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章收藏与鉴赏》读后(代序)

（《古印章收藏与鉴赏》邵磊 著，2010年1月，南京出版社。本文系杨谔为该书所作的代序。）

己丑岁末，邵磊寄来了新作《古印章收藏与鉴赏》的书稿，希望我写几句话。

我爱好研习印章已有20多个年头，尽管大多着眼于印章的“艺术性”，但20多年的摩挲抚弄，对历代印章的制度、铸凿工艺、风格特点等也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周末到古董市场转转，爱在摆放古印的摊头驻足逗留一番，对眼前的古物在心里作出判断。但是，如果有一个顶真的人要我说出十分精确的判断依据，我是没有几分把握的。

如此，《古印章收藏与鉴赏》正是“我之所缺”也。

找了个时间，开读。文风平易、朴实、自由、简洁，剔隐抉微、谨严不苟，不拈酸卖乖、装腔作势，说话均以“证据”为依据，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的锐气时见。这绝不是一本一般的“快餐读本”。

针对罗振玉之子、印学大家罗福颐先生传世官印皆为“明器、殉葬物”等非实用器的观点，邵磊综合多方面材料，得出了即便是殉葬官印中也应有大量实用品的结论，其中有大胆合理有度的假设，也有小心独具只眼的考辨，解决了长久以来众多传世官印“来历不明”的悬疑。

江苏扬州发现的“广陵王玺”和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两方金印的印文风格绝似，因而中日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两方金印当系东汉早期洛阳府监的同一印工所制，称之为“姊妹金印”，并誉之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邵磊却独辟蹊径，他认为：“根据印面所见二印印文线条的完整与否，运用考古学'打破’关系的原理，可以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总是先刻全印的印文竖笔，待竖笔全部刻完后，再刻横笔；'广陵王玺’却是先刻横笔，再刻竖笔。通常，一个熟练的工匠在长期实践中会形成一些有独特个性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会轻易改变。由此可见，'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广陵王玺’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只能说明，类似的印文风格是东汉早期高官佩印的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时代风尚。”

关于宋代印章的印面制作工艺，书中提到“对于铜印，则除了浇铸外，尚有沿用唐印以铜片焊接印文的技法，亦即所谓蟠条印”。可谓拓展了印学界对蟠条印“使用寿命”的认识。对于宋代的玉印，邵磊通过对南宋奸相秦桧家族墓出土阳文玉印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其治法是以直径1.5毫米左右的小钻对印文线条以外的留空部位进行钻孔，待钻孔密集布满后再用工具剔尽，使印文显露出来，然印腔底部高低不平的圆形孔眼仍清晰可见”。对于篆刻技法史而言，则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发现。

晚明武将官印上曾流行过一种笔画作柳叶形状的篆书印文，被称之为“柳叶篆”。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疏浚时，就出土过这样一方明崇祯十六年颁制的银质虎钮柳叶篆“荡寇将军印”。但对于柳叶篆在官印上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邵磊不甘于此，硬生生在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拈出了“明嘉靖年间大同五堡兵变，总兵遗失'征西前将军’佩印，请求颁给新印。海盐郑晓主事礼部，遂议定将此类将军印的印文改为柳叶篆，以防诈伪”的记载来，虽仅寥寥数语，然关乎印史印制，不可谓小。

在当今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收藏者关心的往往是自己的收藏品值多少钱，能不能升值，接下来才会关心藏品真假、优劣，至于其背后的学术问题，那是“纯属多余”的。在阅读此书时，我常常忍不住联想起电视里习见的鉴宝栏目里“专家们”大而无当的鉴评和藏宝者一脸傻傻的虔诚，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把这样一本书归到“家庭收藏指南”丛书中，合适吗?是邵磊审错了题，还是编辑故意装糊涂?

如果说邵磊的“不合时宜”使得此书有“偏题”嫌疑的话，那么此书中还有很多的讲述纯属“一意孤行”。

而此书却偏偏要吃力不讨好。

书中提到天津宝坻秦城遗址出土的“泉州丞印、范阳丞印”石质两面印，风格与秦官印同，此类石质两面印以往常被识为印范，但秦官、私印均为凿印，于是邵磊就提出了疑问：“要此母范何用?因而，这类石质两面印究竟是何用途，恐还未必是'印范’说可以涵括得了的。”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一个好的问题与一个好的答案一样，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我们的观众已不习惯在思考中寻找快乐，他们最渴望的是有一帖包治百病的药，有一张稳赚不赔的妙方，你既不回答问题，又提它作甚?

