代汶山县即汉代汶江县)，在四川北川县地，总之，石纽在今成都到眠江与涪江上游之间大约方圆二百里的地域内，此处不详考。
《华阳国志· 巴志》: “禹娶涂山，… … 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 《水经·江水注》江州县“有塗山，南有夏禹庙、塗君祠，庙铭存焉”，杨守敬疏曰: “《寰宇记》'涂山在巴县东南八里氓江南岸，… …’与此注异。”又据李锡山《汶志纪略·山川》，汶川县亦有“塗禹山，俗呼同灵山”。则塗山也有三处，江州、巴县在今重庆附近，汶川在今成都北。
如此说来，夏禹是在四川土生土长的了，有学者据此认为夏文化的起源与四川有关，中原二里头文化中的陶盉等应来源于成都三星堆文化。
前已详考，三星堆文化陶盉来源于二里头文化，而决不是与此相反。因此，关于三星堆文化是夏文化的渊源之一之观点的考古学根据是靠不住的。其实，古文献中关于夏禹生在四川、娶涂山氏的记载也是靠不住的。
翻检一下我国古典文籍就不难发现，关于夏禹的记载与传说很多，亦很滥，“禹迹”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例如，关于禹的生地，除了四川的石纽外，还有一说禹生于甘肃临夏，另外还有禹生于竭石之东、昆石、石夷诸说; 关于禹娶涂山，则有六、七说之多，除上述四川的三处外，还有安徽怀远(或凤阳)、宣城、浙江绍兴诸说，近人又有河南嵩山说。在河南嵩山脚下，有禹都阳城、阳翟说。在晋中南则有禹都晋城、太原、安邑诸说。在浙江绍兴，有禹会诸侯之会稽山，有禹井、禹穴、禹家、禹庙等。这些记载之间不乏矛盾、牴牾之处，当然不可都信以为真。何况，当禹之时(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二世纪)，中国尚处于邦国林立的散漫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分布着近十种龙山期考古学文化，表明各地之间的文化、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即当时的中国远不似今日之统一，夏禹纵为一代英雄，也不可能象汉唐帝王一样控有整个长江、黄河流域，因此象古文献中满天飞的夏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更合适。如果我们把所有关于夏禹的记载都奉为信史，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夏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区，夏禹之时中原文化并未受到来自成都地区的强烈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考古学现实。总之，正如前人所考，禹生四川、娶涂山氏之说是不可信的。
然而，四川的“禹迹”也并不是汉晋学者向壁虚构出来的，他们一定也有一些更古老的传说为依据。据笔者分析推测，四川的“禹迹”很可能是从迁居蜀地的夏禹后裔那里流传下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1700 年左右，中原地区发生了一次大事变，就是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由此引起了一场以桀奔南巢为代表的夏人的大迁徙，相当一部分夏遗民被逐出了中原。在长江流域突然出现，并沿长江迅速展播开来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很可能与桀奔南巢等夏遗民的大迁徙有内在之联系。而长江流域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例如安徽潜山薛家风H25，含山大城墩T4层、T 5层及同期遗存中的鼎、鬶、盉、爵、豆、罐、觚，湖北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出土的陶盉等)，约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似乎表明夏人向南方的大逃亡大致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间，三星堆文化中突然出现了与二里头文化器物相似乃至雷同的陶盉、玉璋等考古学现象，也许就表明夏遗民的一部分来到了成都平原，于是，关于夏禹的传说也就被带到并长期流传于四川地区。
三星堆文化一、二期之间的显著差异，也表明当时当地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二里头文化因素也正是在三星堆二期时出现于成都平原，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可能正是由于夏人的到来，引起了当地土著文化的变革。综观三星堆文化二期之内涵，在普通器物群中，仍然是以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但其礼器却透露出浓厚的中原文化气息，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似乎中原文化在这里拥有相当高的统治地位。有同志指出，三星堆文化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分别以成都市西区和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前者为“土著文化成份占绝对优势”，后者则属“外来民族与当地土著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显然，大家已经认识到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某些源流关系。