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三）墨学的千年深耕-刘长明，沈大光 / 四六文摘

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
---以中马会通为中心的考察
刘长明，沈大光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三、墨学的千年深耕

秦汉以后，由于墨家的平等思想引致儒者和统治者的上下其手，自身的过于艰苦而难行，言盈天下、技压群芳、荣显二百年的墨学一度中绝，此后，这个被儒者斥之为“无父”之“禽兽”的异端学说，成为一言堂的牺牲品，两千年蒙尘。诚如孙诒让所云：“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7页。]肇始自孙诒让的“中绝”论，为学界普遍接受。然而，墨学式微，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形势险恶，墨家作为一个独占鳌头的具有师承传统的学派销声匿迹，但墨家思想并未中绝，而是变换了方式，由显入隐，成为汹涌澎湃的文化“地下河”。曾经持续二百年的疾风骤雨，变成大象无形般的氤氲化生，恰似浸润大地而不言的细雨霏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并没有给墨学致命一击，因为墨学本来走的就不是上层路线，而是平民小道。因此，无论是先秦《庄子·天下》的“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的儒墨，还是秦汉及其以后的《吕氏春秋·不二篇》的“天下十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十家”，刘勰《文心雕龙》之诸子，墨学皆占有一席之地。但潜隐后的墨学，不再是在与儒者的辩难中彰显自身，而是像择机而发的潜龙一样，潜隐民间独立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役夫之道”和民间“战斗的传教士”（冯友兰语）。可见，所谓墨学遭遇灭门之灾的说法，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

墨家“十论”，皆为现实之需，所以，两千年来，我国社会政治制度上的尚贤认知，社会控制上的尚同要求，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非攻怀柔政策，百姓日用而不离的节用、节葬、非乐和非命民风，信仰上的天志、明鬼传统，皆以文化潜流的方式产生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墨学，还是作为科学的墨学，抑或作为宗教的墨学，甚至作为游侠真经和农民起义纲领的墨学，都在于无声处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并内化为国人习以为常的价值取向，以致思想史家蔡尚思在比较百家后评说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价值最高的是墨家而不是儒、道、名、法、佛等家。”[ 蔡尚思：《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墨流千年，润泽大地。墨家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派固然消失了，但墨家文化两千年来一直陪伴着国人一路前行。惟其如此，墨学在潜流文化深层两千年后，在19世纪西学东渐的风气下，才能再次由隐而显，复归地上，研墨、谈墨成为一时之风尚，以致梁启超有“今欲救亡，厥惟学墨”的振臂一呼。

毫不夸张地说，秦汉以降，墨学虽失去显学之名，却拥有显学之实。只要根据墨学发展中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就不难解开谜团，洞察潜流踪迹。

1.平等思想，由显入隐，潜流民间两千年

墨家要义在于兼爱，而无差等之爱及由此延伸的尚贤、选贤等思想，内涵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意蕴。墨子反对服务于等级制度的儒家天命观，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指斥儒家所言的“天命”实为“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立场如此鲜明的平等主张，既不符合专制统治者的需要，也与儒者的“仁者爱人”相左——儒者之爱，其对象不外乎上流社会，至于草民，并没有爱与被爱的资质。在阶级社会中，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等平等思想，虽属空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宗法等级制度，动摇了儒家的“爱有差等”原则。因此，墨者兼爱及由此衍生的平等思想，自然会招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统治者和以正统自居的儒者的反对。尤其是墨家“君、臣、萌（民），通约也”（《经上》）的见解及“选天子”主张，极大地威胁了专制统治，统治者断不能容忍，视其为大逆不道。因此，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却行动一致地屏蔽墨学，阻断了墨学亨通于官方的通道。

墨学的官方通道被阻隔的同时，本来就是为平民代言的墨学在民间却潜流不息，润泽民间两千年而不衰。墨学独有的平等思想，譬如人人必须劳动的平等劳动观，有财相分的共享观，充分考虑后代需求的代际平等观，虽然不为统治阶级所待见，在民间和宗教文化中却有复兴的潜流和冲动。民间文化的许多形式，都成了墨学的附体。在撷取百家精华的杂家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墨学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在《吕氏春秋》中，墨学的比重仅次于老庄而远大于各家，其中的《贵公》《去私》《当染》《知士》《下贤》《审察》《节丧》《安死》等篇章，与墨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时成书的《淮南子》，秉承了《吕氏春秋》的要义，逆“独尊”、“罢黜”之势而上，甚至许多说法直接采自墨家。后世杂家虽变换了形式，但对墨学的推崇千年一贯。在墨学实现华丽转身的过程中，道教成了墨学传承的重要载体。墨家“十论”，几乎都可以在《太平经》中有相应的投射。基于“天道助弱”的认知，《太平经》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再如墨家“意志之天”的“赏善罚暴”功能，在道教中转圜为阴阳失调、天地失和必然带来恶果的告诫。在道教序列完整的神仙谱系中，墨子摇身一变为道家的地仙。墨学不但依附于道教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而且墨家文本也巧妙地借助于道藏保留下来，只是在等待光耀世间的时机。明末清初，在对诸子百家进行详尽注释和重新考证的热潮中，道家人在整理典籍《道藏》时，发现了保存基本完好的墨家经典。

