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涛｜“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及其阐释问题

鲁迅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说法历来颇受关注，但是这话能否作为一个正式的文学史评价还存在诸多疑点。选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说这话，鲁迅有明显“顺 便一提”的意思，意在以某种“外行人”的立场指出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普遍存在的缺失。由于冯至在新诗创作领域的突出成就，鲁迅这个说法为后来学者广泛认同。在新时期以来的研究中，“中国最为杰 出的抒情诗人”的阐释空间在不断扩大，它有效促进了人们对冯至早期诗歌的认识和接受，也直接影响了冯至早期诗歌的文学史评价。

关键词

鲁迅  冯至  早期诗歌  文学史

鲁迅在1935年3月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下文简称《小说二集序》)中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 。由于鲁迅的特殊地 位以及《小说二集序》的权威性，这话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了冯 至早期诗歌的文学史评价。素来不喜新诗的鲁迅为何会如此推崇冯至?其中存在 着诸多疑点，即鲁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冯至及其作品，这一论断是否另有所 指，它又是如何在研究者的阐释中被反复确认的?这些疑点在以往研究中关注还不够，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

一  鲁迅、冯至及“幽婉的名篇”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话出现在《小说二集序》中，因此大家都习惯回到《小说二集序》，往往把鲁迅对冯至的评价和他对《浅草》《沉钟》的认识混为一谈。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确切，《浅草》和《沉钟》作为同人刊物，它们发表不同作者的作品在风格上有一定的相似度。另外，鲁迅所谓“世纪末的果 汁”之类的话指向的是“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 2 ，而不单单是冯至个人，后来又说的那些关于沉钟社的话更多的是给陈炜谟等四川籍作者的。因此要探析鲁迅为何会推崇冯至，主要还是看他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冯至及其作品。

这点要先从冯至和鲁迅的交往说起。1923年暑假后，读完北大预科的冯至 “入本科德文系一年级，同时到国文系听讲《中国小说史略》” 3 。次年，鲁迅在讲授小说史的时间讲授《苦闷的象征》，令冯至兴趣倍增。他在给杨晦的信 中写道:“这年鲁迅给我们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比小说史有味道多了!” 4 在鲁迅1925年春的授课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送书事件”，4月3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往北大讲。浅草社员赠《浅草》一卷之四期一本。” 5 此 时正值鲁迅精神上的“暗夜期”，这期《浅草》深深打动了鲁迅，也就有了《野草·一觉》中这样的话:“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 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 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 6 关于 这件事，冯至在回忆文章《鲁迅与沉钟社》中曾给出印证说:“那天下午，鲁迅讲完课后，我跟随他走到教员休息室，把一本用报纸包好的《浅草》交给他。他 问我是什么书，我简短地回答两个字'浅草’。他没有问我的名姓，我便走出去 了。” 7 这是鲁迅和冯至在北大期间首次有记录的会面场景，后来的研究者谈二人交往时也多是借用这个说法。

不过，这次“送书事件”是有质疑声音的。龚明德经过多方考证认为，送鲁 迅《浅草》的那个“并不熟识的青年”并不是冯至而是陈炜谟:“当时冯至压根儿就一点儿不知道陈炜谟给鲁迅送了一本《浅草》，直到过了一年冯至读到《一觉》才知道。” 8 冯至和鲁迅的首次正式会面应该是在“送书事件”之后，陈炜谟和冯至读了发表在第七十五期《语丝》上的《一觉》，受到鼓励而产生了拜访鲁迅的想法。5月1日的鲁迅日记记载:“下午，陈炜谟、冯至来。” 9 按照《鲁迅与沉钟社》中的说法，“在1926年5月到7月间，我们到鲁迅家中拜访的次数多了，鲁迅除了谈论文学和时事外，对我们也提出批评”10 。可是，在1926年5月到 7月的鲁迅日记中，冯至来访的次数只有两次，而且都是陪同陈炜谟来的。陈炜谟第三次再来的时候，陪同他的是陈翔鹤。之后，鲁迅就离开了北京，冯至则于 1927年夏去哈尔滨一中做了国文老师。以鲁迅的会客量次，他对冯至到底有多么 深刻的印象还是值得思量的。

