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長沙走馬樓吳簡書法研究》出版 / 四六文摘

2019-04-17 00:11

溯源锺王法书真相再现魏晋尺牍风流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出版

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永强

由长沙简牍博物馆编著、西泠印社出版社精心编校、北京雅昌艺术有限公司制作印刷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近日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从长沙简牍博物馆馆藏数万枚走马楼孙吴简牍中，精选164种，其中不少珍稀简牍是在正式考古报告发表之前，第一次公开披露。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闹市区，发现了大批孙吴简牍，主要是孙吴大帝孙权嘉禾年间（232—238）的赋税、户籍与法律文书，具有重大的考古、文献与艺术价值，被列为“一九九六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震惊中外学术界。

经专业人士与相关机构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共清理出7万6千余枚有字简牍，先后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等9大卷26分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诚如宿白先生所言：“三国吴简的发现将会有力地推动三国时期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赋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预示着沉寂相当一段时日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书法方面，自1996年秋吴简被发现之后，刘正成先生即来长沙进行了考察，首先对吴简与锺繇楷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撰文刊发于《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二十多年来，陆续又有学者对长沙简牍书法进行了探讨研究。《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即是对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政权长沙郡临湘侯国简牍书法进行研究的第一本专题著作。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由我国著名学者、故宫博物院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王素先生，长沙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宋少华先生担任学术顾问，组织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人员撰写文章，对吴简书体、书法进行分类研究。该书开创性地采用严谨的古文献整理方式与编辑理念，对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进行了全新的编辑与整理，重点突出孙吴简牍的文物、文献性与书法艺术。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具有四大亮点：

一、全新的整理、编辑理念，首次刊布的珍稀简牍，开辟了古代简牍研究的新视野。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选取简牍的标准是学术性与艺术性并重，侧重于书法艺术。注重选取有准确纪年时间、书手明确以及涉及人、事清楚的简牍。编者按照简牍形制与内容，对木牍、签牌、封检、小木简、大木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竹简（户口简、赋税简、纪事简）等进行粗略分类，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序。

编辑过程中，按照古籍整理的方式，对每一枚简牍进行了定名，对简牍内容反复核对，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释文，加以句读，异体字、别字使用现代通行繁体字。此前，简牍整理工作者基本都是按照传统考古学的方式，对简牍进行考古编号与对应录文，一般没有定名和句读。

书中首次披露了重要的长沙吴简。其中有一枚《监长沙邸阁右郎中张㑺移私学弟子区小文书木牍》最为重要。这枚木牍不仅书写水平较高，其中提到的“长沙邸阁”“私学弟子”“能书画”等信息也值得重视，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区小这样身份的“私学弟子”，在长沙吴简中还出现过多次。经初步研究，这位“能书画”的“私学弟子”区小，有可能并不是指其擅长书法和绘画，只是说他具备作为一个“掾吏”书写与计算的基本技能。此书的出版，必将促进关于长沙吴简关于“私学”“邸阁”以及三国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权威的书法研究成果，为魏晋书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素材。

三国吴简也具有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其书法艺术上承东汉，下启两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东吴时期墨迹书法存世的最多数量与最高水平。

王素、宋少华先生指出：“在吴简出土之前，中国南北各地区出土过大量秦汉简牍，楼兰及其周边出土过一些魏晋简纸文献，但秦汉简牍中，东汉末年简牍极少；魏晋简纸文献中，三国初期简纸文献不多。直到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吴简，2004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一些东汉末年简牍，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文字材料稀少贫乏的情况，才得到较大的改善。其中，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这一初期文字书法大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实物材料，尤其值得重视。”（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书法综论》）

关于长沙吴简书法，此前除了在《中国书法》杂志上进行过介绍之外，至今没有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这与长沙吴简的显学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书后“文丛”收入长沙简牍博物馆专家杨芬《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遗韵》、蒋维《从长沙走马楼吴简看楷书的发展源流》、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骆黄海《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形态初探》等书法研究文章十余万字。故本书的整理出版，将补充、拓宽中国书法的断代史研究，为之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也为魏晋书法史、特别是锺繇、王羲之书法渊源的研究提供新的素材。长沙吴简中使用最多的是楷书。吴简楷书尚处于隶楷过渡阶段，很多孙吴简牍保留了较多隶书笔意，结体宽博，用笔凝重，其横画、竖画的弯曲弧度，与传世王羲之《姨母帖》接近。