20世纪初，墨学再热，其平等思想再度打动天下人心，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人人争言墨、事事攀墨理的盛况。墨学再显，由地下潜流复归地上奔流，傅山、孙诒让、梁启超等有筚路蓝缕、重新开掘之功。特别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一书，对墨学复流地上功莫大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孙氏之书：“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360页。]必须指出的是，墨学再放异彩，不是墨学的复活——因为生命力旺盛的墨学根本就没有死，而是变换了形态，由“地下河”再变为“地上河”，由文化潜流再度成为文化显学。如此而已！

2.扶危济困，苦行救世，侠义薪火代代传

组织严密的墨家徒属，纪律严明，分工清晰，处在这个组织最高层级的墨子，俨然“是一个创教的教主”（胡适语）。多达十条的“教义”，从不同侧面演绎了“以自苦为极”的大禹精神，客观上成为中国侠义文化的源头。史载：“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从一个侧面写照了墨家侠肝义胆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墨家的扶危济困、苦行救世、言信行果、解黎民于倒悬的精神，一直是民间会社、绿林帮派、江湖豪侠除暴安良的精神原动力。故一直以来，有侠出于墨之说。秦汉以后，一代代薪火相传的“游侠”、“任侠”等义士，以墨学为范式，“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发扬自我牺牲精神，亏己利人，急公好义，心存墨仪而不自彰，开辟出墨学特有的传承路径。太史公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充分肯定侠士精神。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侠义思想甚至成为团结民众的精神支柱。汉末黄巾起义的“五斗教”，就是巧妙利用贯穿了墨学要旨的《太平经》和道教作为号令天下的思想武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的墨家侠义精神，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诗仙李白，直抒胸臆，大赞“银鞍白马度春风”的“五陵少年”。一部《水浒传》，实则是一曲“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的豪侠高歌。及至近代，更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对刀而歌。颇有侠义精神的谭嗣同誓言：“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在救亡运动中，崇侠之风盛行，并很快上升为整个民族的行动自觉。

必须说明的是，在严酷的围剿中，墨家的许多传人东渡日本，将后来名曰武士道精神的墨侠精神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立国，始于徐福东渡。深得秦始皇信任的徐福，瞒天过海，将墨家许多传人混杂在童男女中一并东渡。徐福出海携带的千童百工中的“百工”，大都是墨者的化身。正是这批既有侠义精神又极富实践能力的墨者，为日本带去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3.俭节则倡，淫逸则亡，墨家节用塑绳墨

历代的节俭传统，被墨子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主张，其节俭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墨家的节用思想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有和谐发展与代际公平的考量。节用思想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墨子关于平民理想国的总体设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诸子虽然对墨家多有批评，但对其节用思想，大都持肯定和褒扬态度。荀子“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的观点，就来自墨子。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宋濂直接将墨学归结为“强本节用之术”。《太平经》的许多思想与墨学同归，譬如其反对厚葬久丧的节葬观：“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治丧，心至而已。”[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页。]其中的主旨，与墨学一脉。

墨家节用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勤俭思想的滥觞。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戒奢而从俭。此种政策，既归因于黄老道学，更是对墨学的沿袭。考略汉文帝遗诏，更有墨家意蕴：免除繁文缛节，反对厚葬；勿因为自己的久丧而绝百姓“鬼神之祭祀”。天子节俭若是，王侯将相自不待言。布衣卿相萧何、曹参、公孙弘节俭之道一以贯之。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及相应的八类治术之本，深得墨学尚贤要旨；其“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班固《汉书·公孙弘传》）的陈词，直接用墨家语气。至于民间，墨家节用观更成为百姓日用之绳墨。

4.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兴利除害兼天下

墨家从不讳言功利，但墨学语境中的功利，与杨朱的“为我”泾渭分明，终极指归在普天同利——一种理想状态的功利主义。这从墨子检验认识的“三表法”可见一斑：“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三表法”的核心，就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实际上是“三个有利于”的墨学表达。在墨者看来，衡量道德生活和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天下之利”、“万民之利”，故“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墨子呼吁：“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灭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可见，墨家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

由于墨家具有兴利除害的兼天下之公义，统治者与儒者的上下其手只能式微墨家的组织形式，即使在官方，也不能彻底阻隔墨学精神的大化流行通道。《汉书·艺文志》逆势而上，基本上肯定墨家；《隋书》85卷，多处褒扬“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贵俭兼爱”、“推心兼爱”的墨子、墨家、墨学[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5页。]，将墨子作为“通灵入妙，殊才绝技”的代表[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3页。]；在魏征选编的《群书治要》中，墨家思想被作为理政范式；唐太宗用以训诫太子的《帝范》，数度力倡节俭，与墨家节用说不二；《太平御览》直接将墨子神化。秦汉以降，墨学虽不再荣显于世却能流传百代，对个中缘由，《四库总目》云：“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啬其身，而时时利济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其书亦至今不泯耳。”墨家亏己而利他，多予而无取，自然成为历代具有家国情怀者的楷模。

（转自中国荀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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