1929年5月，鲁迅返京。杨晦、陈炜谟和冯至来访，之后，大家一起在中央公园就午餐，还谈了一个下午。1930年，冯至和废名合办《骆驼草》，周作人是 他们的重要支持者。不乏有人认为，鲁迅与废名关系的恶化，《骆驼草》是重要因素之一。鲁迅在《小说二集序》中对废名也是颇有微词，可对冯至却没有半句 不利评价。在和冯至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鲁迅对他的印象应是不错的。不过，在1935年9月上海会面之前，我们没有再见到冯至和鲁迅有交往的信息。从 整体上看，冯至和鲁迅算不上深交，但是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较为和谐的师生关系，若由此进一步解读鲁迅对冯至如何青睐有加显然还不够严谨。

鲁迅到底是否较为深入系统地阅读过冯至的作品是值得怀疑的。在“送书事 件”之前，鲁迅很可能没太关注过《浅草》，因为“在《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 第二册'期刊部分’中也只有一卷四期一册”。11 鲁迅关注更多的是《沉钟》， 并给予过有力的帮助。《沉钟》的办刊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1926年8月10日， “《沉钟》停刊半年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6期的封面都是由鲁迅转托陶元庆 绘制的”12 。出版了十二期后，《沉钟》再度停刊，就有了1927年的《沉钟丛 刊》，“每种出版后，都由作者寄给鲁迅，请他指教”13 。鲁迅对沉钟社的认可 度也是颇高的，说它是“中国的最坚强、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14 。虽然鲁迅有很多机会读到冯至发表在《沉钟》上的作品，但是我们并未见到相关资料能够说明鲁迅对冯至诗歌有特别的兴趣或评价，许多与此有关的说法也多是推测 性的。

鲁迅正面表达对冯至早期诗歌的看法是在1927年的通信中。这年4月，冯至 的首部诗集《昨日之歌》出版。“5月9日，冯至写信给鲁迅，表示希望去广州工 作，并附寄《昨日之歌》一册。”15 5月23日的鲁迅日记这样写道:“得冯君培信并《昨日之歌》一本，九日发。”16 鲁迅很快就写了回信，5月31日的鲁迅日 记中有“复冯君培信”17 的字样。这也是冯至和鲁迅之间仅有的一次有据可查的书信往来，可惜的是，鲁迅的回信在抗战中遗失，冯至寄出信的原文我们也没有见到。幸好，冯至在《鲁迅与沉钟社》中特别提到了鲁迅回信的大致内容，其中 是这样写的:

由于陈炜谟一半严肃、一半开玩笑地说我的诗缺乏时代气息，没有摆脱旧诗词中的情调，我把这个评语，作为我自己的看法写给鲁迅，并向鲁迅表示，我打算北大毕业后到广州工作。过了些天，我收到鲁迅回信，信里说，他认为我的诗并不像我信中所说，有那么多旧诗词的痕迹;关于到广州工作的事，他劝我慎重考虑，他说广州跟北京没有什么两样，他周围所遇到的仍然是他深恶痛绝的“正人君子”，他自己也在打算尽快地离开广州。18

从这段文字看，鲁迅对冯至的早期诗歌基本是认可的，但是并没有给予具体 的评价。问题在于，鲁迅说的话到底是真实看法还是出于对一个年轻作者的安慰 也未可知。有人发现这本《昨日之歌》是毛边，“也没有裁开”19 ，鲁迅很可能没怎么认真阅读诗集。他说的话主要还是基于对冯至之前发表在《浅草》和《沉 钟》上的那些诗歌的印象式理解，其中不无安慰和鼓励的成分。1929年，冯至的 《北游及其他》出版，有人也说“书一拿到，冯至即送给鲁迅”20 。可是，我 们翻阅了1929年8月和9月的鲁迅日记，并没有见到鲁迅收到该书的记录。同时， 在周棉、蒋勤国、冯姚平等人整理的《冯至年谱》中，也没有看到冯至赠书的记 录。《北游及其他》到底赠出与否还是未知，也可能是鲁迅收到该书时印象不 深，没有给冯至任何反馈。

