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

第一讲
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以沿承之久远，创造之宏富，形式之繁盛，影响之广阔，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

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辉煌的历史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的认识，长期以来仍然存在许多有待于进行认真的科学探索的课题。

一代代学者对于“探源”、“寻根”的探索，使我们的认识向科学的方向推进，借助考古新发现的证明，已经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　黄帝和炎帝：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轩辕、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虞舜重华的事迹。实际上司马迁关于早期文明时代以前的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在关于“五帝”的生动记叙中。司马迁明确说到有关“五帝”的文字来自有关文献记载，并与民间传说一致。他写道，自己曾经西到空桐一带，北至涿鹿地方，东方则走到海滨，南方航行于江淮，所到之处，访问当地长者，都传诵黄帝、尧、舜故事，虽然文化渊源不同，地方风教有别，有关先古圣王的传说，大体脉络是相同的。可见“五帝”传说很早就已经广泛流布。

通过对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神话传说常常和历史事实相混杂，有时候，“带有怪异性虚构的传奇却能具有历史事实的基础”。[1]分析中国远古传说，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在“轩辕”所处的时代，[2]各个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残害，轩辕于是习武行兵，征讨好兴不义之战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拥戴。在相继战胜炎帝、蚩尤两大部族集团之后，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图1）。司马迁写道，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据说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踪遥远，他曾经东行至于海滨，又西行至于西北高原，又南行至于长江，又向北方用兵，驱逐游牧部族势力，后来在涿鹿附近的平原修筑城邑。长期迁徙往来，没有固定居地。黄帝行政的主要内容，是所谓“抚万民，度四方”。他通过以交通实践为重要内容的行政努力，实现了所谓“万国和”的局面。

图1　轩辕黄帝像

《吕氏春秋·荡兵》说，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由来已久，黄帝以善于用“水”著名，炎帝则以善于用“火”著名。[3]这样的说法，或许反映黄帝部族集团可能曾经以河滨作为早期发展的基地，而炎帝部族集团则起初比较重视山林的开发。[4]黄帝和炎帝，都可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某一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领袖的姓名，也可能是某个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的代号。

有的学者认为“炎帝”就是“神农”，也有学者认为“炎帝”与“神农”无关。炎帝传说多有关于“火德”的说法，很可能体现了远古时代利用“火”垦荒农作的历史性进步。炎帝传说的发生，可以看做是农耕业发展必然经过的历史阶段的反映。这就是在茫茫山野原生林密集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利用火耕手段拓荒营田，进行最基本的种植经营。炎帝，或许可以看作发明和推广“刀耕火种”农业技术的先驱。传说中炎帝创业的地域，据《淮南子·时则》记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炎帝于是号称“南方火德之帝”（《淮南子·时则》高诱注），据说又“死托祀于南方”（《吕氏春秋·孟夏纪》高诱注）。所谓“南方”，指示了炎帝部族或部族联盟鼎盛时期活动区域的大致方位。传说中的这些内容，与长江流域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是相符合的。

由于生产力的突出进步，当时社会开始向早期文明迈进。

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炎帝时代历史文化进程的追述，描绘了一幅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画面。据说当时社会在平和的节奏中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和谐，在同一社会结构内部，人际关系也十分友好。[5]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和平宁静而农耕生产得到空前发展的情形。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的部族、部族集团或者部族联盟，有的学者认为除了黄帝和炎帝之外，还有蚩尤。也有的学者认为，和黄帝、炎帝并列的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是苗蛮。[6]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化分析，认识不能一致，是因为有关传说时代的文字遗存本来就零散、片断而且未能确信的缘故。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越古远，则当时不同群落间的文化差异也越明显。甚至同时代的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出土物，也具有各自相异的鲜明特征。只是经过长期的交往和沟通，不同的文化遗存才逐渐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部落、部族、部族集团、部族联盟乃至民族的形成，首先是以交通和交往的进步为基本条件的。

传说中黄帝“度四方”以致“万国和”的事迹，正是和文明进步的这一规律相合的。

二　近世史家对炎黄传说的认识

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20世纪20年代初，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对于摧毁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对于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网罗，从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推进作用。[7]

“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8]

顾颉刚的见解一发表，随即引起了强烈的文化反响。

许多年后，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顾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说法：“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9]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一提出，确实在学界掀起了一场风暴。钱玄同认为这是“精当绝伦”的意见，“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10]胡适后来也表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11]然而，学界也多有反对的意见。顾颉刚在回答批评者的种种诘难时，又继续充实提炼自己的理论。他在1923年7月1日又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当有四项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条标准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条标准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表示：“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12]

