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我：你研究了那么多的企业，也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术界领袖，能否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过人之处？他们是否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让我们学习之后也获得类似的成就？特别灵验、一学就会的成功秘诀肯定不可能有，因为如果真的有，大家都照着做，那这些秘诀就不起作用了。这就如同在森林里，即使有一条捷径，如果大家都去走，也会变得拥挤不堪，捷径反而成了阻塞不通的道路。但我回想那些人，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格局都超乎寻常地大。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
“尽人事”的重要性不必多讲，但是“听天命”这件事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内心很不愿意接受的。为什么要听天命呢？因为世界上稍微难点儿的事情都非常复杂，超出我们的有限认知和控制能力。我们无非解决了一些维度上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维度的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当然，如果不尽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维度也会把握不住，自然一事无成。不能接受天命的存在，就难以正确地审视自己，审视形势。比如，在股市上，很多散户被戏称为“韭菜”，因为总是被“割”。很多人将自己的厄运归罪于市场，但是这说不通，因为所有的股票交易都是自己操作的。散户在股市上亏损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偶然的成功归结为自己努力的必然结果，把失败归咎于别人，对市场完全没有敬畏之心。于是，一次或几次小的成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失败，甚至是无法翻身的灭顶之灾。所以，在尽人事的同时，能够敬畏天命的作用，我们在做人时就不会恃才傲物。
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通常都没有见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人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水平上的不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我觉得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的才智、沟通能力和知识面远非我能相比，当然他和贾里尼克教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过去主管科研的拉宾纳博士相比又相差甚远。虽然我对计算机科学的理解比绝大多数从业者要深刻很多，但是在谷歌和凯茨（Randy Katz）教授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了半年后，我发现他的理解力超强。可见世界上比我们有才能的人真的太多了，遇见他们，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见识，而在见识之上还有运气。如果不是因为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IBM暂时把我的工作邀约延迟了半年，我根本不会想到去谷歌试一试。如果不是AT&T的工作邀约比谷歌晚发了一周，我也不会接受谷歌的邀约。但是，好运气并不能增加我们的能力，不能代替我们的努力。进入谷歌的人很多，不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永远需要尽人事。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能力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至于结果是好是坏，不妨泰然处之。尽人事，听天命。有的人可能看过这样一个笑话：马掌上掉了一个钉子，损害了马掌，坏马掌崴了马的腿，瘸腿的马把将军摔伤了，少了将军的军队输掉了一场战役。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能说明处理不好坏运气，就会遇到一连串倒霉事，最后造成灾难。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不断地犯错误，而且为了弥补一个小的损失，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原本只是局部的小问题，引发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厄运，形成了一个厄运链。怎样才能斩断厄运链呢？方法很简单，只要记住“止损”和“认命”这4个字就可以了。很多人不肯认命，不肯止损，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高估自己——不仅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高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自己的那点儿所得不过是上天的恩赐，得到了固然可喜，得不到也在情理之中，就愿意割舍，也就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遇到背运时不慌乱，把损失限制在局部，避免雪崩式灾难，是智慧的体现。很多人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行？”实际上，上天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努力的人，但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这里我要专门把“亲朋好友托付的事情”单拎出来说一说。我对亲朋好友提出的请求，通常用两个尺度判断帮还是不帮。第二，分清哪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哪些需要我帮忙解决。比如，我过去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朋友又多，总有人托我带东西。我会严格区分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东西直接拒绝带。iPhone刚上市，中国买不到，有人托我带一个，我会答应。一来iPhone体积小，携带方便；二来它的价格较高，带一次值得；三来手机两三年才换一部，不会需要我经常带。但是有些人托我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带尿不湿或者奶粉，我就拒绝了。我希望我给对方带去的是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成为搬运工。分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好，哪些事情不能做，难免会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在我从研究人员转变为投资人，还出版了一些书之后，很多人问我是如何做到多任务并行的，又是如何实现跨界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想通过多任务的方式多做几件事，结果是一件事都做不好，时间一长，我总是在低水平上兜圈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做过一项研究，表明人脑同步思考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2009 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Review）中有一篇文章写道，人脑的带宽只有区区60比特/秒，是（那个年代）上网带宽的十万分之一。