类似的一意孤行的“症状”在此书中还有很多，如对印章原始用途的比照考证，对不同国别的战国古玺的特点的概括和总结，对秦印中的所谓“素面印坯”也具有封缄实用意义乃至西汉滑石官印未必尽是殉葬明器的认识等等。基于其同时也是一名篆刻家的眼光，邵磊还对秦、汉印不同时期文字风格与布局特色作了精确细致的描述，甚至还有东汉时期社会政治大背景对印章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的诗意叙述。这些闪光的思辩，于高端学术著作是“必要”的，于快餐读本是“不需”的。

此书除了上述两点吸引我这个有“嗜痂之癖”者之外，另外不断出现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也如含笑在绿叶丛中的一朵朵明艳的花吸引着我继续读下去。

如印章款识的出现，前人多归之于隋代官印，更保守些的观点则认为还要晚到北宋，但邵磊根据考古新发现指出，迄今最早的印章款识见于东汉私印印台侧面的纪年铸款，使得篆刻界对印款出现年代的认识一下提前了将近500年。又，古玺印多配以印囊或形制各异的印盒，而宋代官印还需与印牌配套使用，书中对印盒与印牌这些易为人忽视的印章“附属”用品的介绍与考证，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篆刻史乃至印章使用制度的认识。

即使像秦印钤盖后，印文字画与界格周边往往会出现“白边”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人们熟视无睹的细微现象，本书也注意到了：“秦印印文的凿刻痕迹十分明显，有的字画在字沟内底形成类似阶梯状的层层推进的遗痕，而且在冲凿的时候，因铜受到冲压以至笔画周边会出现起卷现象，即笔画周边会高出印面。”

当然，作为一本谈古印章鉴定与收藏的读物，本书最大的亮点仍是针对印章断代、分域方面所做的探讨。与此前所见古玺印专书多偏重于有职官或地志作为辅证的官印不同，本书则以经过验证的新出土的标准器为依托，辅之以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以较大篇幅归纳总结了占传世玺印绝大多数的战国秦汉、东晋十六国以及北朝私印在钮制、印文方面的特征，进而抽绎出其嬗变的内在规律，为古玺印的科学鉴定树立标尺。其中不少内容是在作者以往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增损而成，自有其深厚的学术储备。如书中关于战国古玺分域鉴定的内容，则基本脱胎于作者1995年提交“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的获奖论文《战国古玺的国别鉴定及其有关问题》，该文属大陆地区首度涉及战国私玺国别鉴定的研究成果。对秦代印章的叙述则浓缩了作者早年刊于《西泠印社建社九十周年论文集》中的《秦代印章初探》一文，文中利用考古材料纠正了印学界长期以来对战国秦玺与秦代私印之间的认识的一些误区。

对西汉私印的断代，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中日两国学者利用新出土的资料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但邵磊认为上述研究成果过于偏信内陆考古简报尚较“粗放”的断代，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误会”，遂在此基础上撰成《西汉私印断代初探》一文，不仅辑补了更多的新材料，且校核精审，如实反映出私印形制与印文风格在时代变迁中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而表现出来的惯性，并提出汉印经典风格正是以西汉中后期官、私印章为代表的均衡的章法构图与蕴藉的印文体势共同确立起来的，而庞大的作品数量则使得这一风格特征不断得以强化。本书关于西汉私印的内容所展现的即是此文的主要观点。

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工作的关系，邵磊渐渐搁置了对古玺印的专题研究，但对新出土古玺印资料的搜集却仍然不遗余力。如前人对新莽私印的认识，大致仍是以新莽五字或六字官印为参照。本书的相关内容则指出，新莽私印尚有相当一部分在章法构图上秉承西汉中后期私印的作品，印文笔画呈“竹节状”，转折处饶有圆浑之意，其印钮多作辟邪钮。即是根据新莽墓葬出土私印的形制与印面特征“提炼”而出。又，东汉私印的辨识与断代，一向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对古玺印研究有素的人而言，东汉私印面目的易于混淆和不确定性，也同样难以释然。是以此前出版的专业书刊中关于东汉私印的叙述往往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的干脆付之阙如，而本书则以极大的篇幅涉及了东汉私印的断代，其中既有对个案的解析，也有对某一组相近印章面目的概括，真正做到了以点带面，为东汉私印的类型学研究夯筑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南朝官印的断代，由于缺乏可靠的标准器，因而也一向是困扰印学界的一大难题。但本书却通过对南京黑墨营南朝墓随葬的一枚鎏金龟钮将军章及其出土墓葬规制的综合分析，为揭示南朝官印的制度特征凿破鸿蒙。这种将出土品与传世品联系起来，从而提出确切不移之论的“二重证据法”，在本书对三国、两晋、十六国以及北朝私印面目的探索中，更是时时可见。

在十分开心地饱读此书，领教邵磊睿哲加锐气的“学者本色”的同时，偶尔也会感到，也许是其锐气才情纵横丰沛的惯性使然，他的有些判断或许也有武断的嫌疑。如书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内容说到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一枚双面穿带铜印，认为“此印文字似隶似楷，与南京发现的西晋'立节校尉’铜印和东晋石质'零陵太守章’的印文形态以及高句丽《好大王碑》都颇相类属。”我认为，此三印是不相类属的，如把楷隶尤其是隶书文字改造入印也即“印化”，会很自然地形成类似高句丽墓出土的双面穿带铜印的文字风貌，略类《好大王碑》，也是纯属巧合。此印文书写者有较高的书写水平，而“零陵太守章”与“立节校尉”，前者简直“不通文墨”，后者纯属涂鸦，支离不堪。

总之，《古印章收藏与鉴赏》是一本沉甸甸的书，是作者博观约取、取精用闳、心智独到的一本书，是一本很“质”、很“实”的书，在如今“注水”的学术界显得十分难得。写到这里，我忽然责怪自己开初的看法：像邵磊这样的学者，你让他写这类书，他不这样写又能怎样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