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从情同手足到反目成仇，他们恩怨背后折射人性之恶
1980年，年已76岁的女作家丁玲竟在《诗刊》上发文炮轰自己昔日密友沈从文，文中，她指出，沈从文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记胡也频》都是瞎编乱造。
完了之后，她还毫不客气地大骂沈从文，说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不久后的1983年4月18日，丁玲又在访问巴黎接受记者采访时指责沈从文，并坚称：“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
事发后，沈从文并未公开与丁玲辩驳什么，但在他给好友徐迟的信里，他声讨了自己对丁玲指责的极大不满，他说：
“丁玲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
随着这些言论的被刊发，沈从文与丁玲这对曾经亲如手足的密友便就此恩断义绝。
在他们未决裂的50多年前，即1925年，当丁玲、沈从文还只是普通北漂青年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曾经长期共租一个公寓。
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共同的遭际，加上同是湘西老乡的缘故，丁玲与沈从文在相识不久后便成了极好的朋友。
而彼时，丁玲已是其好友胡也频的女友。
自古能成为好友者，自然免不了互相欣赏，丁玲觉得沈从文待人极为谦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从容淡然的风度。丁玲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通过沈从文本人的文人气质及恬淡的性情，想象他笔下的风物。
而沈从文则也丁玲也很是欣赏，他在提及对她的初印象时说：
“她性情爽朗，生着端庄的圆脸，修眉大眼，清澈的眼睛里闪着灵动的光，仿佛可以照亮和涤荡一切现世的晦暗。”
当时，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经常一起畅谈，谈话内容从文学诗歌到时事现状，几乎无所不谈。偶尔，丁玲和沈从文还会用湘西方言谈论，他们甚至经常说到停不下来。
相识不久后，三人经济窘迫的年轻人还索性合住在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这是一个非常破烂的小公寓，但这在当时已经是他们的钱数能租到的最好住所了。
此后，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他们也毫不理会。
胡也频和丁玲每次有争执时，年长他们几岁的沈从文总是跳出来当“和事佬”。有时候，两口子吵架后，沈从文和丁玲便用方言说个不停，因为听不懂，胡也频总急得抓耳挠腮，丁玲见了便忍不住大笑，如此，之前他们因争执而置的气便也瞬间烟消云散了。
合住的那段时日里，他们在顾生活的同时还要筹钱办刊物《红黑》，这种情境下，他们的生活自然会非常艰难。冬天时，他们的指头经常冻得提不起笔来。因为没钱买煤，他们竟为了取暖不得不烧旧书。
后来，他们甚至因为没钱缴房租，而沦落到只能整天在北京街上瞎逛胡走，直到夜深了，房东睡着了，他们才敢偷偷地溜回家。
丁玲与胡也频
那段时日里，苦难和共同奋斗的事业让三人非常团结，他们经常一起走路。从北京东城走到西城，从市中心走到郊外。有一阵子，他们因为厌倦北京的喧嚣和高房租，干脆搬到西山。此间，他们经常步行到城里，一趟就要好几个小时。
这些，都被完整记录在了沈从文的文字里。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岁月满满都是怀念。而他对胡也频和丁玲的友谊，也可用“深厚”二字形容。
若非因为那段时日里他们情谊深厚，沈从文也不会在胡也频遇难后对他们倾力相助。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此时，正在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的沈从文听说后，立马写信给胡适、蔡元培等好友请求援助。
为了不让丁玲母亲担心，沈从文还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为了救人，沈从文甚至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疏通。但因为局势紧张，沈从文的奔走最终无果。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遇害。此时，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此后，沈从文一直尽心照顾着丁玲母子。
得知丁玲已无力交付房租后，沈从文又把丁玲安置在了妹妹的住所。考虑到丁玲处境危险，沈从文又把他们母子安全护送到了湖南常德老家，并将孩子交给了他的外婆。
丁玲与母亲和儿子
为了帮助他们一家，沈从文的教学工作暂时被搁置了。从此可见，他对丁玲等的感情之深厚，也足见他之重情重义。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沈从文得知后再次倾力营救，可不久后，外界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得知消息后，沈从文等一度以为她已经遇害。正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沈从文提笔写下了《记丁玲》、《记胡也频》。
沈从文写下这些文章，自然是为了表达对当局迫害胡也频、丁玲的不满，为其鸣不平。后来，国民党之迫于压力释放丁玲，多少也是因为这些文章所引发的巨大反响。
可谁也没想到，50多年后，看到这些作品的丁玲竟会因为沈从文的这些著作而对他产生极大反感，她甚至因此而不惜与沈从文彻底决裂。
根据后来陈漱渝的统计，丁玲在这本香港版的《记丁玲》一书中，共写下了眉批、旁注127条，其中大部分为反驳之辞。
丁玲这些反驳意见中，最突出的有两条，其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以旁观者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其二是：她认为沈从文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述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