从1927年的赠书和通信到1935年《小说二集序》问世，中间隔了近八年之 久。在此期间，无论鲁迅发表的文章还是日记或通信中，都没有提到冯至诗歌的字样。这里存在的一个很大可能就是，鲁迅是在编选《小说二集》的过程中再次读到了冯至发表在《浅草》和《沉钟》上的那些诗篇，有感而发才做出“中国最 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评价。《小说二集》收录了冯至的《蝉与晚祷》和《仲尼 之将丧》，前者发表在一卷三期的《浅草》上，同期《浅草》发表的还有冯至的 组诗《残余的酒》，这也应该就是鲁迅所谓的“幽婉的名篇”。当然也不排除鲁 迅同时还阅读了冯至其他作品的可能。

二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弦外之音

一般来说，大家很少会质疑“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话的权威性，主要是基于两点考量。首先一点自然是冯至后来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证实了鲁迅的独到眼光，这里不再赘述。另一点就是《小说二集序》自身的权威性以及鲁迅就新诗创作提出的一系列精辟见解。《小说二集序》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 实绩的总结，其文学史价值向来为学界所重视，曹聚仁、王瑶诸先生都曾对其学 理性表示认可。21 在这样一篇学术含量极高的文章中，人们也习惯把鲁迅给出的 每个说法都视为严谨的学术观点。再者就是鲁迅对新诗创作提出的一系列观点， 在《两地书》《诗歌之敌》等文献中，都可以见到鲁迅对诗歌创作的真知灼见， 且往往被人们奉为圭臬。人们在面对“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话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论点，把《两地书》《诗歌之敌》等文视为论据，这也是以往人们探讨该问题时的常见做法。

但就《小说二集序》这篇文章而言，虽然说鲁迅对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 做了精彩的概述，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篇谨严的学术文章，就连鲁迅本人也不能确信文中每个观点的合理性。在文章写好之后，他写信给赵家璧 说:“序文总算弄好了，连抄带做，大约已经达到一万字;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小心，总不免发一点'不妥’的议论。”22 可以看出，《小说二集序》是带有一定主观成分的，比如在对废名的评价上，我们就能发现鲁迅惯 有的犀利和锋芒。再说《两地书》《诗歌之敌》等文中有关诗歌创作的观点，所 谓“造语还须曲折”“情感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23 之类的话显然是就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不成熟状况而发，而在实际创作中暗合鲁迅这些观点的诗人不在少 数。譬如朱湘，他的诗歌在很多方面似乎更符合鲁迅所说的那些创作准则，但是 我们却从未见到鲁迅对他有所评价。为什么鲁迅单说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 情诗人”，且鲁迅对冯至诗歌的公开评价也就这么一次。不能排除，鲁迅说这话 的背后是有弦外之音的。