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逐渐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于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经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用这一词的广义）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徐旭生还说，“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而外，“并且当时的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13]这样的认识，应当是符合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史前史的知识的。

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的历史结构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统中的五帝传说和三皇传说，虽然“古史辨”派的史学家们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饰的痕迹，因而断定其为伪古史。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些传说中也许隐含着真实历史的若干遗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传说时代的历史时曾经说，“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其实都“无关紧要”，“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14]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考察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关系，就可以排除若干疑虑，深入探索传说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真实。

一些学者认为，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学者认为，从伏羲、神农到黄帝的古史传说，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发生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李学勤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黄帝设官置监，迎日推策，播殖百谷，驯化鸟兽的事迹，已经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李学勤还说道，“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我们读《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司马迁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的。但是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

李学勤还指出，炎黄二帝事迹以及黄帝之后的传说谱系，还向人们说明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文化’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他认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25子、得12姓等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15]。

关于炎黄二帝的传说，特别是黄帝的传说以及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的这一论断，主张体现中华早期文明基本面貌的若干历史文化现象与远古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认识，可以给我们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工作以有意义的启示。

三　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

“古史辨”派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提出了四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经考古资料印证，可以确定地说，这两条标准，体现出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科学的认识。

近年的考古收获确实可以证明，“中华文明”“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以往通常将黄河中下游地区看作“一元”的早期文明诞生的基地。然而我们看到，在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相当繁盛的原始文化发育。

20世纪20年代初，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发现了一处以发达的彩陶艺术作为重要特征的原始时代遗址。后来，黄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就因此被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较集中地分布于甘肃省，其地域大致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抵河西走廊。甘肃北部、甘南山地以及宁夏南部和青海东北部，也曾经发现马家窑文化的遗址。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所以又被称作甘肃的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陶器总数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甚至多达80%以上。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所占的比率最高。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彩陶相比，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绘制的风格以繁缛多变为主要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规律，可见马家窑人的绘彩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马家窑彩陶绘彩的部位也比其他彩陶文化广泛得多，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甚至一些大口径器物的内壁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也常常绘彩。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图案多取材于自然，以鱼纹、鸟纹、蛙纹、蝌蚪纹、水波纹、草叶纹、葫芦纹等较为多见，并且多有各种由这些纹样变形而形成的图案，以及不同形式的几何纹等。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精致与华美，表现出制陶工匠们不同寻常的工艺技能。在马家窑文化的时代，烧制陶器的陶窑窑室都呈方形，与中原仰韶文化多为圆形窑室明显不同。甘肃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制陶窑场，计有5组12座陶窑，此外还有一些被破坏的陶窑残迹。窑场中还出土研磨颜料的石板和配色调料用的陶碟，都是当时陶工描绘彩陶纹饰的工具。发现的陶碟有分格，格中可以看到配有紫红色颜料。

青海大通上孙家遗址曾经出土一件以舞蹈者的形象作为彩绘图案主题的陶盆。画面分为3组，每组各描绘5人携手起舞，步法从容，体态轻盈，动作齐整。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画成两道，可能反映不相牵握的手臂动作幅度较大或者摆动较为频繁。舞蹈者每人下身体后的线条，有人解释为一般饰物，有人解释为飘动的腰带，有人解释为模拟鸟兽所装戴的尾饰。关于原始舞蹈的最初起源，人们自然会想到《尚书·益稷》中所谓“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当时人们奏响用竹木简单加工而成的笙箫，轻重有致地敲打着较为平薄的石器（应当就是古代乐器“磬”的原型），模仿鸟兽的动作翩翩起舞。“鸟兽跄跄”，“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等文字，记录了这种舞蹈和原始狩猎的关系。因此，或许上孙家彩陶画面舞蹈者装戴模拟鸟兽的尾饰的说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16]的传说，认为最早的歌舞的发生，和中原先古圣王的事迹有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原始舞蹈的实证资料，却多是出自西北边远地区的文物遗存。

与上孙家舞蹈纹陶盆时代相近的出土文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原始乐器。青海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遗址曾经出土2件陶鼓，中间为筒形，一端呈罐状，另一端扩展呈喇叭形，两端各有一环纽，可以系绳挂在身上拍击，其中一件腰部还有一圈使用时绳勒的痕迹。呈喇叭形的一端有乳形小钩及钻孔，推测当时可能是用来绷兽皮的。《世本》记载：“夷作鼓。”可能最早的鼓的发明，正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陶哨，可以吹出4个高低不同的音。