我看到的对于人脑带宽最高的估计，不过每秒上千比特。照这个速度传一幅手机图片，大约需要一小时。由于生理上的局限，人在某一时刻只能接收、保留和处理少量的信息。如果一心多用，不仅不能多做事情，反而会因为来回切换任务而降低工作效率，还容易导致错误不断。人的潜意识总认为自己能行，还能挤压时间同时处理很多任务，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当脑子里的任务积压过度，一开始可能只是出现一些小错误，当有限的脑力跟不上一心多用的野心，任务积压得越来越多时，大问题就会集中爆发。我有一个同学极具语言天赋，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样样精通。我问她学语言有什么秘诀，她说其实就是有耐心。我的另一个朋友想练习英语口语，却又不愿意吃苦。刚开始采用的方法是看美剧，之后又去听美国之音和BBC。最后时间花了不少，说出来的英语别人却听不懂。因为美国之音和BBC的口音存在巨大差异。她挑的学习方式都是相对轻松的，在她看来是捷径。其实，只要确定一个学习目标，长期坚持，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很多人喜欢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总想着付出最少而得到最多。其实，世界是非常公平的。极端不公平的交易即便没有消失，现在也非常少了，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一旦存在，很快就会被人找到，参与的人多了，回报就会马上下降。很多人崇拜速成，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捷径，而不是沉住气慢慢提升自己。事实上，功夫没下够，用什么方法都是在浪费时间。
现代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忙，忙碌之后是否有结果，没有人知道。虽然从总体来看，“忙碌族”似乎比“清闲族”混得好一些，但是大多数人的付出和所得绝不成正比。其实，方法和效率远比忙碌重要，有时候慢下来、静下心来，反而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我经常提醒自己，凡事要慢三拍。有时候周围的人让我做决定，我会说：“我现在脑子不工作，让我明天再回答你。”因为我不想太匆忙做决定。人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而在于完美地结束了多少件事。很多人做的一大半事情是有头无尾或匆匆结尾的。喜欢多做事，多少和人贪心的本性有关。一个人想做到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是很难的，得有些不寻常的本事才行。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事情？其实我做的事情并不多，只不过成功率稍微高一点儿，每件事情多少有点儿影响力，别人就看见了。成就的多少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做事情的速度或做事情的数量，每一件事的影响力，以及做事的成功率。它们之间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也就是说，事情做得再多，如果成功率不高、影响力不大，最后的成就就会很有限。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一辈子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没有影响力的事情，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一件有一定影响力的事情。同时改变公式中的三个变量是很难的，更好的做法是一次提高一个，滚动前进。把小量级和大量级的东西放在一起，前者必然被忽略掉。对大部分人而言，10001 ＞ 10000。一个人有了1万元，再给他1 元，他也会拿着，因为蚊子虽小也是肉。但是对合格的专业人士来讲，10001 和10000 是一回事，他们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几个小量级的东西放在一起，远比不上一个大量级的东西。一个无籽西瓜重8公斤左右，抵得上200万粒芝麻的重量，这就是十几把芝麻的重量都比不过一个西瓜的原因。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在做事之前，会梳理出一个做事清单，按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量级排序，然后集中资源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事情先做完。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直接从清单上删掉。没有经验的人则是什么事情先来就先做什么，以至做了很多费力而没有影响力的事情。做事的多少最多不过是几倍的差异，但做事的质量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力可以达到量级之差。想明白这一点，就不妨换一种做事方式，多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偶尔做成一件事并不难，有些时候仅仅是运气使然，难的是找到一些系统的方法，获得可复制的成功。所谓最具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搞清楚做事的边界或者极限，搞清楚做事的起点以及从起点通向边界的道路。我把它们称为做事情的“三条边”，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呈现出字母 “Z”的样子。图中上下各有两条线，中间有一条斜线将它们相连，斜线下面粗上面细。下面一条线是基础，我把它称作基线。它可以被理解成直到今天为止，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其他知识，或者理解成人做事情时要掌握的知识。对不同人来讲，这条线的高度是不同的。对一个专家来说，这条基线很高；对一个刚入门的从业者来讲，这条基线就很低。我们做所有工作，都应该建立在这条线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它的下面做起，这一点很重要。图中最上面的那条线，是理论极限，也是无法突破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造物主创造宇宙时留下来的，比如，光速、绝对零度、能量守恒定律，以及数学上的很多极限，等等。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差别在于，是否了解极限的存在。