如果我们联系《小说二集序》写出一年后的“斯诺之问”，或许能够发觉鲁 迅所谓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很可能是另有所指。在斯诺问及新诗的问 题时，“鲁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24 。可以看出，鲁迅 对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的整体认识并不乐观。我们知道，鲁迅与现代诗坛的关系一向都极其微妙。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建设者，鲁迅一度积极投身到新诗创作当中。即便在“洗手不作”之后，他仍时不时地发表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且往往语出惊人。另一方面，他又刻意地与诗坛划清界限，表示“我其实是不喜 欢做新诗的”25 或者“我于诗偏偏是外行”26 。这种矛盾展现了鲁迅对二三十年代新诗界的不满，也是促成他高度评价冯至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再回到二三十年代的诗坛现场来看冯至的创作及其影响，或许也 能够看出些端倪。虽然冯至的早期诗歌在当时年轻诗人的圈子里颇受关注，但是 还远远构不成较大的艺术反响。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无 论在序言部分还是在诗话部分都没有对冯至及其作品做出具体评价，仅仅说了句 “叙事诗堪称独步”27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诺问及“最优秀的诗人”时，鲁迅的回答是“冰心、胡适、郭沫若”28 。不难看出，无论朱自清还是鲁迅，他们都不认为冯至是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领域出类拔萃的诗人。鲁迅称冯至是“中国最 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或许有着“丢帅保卒”的意图，撇下同时代那些最优秀的诗人不谈，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作者推到如此显眼的位置，意在揭示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普遍存在的缺失。

另外，在鲁迅说出这句话之后，三四十年代文学界的反应也是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以鲁迅的影响力和《小说二集序》的重要性，如此醒目的说法一出必然会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可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的文章或书信中，我们 并未发现有人提及鲁迅对冯至的这一评价。即便后来朱自清、李广田、袁可嘉 等人在撰写冯至诗歌的评论文章时，也没有采纳鲁迅的说法。1943年，李一鸣 在《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中曾这样评价冯至说:“冯至除了抒情诗外，更擅长 叙事诗;他虽然未负盛名，然而他的叙事诗，在有新诗以来是稀见的。”29 不 难看出，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界和评论界都不认为冯至早期诗歌有太高的艺术价 值。在《小说二集序》写完后，鲁迅也没有再向其他人提起过“中国最为杰出 的抒情诗人”这个说法，包括冯至本人。1935年9月，冯至夫妇陪同杨晦一起拜 访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座小咖啡馆里谈了一下午”30 。其间，鲁迅和冯至等人谈到了《小说二集》的编辑情况，也提到了《浅草》和《沉钟》，可是却没有提及诗歌方面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鲁迅给出的至高评价，冯至本人始终保持缄默，而且他对自己的早期诗作似乎并不是那么满意。《昨日之歌》出版的时候，书店让作者拟个广告式的说明，他便写信向杨晦求助，理由是“作者对于自己的东西既不满意，真的不能怎样去吹嘘”31 。在德国留学期间，冯至反思了之前的创作，认 为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他在给杨晦的信中说:“有时候我个人感 到我的中国文是那样同我疏远，在选择字句的时候，仿佛是在写外国文一般。我常常想，我将来要好好下一番小学的功夫，真正认识中国字，这对于做诗作文都 会有很大的帮助。”32 在晚年的时候，冯至曾不止一次地向周良沛表示，“'沉 钟’罗石君的诗当时写得比他好，观察深刻，起点高”33 ，并为相关文学史研究的缺失而耿耿于怀。很显然，冯至对自己早期诗作的保守态度并不完全是出于某种自谦，而是有着一种较为清晰的理性认知。

对于冯至早期诗歌存在的种种不足，鲁迅未必没有意识到。只是他更看好冯至诗歌的抒情艺术，而且他对这一点的把握是在与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整体缺失的对比下进行的。事实上，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创作在抒情方面确实暴露出极大 不足，朱自清也曾指出:“民国十四年以来，诗才向抒情方面发展。”34 如果我 们再回到《小说二集序》的本文来思量这句话，会发现“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 人”并不是鲁迅就冯至诗歌经过审慎思考多方对比求证做出的一个学术性推断。我们回味鲁迅这话的表述方式，也能发现它甚至都算不上一句正式的评价。鲁迅 选择在《小说二集序》中表达这一看法，有着明显“顺便一提”的意味。《小说二集序》提供的这种“外行人”的立场很重要，它既不需要鲁迅对此话多做解释，也不需要有人站出来加以回应。