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尤以陶塑艺术造型之优美和技巧之纯熟特别引人注目。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以圆雕人头像作为器口的陶瓶，腹部破裂处有粘接的痕迹，表明当时人对于这件器物的珍视。圆雕人头像造型生动，刻画细致，发式的表现非常具体，除前额为整齐的短发外，两侧及后部都是披发。甘肃天水柴家坪也曾经出土类似的器口为陶塑人物的器物。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出土物中，也有人像彩陶壶，多在器口塑有人面。其中1件塑绘有裸体人像，先捏塑人体的各个部位，然后用黑彩勾勒。头面也在壶的颈部，五官清晰，披发。身躯在器腹部，乳房、脐、下部及四肢袒露。上肢捧腹，五指分明，下肢直立。这类器物的文化内涵，我们至今还未能完全理解，但是其构思和制作所体现的艺术观念，确是值得重视的。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遗存，有男女合葬墓，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开始确立的标志。男女随葬品的差异，又表现出两性间社会分工的差异。随葬品数量、质量和种类的差别，说明当时社会贫富逐渐分化，原始公有制社会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黄河上游西北高原的原始人群进入了青铜时代。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早期红铜器和青铜器50余件。种类有刀、锥、环、匕、斧、钻、镜等。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的器身较厚重的铜斧，是齐家文化铜器中最大的一件标本。铜镜共发现8件，其中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1件保存较好。圆形，直径9厘米，厚0.4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有七角星形纹，边缘有一周突棱，分析其制作工艺，当已采用合范铸造手段。经快中子放射分析，铜锡之比为1∶0.096。原镜纽后已残坏，在镜缘的一侧钻有两个小孔作系绳穿挂之用。

迄今发现的齐家文化的墓地大都是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其规模应当与当时氏族或部落的规模相适应。墓葬一般都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铜器等作为随葬品，尤以陶器为大宗。还有以猪和羊的下颚骨随葬的。从一些墓地的发掘资料分析，齐家文化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质量和数量的差别相当悬殊。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葬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不过1—2件，多者可达37件；玉石璧少者1件，多者至于83件。在甘肃永靖秦魏家和大何庄两地的50多座墓葬中，随葬的猪下颚骨总数多达550多件，少者1件，多者68件。这些迹象说明了死者生前财产拥有数量的不均和社会地位的差别。

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以冶金业为主导的手工业的增长，促使齐家文化的创造者们开始迈上了文明的初阶。

在齐家文化墓地还发现6处所谓“石圆圈”遗迹，就是利用大小相当的天然砾石排成直径约4米的圆圈，作为某种宗教祭祀活动的场地。甘肃永靖大何庄的一处“石圆圈”，西北方向还留有宽1.5米的缺口。“石圆圈”的附近都分布着许多墓葬，还发现有卜骨和牛、羊等动物的骨骼。宗教祭祀行为受到重视，说明文化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阶段。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在宁夏南部和内蒙古西北部也有零星发现。其分布地域，正大致是中原人称为“西戎”的部族早期活动的范围。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石磬，是同类器物中年代最早的1件，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珍贵的实物资料。柳湾还出土了36枚海贝，说明齐家文化的先民们和相当遥远的地区保持着经济文化的往来。

因首先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又越海东抵舟山群岛，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技术得到比较突出的发展。骨制耜（图2）、镞、鱼镖、锥、针、匕、凿等，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另外，骨制笄、管、坠、珠等装饰品，造型精巧，磨制光润。有些骨器上，雕刻有细致精美的花纹，体现出工匠的精湛技艺。

图2　河姆渡骨耜农具

位于上海青浦县城东约4公里处，地处太湖地区的崧泽遗址，以内涵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中层堆积最为丰富。有人称之为崧泽类型或崧泽期，有人称之为崧泽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300年。同类遗存，又见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张陵山遗址，江苏常州圩墩遗址，浙江吴兴邱城遗址等。

崧泽文化的石器一般都通体磨光，以穿孔石铲、长条形石锛等较有特色。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陶器羼和料多使用稻壳可以推知，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

良渚文化继承了崧泽文化的成就。良渚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得名。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长江北岸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也含有良渚文化的若干因素。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

