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梁门传奇
导读：在近代中国曙色初露的浩茫空际，曾升起一颗璀璨的启明星，那便是梁启超。这位诞生于南粤的旷世奇才，虽寿未满甲子，然而立德、立功、立言之宏大罕见其匹。他是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天才的启蒙思想家、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是一位德业双修、情感与理智并富的可敬可爱的哲人。《新文新民新世界：梁启超家族》这本书着力探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了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品味和文化走向，阐述了梁氏家族的文化个性，解读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梁门传奇。
从1873年梁启超出生到1972年其长子梁思成离开这个世界，恰好是一百年。百余年来，由梁启超支撑起来的这个梁氏家族，经历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的政治变动，沐浴了新的、旧的以及经济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化的、风俗的乃至战乱的洗礼，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起伏不定，曲折发展，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和渴望了解的一个典型的新型知识分子家族。这中间，既有奋斗的欢乐，成功的自豪；也有失败的悲哀，挫折的苦恼；当然也少不了悲喜交织，叩人心扉的起伏。漫步梁家，可以感触到百年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录觅到梁家几代人生活的足迹，感悟出一些家族沉浮的哲理和治家的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平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四条路可走：
一是读书，通过科举，或进入大学，或出国留学，挤进社会上层；
二是当兵，出生入死，因有军功成为军官；
三是步入工商界，凭着自身的精明和运气，慢慢积累钱财，变为富翁；
四是冒险造反，与现政权对抗，成者王侯败者贼。梁启超走的是第一条路，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努力拼搏，逐步托起了梁家。
1873年2月13日，梁启超呱呱落地的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是南国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其父母也是极普通的平民。他的父亲梁宝瑛是个一面教书、一面务农的乡间知识农民，所谓“田可耕兮书可读”；母亲虽然识字，又很贤淑，但只是一位农家女子。全家基本上以务农为生，过着不贫不富的一般农民的生活。梁启超出生后，随着其不平凡的发展，梁家才走出数百年平静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渐渐显露风头，为世人所瞩目。可见，一个家族的兴盛，虽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先出现一位足以将此家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人物。
有大人物，方有大家族；大人物灭，其家族亦渐为平常百姓家。梁启超这一代，同母所生共六人，启超为长，其下有弟弟启勋、启业，还有一个五岁夭折的弟弟；另有两个妹妹；此外，还有继母所生的梁启文和梁启雄。但只有梁启超睿智敏慧，其余皆才智一般。梁启超幼时，家人已经发现其聪明绝顶，尤其是其爷爷将梁家复兴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长孙的身上，总是教导家人不可以“常人视之”。
梁启超也特别争气，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丛报》，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并逐步发展为学术界的一位大家，是那时一代青年崇拜的楷模。民国初建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并为之奋力搏杀，一度成为进步党的党魁，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
参政失败后，则投入学术界，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可谓桃李满天下，著述传五洲，西方学术界一度酝酿将其作为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选，可以说梁启超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虽然梁启超于1929年英年早逝，仅活了五十六岁，但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厚厚的《饮冰室合集》，满载着梁启超毕生智慧的结晶。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一手从政，一手做学问；能做官时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做学问。以官促学问，以学问带参政。“亦官亦学”，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在中国，官长学问就长，单单做学问者，难成大气候。然而，官场险恶，单单为官者，总是险象环生，用官打开做学问的通道，以学问打牢为官的根基。官做大了，学问就有人买账了；学问做大了，官就奈何不得了，反而要拉拢利用你了。
官学结合，是聪明的中国人最佳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得通的，既能做学问，又能做官的人毕竟太少了。像梁启超这样，参政有能力，学问是一流，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啊！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用在了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用得其所，用得其妙，在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找到了最佳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他的家族发展方面来讲，梁启超基本上获得了成功，成了托起梁家的“太阳”，成为梁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创始人和领头人。
