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哲学，解读《水浒》中的人物与故事
《水浒传》成书大概在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则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两者出现的时代和地点相隔甚远，为甚麽要把两者并在一起来看呢？理由是两者有共通的议题，可互相参照，令我们对《水浒传》这本小说的理念以及尼采哲学加深认识 (本文的焦点在于前者)。水浒的故事涉及不同的人物，各自因为人海纷争，杀伤闹事，被官府追
捕，无处容身，唯有落草为寇，聚啸梁山；后来宋江做了头领，势力壮大，遂有归顺朝廷，接受招安的打算。
历来有关《水浒传》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可以用尼采的哲学来解读，
第一是宋江求招安的举措，是好是坏；
第二是这群游民的行止，常涉及残暴不仁的狂性，我们应当怎样诠释。 [1]
汉子妩媚，却非英雄侠士
《水浒传》对人的描写，不管是粗豪或狡诈，均各有特质。其中最有趣的，就是宋江和一群“直性”的汉子（例如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的对比。宋江虽然有“呼保义”、“孝义黑三郎”等绰号，但是细看他行事为人，所谓“忠义”也者，反而更像是笼络人的圈套，所以评论者说他是“假道学，真强盗”（李贽）、“内小人而外君子”（金圣叹）。至于武松李逵等人物，李贽说他们直性（金圣叹说他们是“上上人物”，而武松更是“天神”）。甚麽是直性？用牟宗三的话说，他们“理无大小，罪无大小，一有不义，即时打去”，绝不委曲求全；牟氏对他们甚为讚许： “汉子二字颇美，有气有势，又妩媚，比起英雄又是一格。” (1984: 232)
留意一点，以这群水浒汉子的行径，真称不上甚麽英雄侠士（虽然我仍沿用“梁山英雄”作指涉）。武松在鸳鸯楼对张都监复仇，杀绝张的一家老小，又把自己的名字蘸血写在牆上，杀完人还要喊句“我方才心满意足”（贯本 30 回）；李逵也杀过小孩（只是为逼朱仝上山），更夸张的是，在江州劫法场时，轮起板斧不顾一切地砍杀人群，“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容本 40 回）。其实，相对于在整本小说中一众水浒汉子对百姓的屠戮，这些例子可谓冰山一角，不少当代论者对这些行径均甚表愤慨。问题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除了“愤慨”之外，我们还可以说些甚麽呢？
强人、祭司和奴隶
对尼采来说，伦理道德的存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它或者祇是人的病态的表徵，或者是其自欺欺人的掩饰，甚至是毒药或兴奋剂 (GM1 S6) 。所以，如果要全面了解道德行为的性质，有时我们不能单纯以它如何违背良心（或有违道德直觉）来判断对错，我们要注意某些道德情绪（或信念）的由来。在暗地里我们是否也在逃避甚麽，惧怕甚麽。或者我们可以用寓言来想像道德伦理的演变模式，尼采在其著作《道德系谱学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的首章，即谈及了这个故事： 幻想在原初社会，也有贵族和奴隶。这些贵族阶层的人，大多是欢欣快乐，任性狂野的强人，他们既自由奔放，充满生命力，亦爱好战争、狩猎、舞蹈、狂欢；若感到愤懑不平，他们会马上回应挑战，因而不会让负面的情绪长留心内。
不过，在贵族阶层里面，另有一些作为祭司的，因为体弱而抑鬱。他们虽有怨怼和忌恨，却不会表露出来，更无力在战场上堂堂正正与敌人交手。即使如此，祭司的权力慾并没减退，只是以迂迴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们会为“好坏”及“正邪”等概念赋与全新的意义和内容，例如战争、力量和欢快已经不再是正面的事， 取而代之的是宽恕、温柔、自我压抑、和谐合作等价值。这种转化，对一众一直被强人打压的奴隶来说亦正中下怀，他们反正没能力在战场上挑战贵族强人，遂乾脆宣扬他们自己才是道德高尚的群体，而强人和战士都是社会的坏份子，理应被剿除或驯化。
尼采的这个故事点出了强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两套价值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深远，我们都会倾向接受和谐、有秩序和容许人们计划将来等等的伦理观。至于尼采自己，他虽然对祭司的角色深痛恶绝，但也承认这种心态和倾向能创造出深刻、奇诡和多样性的文化内涵 (GM1 S6) 。
宋江作为祭司
尼采曾经再三强调，强人和祭司之间要互相隔离，否则以祭司的聪明和狡猾，强人最终会受其荼毒和驯化，失却了生命中剽悍原始的力量 (GM3 S14) 。在《水浒传》里，自从晁盖一死，宋江在梁山泊当了头领之后，他就将山上的资源和人事分配制度化，并将聚义厅改名“忠义堂”，宋氏自己亦著力招揽名将，以增加其谈判资本；一意策划招安，三句不离“替天行道、忠君报国”。最重要的是他带领众人回归社会，效命朝廷。自此，晁盖的世界一去不返，晁氏是大性人，粗豪任性，其自身处处自如，令梁山不同于其他山寨，其淋漓元气亦吻合武松鲁达之风。至于宋江，在山上设建制，水泊之内，已不能自由任性，何异朝廷。此是宋江之山与晁盖之山之不同。
祭司对他人的“帮忙”，总是充满吊诡的，尼采这样形容祭司：
带着软膏和香油，但他首先要伤害人，然后才可以作为其医治者；当他舒缓别人伤口上的痛楚时，同时却又毒害之。因为那正是他最拿手的技能，他这个魔术师和猎食兽的驯化者，他的存在必然令所有健康的人变成病态，所有病态者变成驯化 (GM3 S15) 。