1934年钱山漾遗址的发现，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开始认识东南远古文化的宝贵遗存。60多年来，对于良渚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日益深入。良渚文化玉器制作的成就较为突出。陶器纹饰繁复多变，上海马桥遗址发现的陶文，更直接地透露出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河姆渡文化的木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了木制耜、铲、杵、矛、刀、桨、槌、纺轮等工具以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多种工具的木质把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可以看到榫卯结构，尤其是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成就。河姆渡遗址第3层出土1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虽然剥落较甚，但是依然微显光泽。这种涂料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文化的主人习惯于居住在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之中。在河姆渡遗址的各个文化层，都发现了和这种建筑形式有关的圆桩、方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的遗存，数量多达数千件。河姆渡遗址第4层发现的1座干栏式建筑的遗址，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从桩木排列规律分析，可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或许是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又隔成若干小房间。

在河姆渡遗址的第2层，发现1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的遗存。

传说黄帝当政的时代，曾经有“以玉为兵”的历史阶段。这里所说的“玉”，可能只是指较为纯质的石材，很可能人们正是在制作加工石器的过程中，发现了玉有莹润纯美的品性，于是用以制作器具，或用来加工玲珑的饰物和庄严的礼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体现出远古先民审美意识的进步，其应用，很可能也与原始宗教信仰的若干内容有关。

东南地区远古先民的玉作技术，曾经领先于其他地区，成为他们引人注目的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在文明进程相同的原始文化中，表现出突出的特色。玉质珠、管、坠、镯、瑗、璜、琮、璧等，多精心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良渚文化的墓葬多有随葬大量玉器者，如江苏吴县草鞋山198号墓，出土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玉琮5件，玉璧2件，珠、管、镯、锥形饰、穿孔斧等玉器共30多件。上海青浦福泉山6号墓虽然已经被破坏，仍然遗有玉琮5件，玉璧4件。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的玉器随葬，是以往所没有的。有的学者根据《周礼·春官·典瑞》所谓“疏璧琮以敛尸”的说法，认为这些墓葬的埋葬形式可以称作“玉敛葬”。在良渚文化的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以熟练的技术专门经营玉作的工匠，即《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玉人”。良渚玉器轻柔的光泽，可以看做是远古智能之光，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东方文明之光。

福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而得名的昙石山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昙石山文化的石器以锛为最多，除扁平常型锛、有段石锛外，还出土一面扁平、一面有人字形纵脊的石锛。几何印纹陶和绘红色条带、卵点的彩陶，是昙石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出现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其特殊的内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现已发现的明确属于这一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数量多至近千处。

图3　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像

位于辽宁凌源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特别是“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图3）“女神庙”为一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平面略呈“亞”字形。庙为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总体结构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墓葬最基本的一种形制，与国内新石器时代华北、中原地区以土坑墓为主的形制完全不同。环绕“女神庙”的积石冢建于周围各个高地，冢群内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框界。积石冢群以圆形祭坛为中心，呈东西对称形势分布，南北也形成一定的格局。中心大墓的规格远超过一般的小墓，随葬品数量也明显更多。中心大墓墓主皆为男性，这表明社会性别结构的男尊女卑已经逐渐成为定局。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等级观念，原始礼制应当已经开始发挥维护社会关系的作用。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帝王世纪》关于文化起源的传说，有因鱼、龙、龟、凤而来等不同的说法。如《初学记》引《帝王世纪》说：“鱼流始得图书。”《雕玉集》引《帝王世纪》说：“洛龟负书而出，河龙加图而至。”《稽瑞》引《帝王世纪》则说：“凤皇衔图置帝前。”如果我们相信在中国远古神秘主义文化中存在类似于“图腾”信仰的观念，则可以考虑，这样的传说，或许可以理解为已经显示出渊源不同的各部族文化逐渐汇合成华夏文化的主流的历史轨迹。正如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所指出的，“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当出现“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写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在我们历史上，五方兽中的北方玄武本是龟蛇二兽，也是一个好例。不同的是，这些是几个图腾单位并存着，各单位的个别形态依然未变，而龙则是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小单位已经是不复个别的存在罢了。前者可称为混合式的图腾，后者化合式的图腾。”[17]