有了梁启超所开创的基础，他的下一代就人才辈出了。梁启超有两位夫人，一为李蕙仙，一为王桂荃。李夫人1893年就为他生下了女儿思顺，二十岁的梁启超早早地当上了爸爸；后又生一子，不幸夭折；1901年生思成，1908年生思庄；算来李夫人生了两男、两女。王夫人1904年生思永，1907年生思忠，1912年生思达，1924年生思礼，还有思同，早夭，共5男；1914年生思懿，1916年生思宁，共二女。这样，除了未成年便已夭折的两个孩子外，梁启超的下一代就有五男四女，真可谓子女满堂。梁启超是性情中人，热爱家庭，喜欢小孩子，尤其对女儿情有独钟。他最喜欢大女儿梁思顺，现存的他给思顺的数百封厚厚的书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和无限的父爱。梁启超不仅关心儿女的学习、生活，而且对他们的婚姻、择业、性格修养等，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他的精心培植下，儿女们个个成材，出人头地，再现了梁氏家族新的辉煌。
被梁启超看作其当然继承者的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梁思成一生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梳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主持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参加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的工作，组织设计国徽。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此外，梁思成还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并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还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虽说没有真正掌握过多大的权力，但颇有社会地位。遗憾的是，五六十年代他总是受到“革命者”的批判，最终没能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永远的不理解离开了他着力要美化的世界。
和梁思成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是他的爱妻林徽因。这是梁启超精心设计，思成和徽因又经过自由恋爱而形成的一桩婚姻。对此，梁启超颇为得意，多次坦言这是解决儿女婚姻最好的方法。其实，更让梁启超引为自豪的是儿媳妇的品貌和才学。林徽因是中国近百年少有的一位奇女子，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凡是见过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会为她的美貌所倾倒。
南开大学一位著名的数学女教授晚年曾在《今晚报》撰文，回忆其半个世纪以前偶遇林徽因的情况，她这样写道：“1930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这位教授的观察非常准确，极富哲理。
林徽因虽然一生多病，大半生与病床为伍，称得上是“病西施”，但以她少有的特殊才华，成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诗人、建筑学家、文学家以及话剧创作家。作为重要的成员之一，林徽因还先后参加了新中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从1904年来到这个世上，到1954年过早地去世，在短短的五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共同将梁氏家族推向了另一种新的境界。
梁启超的其他儿女虽然略逊于梁思成，但个个也成就非凡，能看出梁家群英汇聚，根深叶茂。
梁思顺（1893—1966），文学修养甚好，于诗词、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著有《艺蘅馆词选》，是难得的女才子。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是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
梁思忠（1907—1932），留学美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因病早逝。
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特别在西文编目方面，贡献良多。
梁思达（1912—2001），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长期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任职。
梁思懿（1914—1988），早年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携全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1980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青年时期投奔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陈毅元帅曾戏言：“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礼（1924—2016），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梁启超的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梁启超的下一代，已经缺少他那样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和可以呼风唤雨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辐射面基本局限在学术领域，向外拓展的空间有限，梁氏家族的地位在下滑，而不是更上一层楼。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法出现和梁启超相媲美或者超越梁启超的大人物。
如果再往下一代观察，梁思成兄弟姐妹的后代，虽然也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基本上已逐步走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颇负家族责任感的梁思成，为女儿取名梁再冰，寓意再造梁家“饮冰室”时期的辉煌，但这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家族的兴衰，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是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台，即使再厚实的名门望族，也难维持百年以上。俗话称“人无三代富”，意思就是说再能干的人，也无法将一个兴旺的家族永远维持下去，能传三代就相当不容易了。其中的奥秘，非一般的因果得失所能解释得了。叹人世，终难定。家族的兴衰和人生一样，似梦非梦，永远是个谜。
（《新文新民新世界：梁启超家族》作者：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会长等职务。1992年被德国明斯特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赴德国讲授中国文化与欧洲；1998年被日本早稻田大学聘为交换研究员赴日本进行中国留日教育史研究。译者：胡志刚，历史学博士，天津城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