为什么火电厂或者轮船上使用的涡轮蒸汽机的效率，达到60%左右后就无法再提高了？因为不论工艺如何改进，蒸汽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是有限的，热力学中的卡诺定理限定了蒸汽发动机效率的上限。当然，有了基线，也知道极限在哪里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能够扶着向上攀登的绳索或者阶梯。中间那条线就是这个阶梯。为什么这条斜线下面粗、上面细呢？因为靠近基础的部分，做的人很多，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很多。而越往上，目标的难度越大，常常就没有太多的道路可供选择，甚至很多道路要靠自己探索，因此越来越细。这三条线构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找不到上下两条线，是蛮干、傻干；找不到第三条线，永远只能纸上谈兵。在恋爱、婚姻中，很多人纠结于是找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人。把这种选择推及各个层次的朋友上，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被巴菲特认定为好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对好公司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巴菲特从来不投资成长型股票，他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碰都不碰科技股；虽然后来开始买科技股了，但他买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看上去“过了气”的公司，比如IBM和英特尔。巴菲特不是赌徒，他不会把命运押在一个股票可能疯涨也可能很差的公司上，他有自己的原则。那么，他考量公司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公司要对投资人好。世界上有很多公司，它们的业务发展得很快，对自己的员工很好，但是它们只把投资人当作提款机，或者放在最后的位置上。虽然每个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做法并没有问题，但是投资人的任务是获得回报，而不是理解某家公司的价值观。因此，一家公司再好，如果不符合“对投资人好”这个原则，巴菲特就不会投资。我经常用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方法对人进行判断。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将使我们终身受益，正如巴菲特挑选的那些好公司总是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利润一样。我之所以成长进步得比较快，确实是受益于身边的智者。对于智者，我总是对他们带有敬意，对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言一语格外留心，力争将他们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并且在行动中一点点改掉我不良的思维方式和做事习惯。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在见识和能力甚至运气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
类似地，一个人在选择工作单位时，应该把对自己好、能帮助自己成长的公司放在首位，而不是觉得某家公司很酷、很热门或者多给了一点儿薪水就选择它。我见过不少年轻人在接受第一份工作时，会挑选那些多给了20%薪水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长期发展的公司。这就如同购买股票时只看股票的价格而不考虑它的内在价值一样。一个人一旦几次看走眼，就会失去判断力。这并非因为他的智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他判断价值的方法彻底错了。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可以算是生逢其时，不仅赶上了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而且生活在全球没有大的战乱的环境中。生在这个时代，就要做和这个时代相契合的事情。几年前一位朋友找我，说他还在读高中的儿子天天钻研计算机、UI（用户界面）设计，像着了魔一样，让我开导开导他儿子。我和这位年轻人见面之后，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读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创业。看了他做的东西之后，我对他的父母讲：“在当今这个年代创业，比以前任何年代的成功率都要高，即使它依然是失败率很高的事情。难得他小小年纪能够在计算机上钻研得这么深，不如让他随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两年后，他因为课外活动搞得出色，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虽然他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有了不错的起点。那么，什么时候不适合创业呢？战争时期就不适合，投笔从戎才有前途。同理，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成为拿破仑，就不合时宜了。认清了时代，认清了环境，选择对了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能否做成，就看怎么做了。在我们都认可未来世界会快速变化这个特点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不变的道理，或者变化很慢的东西。在智能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过于担心自己落伍而拼命奔跑，觉得凡是和新技术有关的都是好的，都需要追随，而忘了一些不变的道理。爱迪生作为一个重大发明数量最多的发明家，在求变、跟随技术发展潮流方面自然做得非常好，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要让技术解决真正的问题，而非发明没有用的东西。当时电的利用才刚刚开始，爱迪生发明了一种供议会使用的自动表决机。但是，当他带着这项专利来到国会后，议员们告诉他这东西根本毫无用处，然后把他打发走了。后来他才了解到，议会出于公平的考虑，要给少数派足够的时间来说服其他人。因此出于决策流程的考虑，国会投票的过程并不需要加快。这次碰壁以后，爱迪生懂得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光有技术是不够的，技术还需要有用、有市场。从此，爱迪生抛弃了单纯做发明家的思维方式，一生再也没有做任何没有市场的发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技术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有些历尽沧桑而经久不衰的“普遍真理”，比如尊重市场规律、客户需求至上等等。这些道理应该得到长久的尊重，而不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被抛弃，否则将会受到惩罚，或早或迟。当今人们的学历普遍比上一代人高很多，每一个岗位的求职者拥有的技能，相比职位所需要的绰绰有余。因此，博士生可能只能得到一份原本属于硕士生的工作，硕士生只能去做本科生的工作。很多人感到心理不平衡：我比父辈的学历高，为什么找工作比他们还难？商品太多、服务太多、信息太多，只好将它们免费，那么人才太多、变得很不值钱，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道理是相通的。因为，没有稀缺性，就可以随时被取代，自然就没有议价能力。一些人在感叹免费的时代挣不到钱的时候，在抱怨人才市场竞争太激烈，自己找不到好的岗位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世界上每年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它们都去了哪里? 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岗位在哪里？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少数经验不断积累的从业者如今非常稀缺，无论他们开什么价，都有人愿意请他们做事情。他们一旦离开某家企业或机构，企业或机构的损失就会很大，因为它们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依赖。
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本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经验是不断叠加的，而不是简单重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