但实际上，第一条显然是她身为政治家的说辞，多少是出于“为找理由而找理由”。
丁玲对沈从文《记丁玲》之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乃是第二条，后来，丁玲对后来的丈夫陈明也说了实话，她说：“我最讨厌他（沈从文）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
具体，沈从文看生活是怎样用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呢？这点，丁玲没有明说，但这些让丁玲不满的所谓“他的眼光和趣味”，很容易通过丁玲的批注被找寻到踪迹——
在《记丁玲》的第65页，沈从文有一段描述是这样的：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在这一段文字的空白处，丁玲的批注是：“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而在《记丁玲》的83页，沈从文在讲到丁玲和胡也频同居时，则这样记叙道：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胡也频）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玲在这一段空白处的批注则是两个字：“混蛋！”
单纯从今天这个时代看过去，若一个男性这样去描述一个女子的私生活，定然也会招致女性的反感。因为，这样的描述，多少让人联想到单纯的肉欲。这样的描述彻底惹怒丁玲，她后来气愤地直接将它定义为“瞎编乱造”，似乎是情理之中。
陈漱渝在《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里曾就此事做过评价，他说：“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述成了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无二致的女人，把她和胡也频的结合写成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做这些评价时，丁玲似乎忘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里，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恋爱几成热潮，她的这种种行为恰是那个时代之先锋代表。如此，沈从文将这些用艺术的方式讲述出来，似乎无可厚非。
只是，沈从文当时并没有想到，50多年后，当时代更加往前发展时，中国却会突然进入一个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的年代。这个年代，正是丁玲看到这本《记丁玲》的八九十年代。
在这个年代里，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都被认为是不正当。就算你和异性在家里跳跳舞也可能遭到邻居的举报，你还很有可能会因此被判刑。80年代风靡的那首《铁窗泪》，正是一个因为流氓罪而被判刑的歌手迟志强的独白。
一句话：沈从文所记叙的那些，本没有什么，只是，时代终究不同了。
所以，当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开放丁玲”被拿到80年代时，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何况， 此时的丁玲已是全国最知名的女作家，彼时，她还刚刚被平反。
这点，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也深以为然，他曾在谈到父亲与丁玲恩怨时说:
“这里涉及到一些历史背景。早年，说自由恋爱是时髦的事，是革命的事。我不结婚，同居了，我这是打破传统，是革命行为。虽然比较幼稚，但体现着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我父亲仍然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 直不隆冬地记下了丁玲胡也频的这些行为。而解放后，尤其是经历了多年社会主义教育之后，丁玲可能又觉得不对头了。”
沈龙朱认为，丁玲看了父亲写的《记丁玲》后有那样的反应，很可以理解。
沈从文
极为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丁玲怎样否定沈从文《记丁玲》里的相关，世人都坚信沈从文所记叙的都是事实。而这种“坚信”，在很大程度上与丁玲一生的无数段情事是分不开的。
在与胡也频同居期间，丁玲一直与另一个名叫冯雪峰的男子暧昧不清，在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同住期间，她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作家。
丁玲曾在写给冯雪峰却从未交给他的信中说：
“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这段感情，最终因冯雪峰的理性拒绝而终结。不久后，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与翻译冯达确定了男女关系。1931年11月，也就是胡也频牺牲几个月后，他们便同居到了一起。
1933年，丁玲与冯达一同入狱，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中，丁玲在狱中怀上了冯达的孩子。
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因为怀疑自己入狱是冯达出卖的缘故，丁玲在此后不久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入狱三年出狱后的1937年6月18日，在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男演员陈明。
不久，丁玲主动追求了陈明，两人在不久后同居，而这段惊世骇俗的姐弟恋在当时也着实引发了很大的轰动。
可以说，丁玲一生的情感经历之丰富和惊世骇俗，在那个年代之绝无仅有。有这些客观事实存在，世人对沈从文《记丁玲》里所记载的一切坚信不疑，自然便是必然了。
丁玲与陈明
世人越是毫不怀疑《记丁玲》的真实性，丁玲本人对沈从文的芥蒂便也越深。
其实，即便丁玲一辈子没有看到《记丁玲》一书，她和沈从文也绝不可能一直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因为，两人虽都是湖南凤凰人，虽都爱好文学，但两人的性格和立场却是完全不同。