金圣叹断言宋江之求归顺朝廷，乃是“强盗之变计”，金氏甚为厌恶宋江的手段和伪善。不过话说回来，梁山泊内直性的上上人毕竟属于少数。当山寨势力日大，其被缉捕，祇是迟早的事，晁盖的模式并不能让大多数人安身立命。所以，从大的叙事角度看，宋江求招安是大势所趋，是为罪人皈依之路。其务实的考虑，是一种俗世化的举动。虽然破灭了神话，但为了大家的福祉，或许是非如此不可的举措，而这个丑人，亦唯有宋江能做，能策划经营——但凡所有社会衝突和运动，总会有些中间人居中斡旋，令大家有个下台阶，不必打到最后。在水浒，宋江正是这个下台阶的执行者。或者，换个角度看水浒的隐喻，用尼采的话说，文化规律于社会所为何事，就是要生养 (breed and tame) 一群奉公守法、安份守己的良民；文化（包括道德语言和概念）作为一种工具，就是要控制人的各种本能和怨愤情绪，推祟自我压抑，以摧毁贵族强人及其理念 (GM1 S11) 。
水浒的株连杀戮
读水浒，很多人都会因其中的野蛮及残酷行为感到错愕。在小说里面，割头、株连、凌迟等手段屡见不鲜。不独梁山好汉如此，即使是州县的知府文官一样可以很残酷。例如在青州的慕容知府，以为其大将秦明变节，指拨人马杀害百姓，便也杀掉秦明一家人口，将其妻子的首级挑在城牆上教秦明看。另外在梁山好汉攻打青州府时，有这一幕：
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一齐拥将入来 [笔者案：即衝入城门]。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便教救灭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札傢俬，分俵众军。（容本 58 回）
读这一段，我们可以留意作者下笔的平实无奇，叙事时竟不带丝毫现代的人道主义心怀。“一家老小”，若是相识自可营救；若是为敌尽可杀戮。这种剽悍之气，与我们心目中中国文化温柔敦厚的“诗教”相距甚远。除了慕容知府一家遭逢此劫，其他如黄文炳、刘高、梁中书、王太守等文官，于其城破之日无不是被一家翦除的（如黄文炳，更是“四五十口，不留一人”）。明乎此，我们或许不会对武松在鸳鸯楼的暴行很感诧异；唯一分别是前者的株连杀戮只是一笔带过，在鸳鸯楼的场景则放大了，一格格地展现人前。对此，不少现代的文评家连声声讨，这却令我想起尼采说，生活现代社会的人，总是失去了前人的开朗和欢欣。从前的人，对残酷的活动没有现代人那种羞怯的表现 (GM2 S7) 。我会在下文再谈鸳鸯楼事件。 接下来我会先讨论《水浒传》中复仇和节庆 (festivity) 的关係。
酷刑和节庆
残酷活动和欢庆，在现代人眼中恍似一个矛盾的组合。他们或会忽视了在盛宴的餐桌上，放著几多曾经生蹦活跳的生命。（不过现代人对残酷活动的拣择、隐闭和暧昧的表现，或者只是反映了他们一些奇怪的欲拒还迎的心态。）尼采也说 (GM2 S7) ，上古的人们全都熟知，若没有精彩的表演，怎会有盛宴的欢快？从前的世界，没有甚麽不可以在一个公共、公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严苛的刑罚本身就有很强的节庆元素在内。
在《水浒传》中，有关众英雄欢庆复仇的描写甚多，有些简洁一点的，如卢俊义杀李固贾氏；有些是比较精细的“大龙凤”，如梁山众人对黄文炳的复仇，因为篇幅关係，我会略过后者。以下是有关卢氏的“庆典”的叙述：
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姦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出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道：“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讚不已。（容本 67 回）
读上文时，留意众人的欢欣自如，虽然筵席间有人会被凌迟处死，但这明显是必备的庆贺环节，就好像我们在生日会上唱生日歌或在圣诞联欢会交换礼物一样。这与尼采对刑罚的看法很相像：
刑罚的残酷乃是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的部份，并且是人类最根本的节庆和快乐的来源。即使到了近代，在皇室婚礼和平民节庆中，如果没有加入处决、酷刑、火烧异端等环节都是很难想像的，同样假如在贵族家居没有一些奴隶 (creature)可以拿来出气，可以供人不遐思索残酷地嘲弄取乐，那也是难以想像的。(GM2S6) [2]
强人与弱者的复仇
所谓复仇，在强人及祭司（弱者）所表现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祭司对仇家的恨意很大，但是因为他的力量太弱，怨毒的情绪在其内心盘桓甚久；他的报复，到最后扭曲变形，唯有加在一些不相干的弱者或人偶 (effigy) 之上。尼采认为与他同期的哲学家杜林 (Eugen Dühring) 的反犹太主义正是出自这种怨愤心 (GM3 S14) 。至于强人的复仇，却不会像祭司或现代人般充满罪疚感及责任意识。强人对敌人的回应，尤如暴风雨来临一样，没来由没藉口，却令沿路的草木望风披靡；如此，乃能号令他人，并可被视为自然的主宰 (GM2 S17) 。
有关“血溅鸳鸯楼”