三  阐释中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话如此受人关注，显然与鲁迅的特殊地位有莫大关系。就像解志熙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如此好评一个新诗人，这在鲁迅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例外。”35 尤其是在《小说二集序》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章中，无论鲁迅的研究者还是冯至的研究者都很难忽视这句话的存在。只是人们更多的是孤立地理解这句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弦外之音。由此，“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也就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而成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推论，并影响到冯至早期诗歌的文学史评价。有人曾这样说:“鲁迅的评价对奠基冯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产生了一言九鼎的作用。”36 不过，鲁迅似乎也给大家留了一 个难题，因为从现有的二三十年代新诗发展的讲述线索来看，冯至的早期诗歌的确很难处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人们对鲁迅这句话的阐释也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一说法最早是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在此之前，无论在文学史教材还是在研究文章中，我们都没有见到由此说展开的讨论。1950年代文学史对冯至的评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该书多次引用了《小说二集序》的观点，显然王瑶不可能没有 注意到鲁迅的这句话，但是他对此说却未置一词。尽管《中国新文学史稿》谈到 了冯至，也只是放在篇章末尾稍作一提。在谈及冯至的成就时，该书继承了朱自清的说法，认为“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和后来的《北游》，富有热情与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37 。囿于特殊的时代关系，冯至本人此时也对自己的早期诗歌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38 ，其 他研究者自然也不大可能对之多作评述。

冯至带着“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身份首度进入文学史是在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作者不但引用了鲁迅的话，而且还就其原因指出:“他的诗作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而这也正是鲁 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诗人’的原因。”39 之后，冯至作为“中国最为杰出 的抒情诗人”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陆耀东的《论冯至的诗》和冒炘、周棉的 《冯至诗歌初探》都重点提到了鲁迅这句话，后者开篇这样写道:“在五四以来 的新诗史上，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至今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40 翌年，周棉再度发文为冯至并不显著的文学史地位大呼不满，指出:“中国新诗史上有些现象是令人迷惑的，如被鲁迅先生誉为'中 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至今仍象淹没在惊涛骇浪之中的'沉钟’似 的，人们听不到声响，看不到光泽。”41 陆耀东和周棉作为资深的冯至研究者， 他们不但多次发文而且后来出版了各自的《冯至传》，也都坚信鲁迅说出“中国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之语的谨慎态度和独到眼光。

随着1980年代冯至研究的展开，以及“重写文学史”呼声的高涨，“中国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话为人们高度重视，并成为一条常识性资料。蓝棣之、骆寒超、谢冕、解志熙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有引用，并给予了冯至早期作品较 高的文学史认可。虽然冯至的早期诗歌很难归入任何一个流派，但是他作为“中 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却醒目地出现在几部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中。对于鲁迅这句“超常规”评价，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给出了这样 的评述:“鲁迅曾把冯至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这与鲁迅关于'感情 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的观点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42 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的观点影响了很多读者，乃至一些文学史的写作。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 认为:“鲁迅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 杀掉’，所以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43 严加炎主编的《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将冯至与艾青相提并论，认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是 “三十年代中期人们回顾二十年代新文学时才得到确认的”。44 目前各大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广泛使用的朱栋霖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 中，作者在引用鲁迅话的同时，认为冯至“将文学革命以来的新诗引向了一个较为深刻的思想层面”45 。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述中，冯至“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身份得到了反复确认。

在处理这一史料的时候，人们更常见的做法是由此延伸去发掘冯至早期诗 歌的文学史价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对冯至早期诗歌的看法一致，在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作者肯定了冯至的艺术成就，也较为中肯地指出了他早期诗歌存在的缺陷。即“在20世纪的诗坛上，他走出了不同于写实 派和象征派而属于他自己的路子，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从另一方面 看，他的诗也存在着比较拘谨、偏狭和不够开阔饱满的缺陷”46 。孔编文学史委 婉地道出了冯至早期诗歌面对的一个文学史难题，那就是冯至早期固然因其独树 一帜的艺术风格为人称道，可也因此很难产生有力的反响。人们在引用鲁迅这话 的时候，也就遇到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那就是冯至早期诗歌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影响很难与“最为杰出”之类的话联系在一起。这之间的矛盾 张力使得鲁迅对冯至的评价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史案例。