沈从文内向，丁玲外向；沈从文一生的文学创作都和政治全无关系，他一生都在做纯粹的文学，而丁玲的创作总是和政治相关，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以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为背景。
人最难理解的，往往都是和自己相反的人，丁玲之不能理解沈从文，实是必然。在丁玲的世界里，文学创作应该有其价值，而这个价值的体现，丁玲将它归结为了实用。
实际上，丁玲的“以为”自有她的道理，比如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不同阶级不同的精神面状态，并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大道。这，就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在丁玲看来，沈从文的文学如《边城》等，则仅仅是文学而已，那些所谓“趣味”也多少是她所不屑的。
所以后来，当丁玲要沈从文参加革命遭拒绝时，丁玲也表示很不能理解。可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却非常懂父亲，他在后来写作的《沈从文家事》里说：
“丁玲要父亲参加革命，父亲不去。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早着呢，我要能够用五十年的时间，赶上契科夫那样的成就’。”
可这些，一心革命的丁玲自然不能理解，于是，她以此认为沈从文是“懦弱、怕死”的。也因为有这个刻板印象在，所以后来的丁玲才在自己被捕后轻易相信了一些“不实言论”。
这里的“不实言论”，是两个传言，第一个传言系丁玲从两个文学青年处获知，她说：
“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
丁玲听信的第二个传言是从冯雪峰处获得的，关于这段，丁玲曾公开说道：
“我被捕后，他（冯雪峰）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断然拒绝，这说明沈怕得要命。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
真实的沈从文自然并非如此，在好友胡适等的眼里，他绝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文人，因为他们都曾在丁玲被捕后，被沈从文求助过。胡适在被求助后曾在日记里不无遗憾地写道：“从文很着急，为之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右二为胡适
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丁玲与胡适等自然不会有来往，所以这些她都全不知情。实际，就算丁玲知道这些，她也未必会相信，因为她心里早已经认定：“沈从文胆小怕死”。
因为这些误解，丁玲出狱后一直与沈从文不冷不热。
1936年，沈从文护送妻子张兆和和儿子沈龙朱回苏州，这是沈从文新婚后第一次回丈人家。路过南京时，沈从文专门去苜蓿看望丁玲。半年后，沈从文去苏州接回张兆和母子时，又去南京看望了丁玲。
自此后，两人便没有了进一步往来。其原因，自然与丁玲对沈从文的冷淡有关。
再往后，两人之间的鸿沟便进一步拉大。1949年以后，丁玲成为文艺界领导，并成了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而此时的沈从文却由于被郭沫若批判而处境艰难。
一个周身满是光环，一个却正落魄。
可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丁玲到了北京后，沈从文还是带着儿子沈龙朱前去拜访了她。此时，沈龙朱年15岁。这次拜访后，沈从文便再也未曾拜访过丁玲。关于原因，沈龙朱的一段话似乎说明了真相，他在回忆这次拜访时说：
“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儿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的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小小的沈龙朱能察觉出的，敏感的沈从文自然更能敏锐觉察到了。这大概也是沈从文从此对丁玲退避三舍的原因了。
沈从文全家与友人合影（前排中为沈龙朱）
但从49年一直到80年，沈从文与丁玲也一直只是不冷不热的状态，真正进入反目成仇模式，则是从丁玲看完《记丁玲》后写文炮轰沈从文开始。
与丁玲公开结怨后，沈从文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竟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中单单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
沈从文的割舍，多少带着血泪。不难想象，往后余生记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的那段青春岁月时，他心里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
力，从来是相互作用。这场恩怨纠葛后，丁玲自己也并不好受。她逝世之前，还曾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痛斥沈从文，可是，痛斥完了之后，她却突然笔锋一转，竟劝说自己试着原谅他。
回头看，沈从文与丁玲，他们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啊，都曾历经政治磨难、斗争，也同样备受社会巨变的摧折，且同样多病。可命途如此相似的两个曾经如手足般的朋友，却最终互相怨怼了一生，以至于到死前最后一刻还在为那恩怨纠结痛苦。
沈从文老年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沈从文曾在1926年写过一首名叫《呈小莎》的诗歌，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小莎”就是丁玲，在这首诗歌里，沈从文写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
今天的世人都愿意相信这诗句是沈从文写给丁玲，因为，这首诗里的一切太过于像两人之间持续半生的恩怨了：都一样地，剪不断理还乱，都一样地，美丽得使人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