武松在鸳鸯楼的复仇，其残酷的程度与其他的水浒杀戮无异（割头、株连）。试看以下的段落，其时武松已经在阁楼杀掉了仇人张都监、张圑练和蒋门神，其声浪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夫人见条大汉人来，兀自问道：“是谁？”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门剁著，倒在房前声唤。武松按住，将去割头时，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厨房下，拿取朴刀，丢了缺刀，翻身再入楼下来。只见灯明下，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引著两个小的，把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在地下，方才叫得一声：“苦也！”武松握著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搠著。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个，结果了。走出中堂，把闩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地下。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贯本 30 回）
对武松的行径，在明代的文评家中，李贽稍微显示了不悦，说除了三个罪魁祸首，其他都是“多杀”，不过他在篇末仍然盛讚武松之“以血留字”： “即杀人留字一节，已超出寻常万万矣”。至于金圣叹，既是水浒（70 回本）的修订者，又在文内频繁地以读者的身份作评论。在这一回，金氏沿途保持情绪高涨，在旁边数著武松第几次出刀、杀到第几人。以他的看法，这部份是要这样写“方快人意”：
写武松杀张都监，定必写到杀得灭门绝户，方快人意，然使夫人深坐房中，武松亦不必搜捉出来也。只借分付家人凑在手边来，一齐授首，工良心苦，人谁知之。下养娘引著两个小的，亦只闲闲凑来。（贯本 30 回眉批）
从尼采的角度看，金氏自己不知道，他也在参与著武松的筵席庆典；即是说， 在鸳鸯楼一回，其实举行著两场宴会：第一场由张都监主持的只是开胃前菜，真正的盛宴乃由武松入楼复仇之后才展开的。这个宴会是由武松复仇的欢快，以及楼内被宰杀的十五人的苦难堆叠而成。金圣叹的题旨只是“千古同欢”，将这种屠杀的狂野及集体性揭示出来；由于这是场集体的欢庆，它也透过金氏的引介向后世的读者发出邀请。故此，某些文评家对之作出的伦理谴责也许是一场错误阅读： 反映我们的小题大做、对反对暴力及残酷行为的叶公好龙。 然而，这也是中国人现代化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一环，我们注定要对古时的残酷行径予以谴责的，这显出现代伦理观在尼采眼中是何等的深闰和幼稚。
如果你问《水浒传》是甚麽？我会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翻弄，一个前代的纪录，一个累世的阅读过程，问题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用哪一种眼睛来阅读它呢？我们为什麽对于他人的苦难不表示一点同情心？假如我们不追问这些问题，那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冷酷无情？我们也可以拿同样的问题去质问尼采。文明的条件是甚麽？难道社会秩序本身祇是建基于一种对压制的共识而已？文明、秩序相对于矛盾、压迫： 两者乃以辩证的关係互相依存，互相补足，就好像祭司与强人，或宋江与水浒直性人的关係一样。用金圣叹的比喻： “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明乎此，有关《水浒传》的文评及阅读过程，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文明及其不满”的一种中式演绎。
注：
本文的引文主要来自三本典籍： 第一是尼采的《道德系谱学》， 该书共分三章， 每章有若干节； 在下文， GM 之后的数字是指章数， S指节数， 全部由笔者翻译自Carol Diethe 的英文译本。 另外， 我也参考了两个《水浒传》的版本， 包括一百回有李贽 (即李卓吾) 眉批的容与堂本， 以及七十回由金圣叹评述的贯华堂本。 详见文末的参考书目。
这几句在原文不是连续的，我在这里是将段落的大意以连贯的形式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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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牟宗三 (1984).《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文库出版）
明·施耐庵，罗贯中 (2007).《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施耐庵 (2007).《水浒传》(清) 金圣叹评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Nietzsche，Friedrich (200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Translated by Carol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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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原载于“立场新闻“网站，原题目为《水浒与尼采》。作者：冼伟林，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及终身教育学系助理教授，英国雷汀大学哲学博士，研究范畴涉及规范伦理学及比较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