显然，在原始文化迈向文明门槛的时代，多源的因素和多元的因素逐渐融汇，为具有共同风格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分析，起先一元论即“中原中心”说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又出现多元论，即所谓“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确实曾经满天星斗般地分散在中华大地上，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多元分布的态势或格局。苏秉琦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他认为对于中国文明早期形成过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主要有6个地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8]有的学者又将一元论和多元论结合起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认为多元分布的形势，又呈示“众星捧月”般的局面，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原中心，即评价中华先民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意义上的中原中心。

以上所叙述的历史过程，与张光直如下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论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of interaction）。”张光直还提出，“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19]

应当归入“陕豫晋邻境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重要的遗迹和遗物。有学者认为，在原始农业水准有了很大提高的基础上，早期礼制已经形成，陶寺文化晚期已进入初期文明社会。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已进入了夏代的纪年范围。[20]也许属于“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获得的重要发现，[21]显示文明历程中的新的历史性进步。

四　原始农耕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

关于进入早期文明的标志，有的学者主张以铜器的铸作、文字的出现和城邑的形成作为基本要素。也有学者指出，以这些标志作为判断的基本标准，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大多公认，农耕经济的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

炎帝获得“神农”的称号，很可能就是因为在炎帝时代曾经创造了中国原始时代农耕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与相关传说一致，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时期农耕经济空前发展的资料。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通过半坡遗存的性质进行分析。半坡先民开始定居生活，其社会经济形式中农业已经占有相当的比重，同时饲养家畜，还兼营渔猎、采集。

苏秉琦曾经就农业收割、伐木、渔猎、纺织缝纫几种生产工具的数量对比，分析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别，从而总结出这样的认识：“半坡人们是农渔猎伐木并重，而庙底沟人们则是以农业为主，渔猎伐木所占比重较小；半坡人们衣着材料多用兽皮，而庙底沟人们衣着材料则多用植物纤维。”[22]

仰韶文化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半坡遗址第15号灰坑中所贮藏的粟多达数斗。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一瓮炭化粮食，有人鉴定是高粱。泉护村遗址还出现了类似稻谷的痕迹。考古学者推断，当时黄河流域是可能栽培稻米的。当时已经有了初级园艺，半坡第38号房屋遗址中出土了贮存芥菜或白菜菜子的陶罐。

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较仰韶文化更为进步。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磨制得更为精细，打制工具已经很少使用。从木耒、骨锄、石钺和三角犁形器的发现，可以推想当时的农耕生产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已经显著提高。收割工具发现长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和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了劳动收获量的增加。

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也反映了大汶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了1立方米左右的粟粒。这说明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农耕收获已经可以大体满足社会消费，粮食已经有了相当的剩余。[23]

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可以发现当时农耕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历史迹象。

在河姆渡遗址第4层较大面积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和稻草相互混杂，形成厚度为0.2—0.5米的堆积层。最厚的地方甚至超过1米。河姆渡文化的主人在烧制陶器时，也使用大量的稻壳以及稻草碎末作为羼和料。河姆渡遗址稻类遗存数量之集中，保存之完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是罕见的。经鉴定，河姆渡稻谷遗存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河姆渡稻谷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公元前5000年上下，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事实证明，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禹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硅酸体，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24]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耕生产为主要营生手段，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稻谷鉴定，当时种植的水稻，已经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以及杭州水田畈遗址，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良渚文化的农耕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多比较精细。其中所谓三角形犁形器，有人称作“耘田器”。[25]

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发现，农耕经济的发明和积累，是文明发生和进步的重要条件。有学者指出，“从农业开始，逐渐发展到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共同方向。“我国种植水稻可以推到七八千年以前，种植谷子（脱壳为小米）的历史亦然。从农业起步，经营定居生活，逐渐发展养殖牧业和手工业，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子。这条路子也不限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等也是这样。现在世界上有三次革命之说：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所谓农业革命指的就是古代由农业引起的社会变革，与文明起源有关系，或者说讲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26]

