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2010的坎昆气候大会】从“里约”到“里约”：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进行曲”
【历史回顾·2010的坎昆气候大会】
从“里约”到“里约”：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进行曲”
文/李志青
数十个小时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墨西哥的坎昆即将举行第16次全球气候变化大会，这是继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又一次全球性重要气候大会，也是关系到世界各国能否在2012年前达成二氧化碳减排框架的重要大会，与哥本哈根会议不同的是，此次气候大会放在了美国睦邻，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举办，同时会前国际社会对于会议成果的期望值也相对降低，一年前哥本哈根会议上的那种“低碳”狂热基本消失，各国都重新回归务实理性的状态。会议地点的变化和舆论氛围的转变都预示着本届会议不大可能实现突破性的进展，但却可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由此进入一个理性发展时期。
从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首次全球首脑环境发展大会以来，人类社会大规模联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即将迎来它的第20个年头，据悉，为了总结回顾这20年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并继续推动未来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应对行动，联合国将在2012年于里约热内卢再次举办全球首脑的环发大会，并寄希望于能够在那时取得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突破，而2012年也恰恰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纲领性文件《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最后一年。就此而言，2012年对于全球确实是一个关键年份，哥本哈根会议也好，坎昆会议也罢，其目标都是2012，也就是为下一个“里约”的环发大会。
那么，从1992年的“里约”到2012年的“里约”，这20年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呢？如果能够以曲线的方式来表达的话，横轴为年份，竖轴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那么这20年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进展显然是一条不断向上递增的曲线。从增速来看，其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隔一个阶段，前进的速度都明显增加，而各个阶段间的转折点往往正是历届的气候大会。
最初的5年（1992-1997）属于启动期，以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发大会”为起点，国际社会在之前的系列研究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由此成立了专门的公约组织，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强化已有应对机构的功能，如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同时在全球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和动员，虽然这一阶段的应对进展相对缓慢，既没有采取减排方面的具体行动，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却为后面的应对工作做了大量的铺垫；
中间10年（1997-2007）属于尝试期，以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办的第三次气候大会为起点，在此次会议上，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各国的减排进行分配和时间规划，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减排方面取得的较具实质性的成果，尽管美国后来退出该协议，但该协议仍对美国之外其他地区的减排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直至现在，《京都议定书》仍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准则。但从执行的效果来看，《京都议定书》只能算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演练行动，在减排分配、时间表、机制、市场化等领域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结果是受众多现实因素的影响而无法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
最后的5年则属于成熟期，到2007年，也就是距离《京都议定书》失效只剩下5年之际，国际社会不仅开始考虑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而且还逐步着手为“后京都时代”的减排做准备工作，为此，在2007年于印尼巴厘岛举办了第13次气候大会，制定了着眼于2012年之后的工作路线图，其中一项便是规定于2009年确定各国的减排责任，这也就是后来广受争议的《哥本哈根协议》的由来。这一阶段里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包括大众和舆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普遍提高了各国对此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在金融危机过程和国际谈判的挫折中重新认识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应对的困难程度，从之前的盲目乐观回归了理性，决定了通过阶段性地采取可具操作化的行动来有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总体方针。其中包括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责任划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市场化手段的逐步应用等等，这些问题都将在随后的2年里逐步得以解决。
以上可以看出，包括墨西哥坎昆气候大会在内的历届气候会议构成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主脉络，国际社会已经习惯于在会议中来推进气候变化的应对进程，究其因，仍在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症结是如何协调各国的利益得失。表面看起来在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国国”平等，但实际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由此带来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地理、部门分布都是不平衡的，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受其负面影响较大的同时，另一些地区、行业则有可能较少地受其影响，甚至还有一些地区和行业是获益于气候变化，这就很难要求后两者与前者付出相等或者更多的代价去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中，这正是当前某些主要发达国家非常积极应对，而另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则又长期置身事外的重要理由。这是分歧之一。
另一方面，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的气候变化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也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边际收益与其他领域相当时，气候变化的应对才具备投入的价值，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回报还远远比不上其他领域，比如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在这些主要矛盾没有解决之前，很难想象发展中国家会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而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则认为应该尽早地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大规模投入。这是分歧之二。
在以上两大分歧面前，不具强制力的国际组织所能做的便是通过举办会议来协调，协调的主要焦点便是目前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一些利益给那些主张消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以最终实现利益上的平衡。应该说自第一次里约大会后，国际社会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还是做了一些尝试的，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哥本哈根协议》的资金技术转移条款等，而坎昆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正是谈判如何通过建立机制来有效落实和保障资金技术在各国间的转移。
显然，这样的协调工作在未来2年里还会继续下去，在2012年，当下一届里约环发大会召开之际，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极有可能取得相当程度的协调成果。相信，2012年的里约大会既将是前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结，也将是未来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起点，在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人类必将成功地谱写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进行曲”。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