在199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中，人们就不再满足于文学史对鲁迅这句话的浮光掠影的说明，开始深入发掘鲁迅推崇冯至诗歌背后的深层原因。张林杰的《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冯至殷夫的评价》是较早一篇深入追索其原因的论文。在对早期冯至的研究中，不少人更愿意把此次事件理解为一种鲁迅慧眼识英才的美谈， 二人并不密切的交往被善意地引申为鲁迅对冯至的特别青睐。蒋勤国的《冯至评 传》在着重建构冯至对鲁迅师承关系的同时，重点列举了鲁迅称冯至是“中国最 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七个方面的因素，最后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慎重而又客观的文学史意义上的结论”。47 其后还有杨汤琛的《试论鲁迅对冯至诗歌的评价》、 王堆的《鲁迅高度评价冯至诗歌的原因探析》等文章，都试图从鲁迅的新诗观以 及冯至早期诗歌的艺术特点来探析其原因。由这一事件延展开去，冯至早期诗歌 的文学史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李怡在《“远取譬”与鲁迅对冯至的评价问 题》中指出:“冯至和鲁迅一样，是在中国诗歌传统的欠缺处开始新的思考的。他通过'远取譬’推进了艺术的自我更新，这样的努力无疑极大推动中国现代新 诗的发展。”48 刘长华的《鲁迅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又一辨 考》更是将鲁迅对冯至的评价延伸至对其诗歌叙事空间的探讨。

从整体上看，冯至作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 讲述中被反复确认。在研究者的反复阐释中，鲁迅当初发表这一观点时的指向发生了微妙的错位，并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史对冯至早期诗歌的评价。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是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创作实绩时对冯至早期诗歌顺便做出的 一个评价，它带有鲁迅对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所存缺失的整体认识。鲁迅这话之所以为学界广泛认同，与冯至在新诗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有重要关系。鲁 迅的评价有效促进了人们对冯至早期诗歌的接受和认可，某种程度上也为二三十 年代新诗发展史的讲述提供了新的视点。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

END

下

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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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3 12 15 《冯至年谱》，《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3、629、631页。

4 冯至:《致杨晦》，《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5 鲁迅:《日记十四·四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

6 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7 10 11 13 18 冯至:《鲁迅与沉钟社》，《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212、211、213、623、213~214页。

8 龚明德:《〈一觉〉中“并不熟识的青年”是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 年第2期。

9 鲁迅:《日记十五·五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618页。

1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52页。

16 17 鲁迅:《日记十六·五月》，《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页。

19 20 赵丽霞:《送给鲁迅的书:冯至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博览群书》 2002年第12期。

21 曹聚仁认为，《小说二集》和它的序言都“很公正”(《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版，第204页)。王瑶指出:“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实 际上是以文学史家的态度来论述作家作品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 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2 鲁迅:《书信·一九三五年》，《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401页。

23 鲁迅:《两地书·二十九》，《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4 28 斯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8期。

25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6 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27 朱自清:《诗话》，《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第28页。

29 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第68页。

30 冯至:《鲁迅与沉钟社》，《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31 32 冯至:《致杨晦》，《冯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37页。

33 周良沛:《冯至同志》，《雾谷夜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34 朱自清:《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页。

35 解志熙:《“艰”的人生与“涩”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36 杨汤琛:《试评鲁迅对冯至诗歌的评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 2007年第3期。

37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38 冯至:《冯至诗文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39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40  冒炘、 周棉:《冯至诗歌初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

41  周棉:《冯至诗歌的艺术风格》，《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

42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98页。

43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44  严加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45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上)，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46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页。

47  蒋勤国:《冯至评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48  李怡:《“远取譬”与鲁迅对冯至的评价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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