吴简的书写载体为木、竹。通过对长沙吴简及这段时间前后简牍、法帖的研究表明，三国魏晋之际，还是牍、纸、缣帛并用的交替时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梁虞龢《论书表》：“谢奉起庙，悉用棐材，右军取棐，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余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入海。”可见二王父子皆喜书棐。表中又记桓玄“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又录“锺繇纸书”“张芝缣素及纸书”“索靖纸书”“锺会书五纸”“羲之所书紫纸”等，此以“缣素”指代法书，是这一时期牍、纸、缣帛并用的反映。

长沙吴简中的木牍一般长度为24—26厘米之间，相当于汉魏时期的一尺，是名副其实的“尺牍”。史籍中经常称赞书家“善尺牍”“工书”“善书”，当时书写的载体，如同吴简中“尺牍”式样的应该占相当多的部分，未必都书写于纸上。梁庾肩吾《书品论》云：“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敏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犹以“临池”“削板”作为学书的代称。走马楼孙吴简牍的出土，为研究这一时期简牍书迹提供了珍贵实物。

三、了无遗恨的高清图版，为临习学书者提供了难得的临池法书。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图版的高度清晰、传神，达到了简牍类书法出版物的新高度。全书简牍原件图片均由北京雅昌公司的专业摄影师携带专业设备，赴长沙简牍博物馆库房，提取原件拍摄。

吴简刚出土时，由于在水中浸泡了千年，都如面条一样绵软。简牍表面也呈黑色，无法辨认墨迹。后经反复脱水清洗和干燥处理，现在简牍的成分已经比较致密，可以长久保存无碍，但字迹往往磨损严重，难以辨认，探究其书法真谛更是难上加难。为此，制作图书时，我们没有采用红外摄影黑白图版或后期著色的办法，而是根据采集的同样质地木料，以及提取馆藏汉简原件，在印厂对比调色，反复出彩色版样，几经校改，最大程度地传递简牍书迹的原始风貌。

为了临摹学习书法的便利，编者还对简牍书迹进行了局部放大，原件仅有直径1厘米左右的字迹，有的放大到十几厘米的尺寸，从而达到了波磔分明、纤毫毕现、了无遗恨的视觉效果。

四、精益求精的编校质量，当代图书制作水平与印刷技术的完美体现。

三国走马楼吴简的整理出版工作，从出土以来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作为传递吴简书法为主的大型图录，这是还第一本。为此，本书顾问王素先生、宋少华先生多次审阅书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长沙简牍博物馆杨芬、熊曲等专家，《中国书法》杂志古代编辑部编辑苏奕林女士、西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徐晴老师等，都认真协助本书执行主编张永强编辑整理工作，数次更换简牍、核对编号与释文；西泠印社出版社资深编辑徐炜先生、朱晓莉女士以高度的责任心与精湛的专业素养，逐字逐句，先后数次校改了书稿，使此书的质量有了最大限度的保障。长沙简牍博物馆李鄂权馆长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刘伟杰、张满喜等先生积极协调编务印刷事宜，配合高效得力，都保证了《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以最佳的状态呈现在学界与读者面前，可谓当代图书制作与印刷技术的完美体现。

本书卷末附以《三国吴简考察记》，以及三国魏晋时期相关碑刻、书迹的高清图版，如孙吴《天发神谶碑》《谷朗碑》，孙吴建衡二年写本《道德经》、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纪年写经西晋元康二年《诸佛要集经》残卷、晋写本《三国志》之《孙权传》《步骘传》残卷等，均拍摄自原作或珍稀图录，以便于读者对比研究。

总之，《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是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外简牍研究最新成果的精品力作，它的出版发行，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深度关注，对于古代书法史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