笔者也注意到，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及玉璋刻画中，人们的服饰打扮是不一样的，衣有长袍、短衣、左衽、右衽之别，冠有平冠、尖冠、花冠几类，发式则有以笄束发、长辫后垂、发辫盘于头顶等多种，凡此除了表明人物的身份、年龄、性别方面的区别外，是否也可能反映出族属上的区别?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综上所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它所包含的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就是由夏遗民带来的夏文化分子，而四川地区的“禹迹”，并非指禹本人的遗迹，实际上恐怕不过是夏遗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一种历史反映而已。
三
关于蜀文化的来源，有学者认为: “西周以后在四川建国的蜀族，应该就是夏代的有缗氏，商代山东的人”，“蜀人从中原徙入川西的时间当在西周前期”。“中兴遗存的鸡彝(指三星堆遗址陶盉——笔者注) 来源于东方的二里头文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古蜀国的统治集团本来就来源于东方”，“蜀开明氏以前的蜀王族(蒲卑氏和鱼鳬氏等) 本来源于东方与夏王族有密切关系的氏族(蜀、有缗氏等) ”。笔者很尊重上述观点，这里再补充点我个人的认识。鉴于前述三星堆文化中含有若干二里头文化因素等，我们有理由认为早期蜀文化受到了来自中原文化(很可能就是商初夏族文化) 的影响，即中原地区的夏族文化是蜀文化的来源之一，但那入川的外来文化，与东方的蜀、有缗氏看来并无关系，因为东方的蜀、有缗氏均在今山东境内，而山东地区至今未见二里头文化遗存，所以即便山东的蜀、有缗氏果真迁来四川，它们带来的也不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姑且不说山东的蜀是否会早到夏代)，而应是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三星堆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推定为系由山东的蜀、有缗氏带入川西，那么蜀、有缗氏入川的时间，应该是在商代早期，而不是西周前期。反过来讲，如果能够论定山东的蜀、有缗氏确系西周前期入川，则它们显然就与三星堆文化毫无关系。总之，我们在追朔早期蜀文化的渊源时，除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即当地土著文化) 以外，早期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 也应作为探讨对象之一。
据《尚书·牧誓》，当初周武王伐纣时，从征的八个西土之国有蜀，殷墟和周原卜辞中也都有关于蜀的记载。关于商代蜀之所在，学界曾做过一些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即四川之蜀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当远在四川，还有人认为应在山东。现在看来，认为商末追随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之蜀的看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舍去其他的证据不说，我们可以单从三星堆文化来谈这个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推测，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迁入成都平原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文化遗存，并发展成后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三星堆三、四期文化，它有大量而精美的玉器、青铜器、有大型建筑，有城墙等宏伟防御设施，进行过隆重的大规模祭祀活动，其文化中心在成都平原，而其影响所及，东达鄂西宜昌，西到大渡河汉源，北抵陕南汉中，面积相当辽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商代晚期，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圈(以蜀为主体，包括庸、髳、微、卢、彭、濮等在内的一个区域文化圈)，已经形成，一个以三星堆遗址为都城的古蜀国，已跻身于实力雄厚的方国行列之中。此时的蜀人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故有能力追随武王问鼎中原; 又蜀人统治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原本系夏人后裔，他们与商人结有世仇(据卜辞记载，在殷代蜀人就时叛时服于商王朝，故武丁曾征伐过蜀)，盼望能够回到中原老家去，故当周武王伐纣时，蜀人派兵相助，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因而认为参加伐纣的蜀，就是四川之蜀，在考古学上是有根据的。《逸周书· 世俘》所载周武王命新荒所伐之蜀，“当指参加伐纣的蜀人武装而言”。至于山东泰山脚下的蜀，与川西之蜀是何关系，目前从考古学上还无法讨论，即现有考古资料还不能证明以上二蜀之间有什么源流关系。如果认为山东之蜀，或许就是新荒伐蜀之役中残存溃逃的一部分蜀人的后裔，不妨可做为一种假说，留待将来讨论。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四川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