关于文明初期的文化形态及其与后来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关系，张岂之指出，炎黄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源头。从历史学观点看，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生衍发展有很大影响。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进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已经形成大体完整的系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文化”。“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我国学者面对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有不少新见解，例如指出新石器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期。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由于我国考古学的成就，原始农业的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密切关系，有些问题不难得到证实。考古发掘成果告诉人们：距今七八千年我国原始农业已有相当发展，这就是我国文明起源时期的直接见证。可见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一些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原始文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文化。但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与“原创性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27]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依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的学术课题。也许清晰描绘这一历史过程还需要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但是历史演进的大体轮廓现在已经逐渐明朗。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看待世界各个古老文明的历史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上的错误认识与事实上的理解误区。这就是当我们说到诸如古埃及文明和古两河流域文明之类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具有5000年以上的文明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个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曾经在5000多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它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亡了。它们与今天存在于其发生地的现代文明不但没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甚至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例如，古埃及文明与现在埃及的阿拉伯文明就是如此。其他如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今天西亚地区的阿拉伯文明的关系、古印度河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文明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这些古代文明并不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只不过是曾经在5000多年以前出现过，其后又消亡了的文明而已，它们本身并没有延续5000年。然而，“中华文明则不同。她从远古走来，沿着自身固有的脉络和轨迹不断向前发展，从亘古走到今天而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迥异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明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与别人去争辩诸如究竟谁的文明历史最长之类的问题，也没有必要硬去设法将我们的文明史拉长到5000年前。因为，中华民族4000年来延续不断的文明历史，就是人类历史上持续发展历时最长的文明史。而且坦率地讲，文明历史的时间长又如何？短又如何？”“实际上，历史长但终归于衰落和消亡的文明适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戒，历史短但生气勃勃的文明恰值得我们学习。”论者指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哪些自己的特点，以及何以会有这些特点，而不必在文明历史上争短长。譬如，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其他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无不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不但从未中断，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何以如此？又如，中国的国家体制发展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这是世所公认的。其发展的早熟性、体系的完备性、组织的周密性以及从未中断而且不断向更高阶段演化的特点，久已为各国的史学家所重视。实际上，中国国家体制的这些鲜明特点不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明得以始终延续的重要原因。这种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体制为什么能够从早期国家发展到成熟国家？中国国家体制在不同的时期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其渐进的演化过程各具何种意义？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应当而且必须回答的，是这些真正具有意义的问题。至于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那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就行了。”[28]当然，对于判定“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的不同意见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确实应当注意，在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时候，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即科学性的追求，力争使研究的结论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形态。

参考书目

1．张岂之总主编，刘宝才、钱逊、周苏平分卷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2]　“轩辕”名号的意义，暗示黄帝领导的部族可能拥有车辆的发明权。

[3]　高诱的解释是：“黄，黄帝也；炎，炎帝也。炎帝为火灾，黄帝灭之也。”《国语·晋语四》也说，炎帝和黄帝，“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韦昭注：“济，当为挤。挤，灭也。”

[4]　如《帝王世纪》所说，“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

[5]　《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此至德之隆也。”《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淮南子·主术》也写道：“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6]　徐旭生、蒙文通等学者曾经认为，史前时代存在三大部族集团，即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中原华夏集团、以海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夷族集团和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南方蛮族集团。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在研究中原区与东南区远古文化的关系时，从考古文化的考察出发，又提出过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和江汉间屈家岭文化三个文化区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秉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在继续关注中原区、东南区的同时，亦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予以特殊重视。他曾回忆梁思永提出的三集团说。梁思永30年代在原热河省调查发掘时，就重视“沿边文化接触区域”的红山文化，并且认为，“长城南北几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系统的相对时代关系确定之后，我们才能脚踏实地的去作对比上古史与考古学发现的工作。”梁思永的三集团说也可能包括了东北地区南部。田昌五则曾经发表四集团说，大致是在原三集团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区。

[7]　《古史辨》是1926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在当时，是学术界实力最为强劲，讨论最为热烈，成果最为集中的学术群体的科学探讨历程的显示。“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希望继承前人几次抨击伪书的运动，于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印成《古史辨》。全书共7册（9本），第1至3册和第5册由顾颉刚编辑，第4、6册由罗根泽编辑，第7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共收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历史文献的文章350篇，计325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尚书》《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学派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古史辨”，也成为一个学派的旗帜。

[8]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9]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原文由王煦华协助整理，初刊于《中国哲学》第2辑，三联书店，1980年，第6辑，三联书店1981年，经作者修改，收入重印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10]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11]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198页。

[12]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6—102页。

[1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14]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2页。

[15]　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3页。

[16]　《山海经·海内经》。

[17]　《神话与诗》（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一），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7、26页。

[18]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25—234页。

[19]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75页。

[21]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

[22]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1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8—61、81、91页。

[24]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782、786页。

[25]　同上书，第677页。

[26]　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1986年。

[27]　张岂之：《文明起源与炎黄时代》，《光明日报》2002年8月23日。

[28]　王和：《何必强求五千年》，《光明日报》2002年7月2日。

注：《中国历史十五讲》，200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