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无神论”与“尚贤”传统

严格来讲，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或者是“多神论者”，他们会“信仰”道教的“老天爷”及各路神仙，也会“信仰”如来佛祖和各种罗汉菩萨。有人把这一现象归因到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注重实用，希望从不同的“神”那里得到不同的庇佑，也避免了因为某种“神”没顾得上显灵，或者根本不灵压错宝的情况，其他的“神”能够及时补位。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功利主义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其背后还有更深的心理渊源，这种心理渊源就是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尚贤”传统。“尚贤”心理情结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土壤之中，也凝固、流淌在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里。

其实，各种所谓的“神”，也可以被看作是极致的“贤者”，他们身上集齐了人性中所有的优点，摒弃了人性里的各种劣根。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有各种棱角需要打磨，有杂质需要剔除，那么“神”们就是一块块雕琢精致的玉器，成色纯正，加工精良。而中国人所“信仰”的多神，不过是众多贤者的集合，他们身上有各自的闪光点，也有各自的缺陷，比如，道教体系中的诸神世界，完全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复制，那里有玉皇大帝，有文武百官，也有平民百“神”。而西方所信仰的“一神”就是把诸神的品格凝集在一人身上，又摒弃了诸神身上的不完美之处，将人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诸神的集合是完美的，而诸神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各自的缺陷，有缺陷的存在，就意味着“神”与“人”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并不存在无法超越的质变鸿沟。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类力量潜能的无穷性，所以才会有“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这样的神话故事。当“人”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才有可能用越来越舒服的角度和姿态去仰望甚至平视“神”。从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到双膝跪地俯身扣头，再到完全站立平等对话，看似在解放人的身体，实际上是在解放人的精神。从敬畏的束缚里挣脱出来，升华为自由的意志。中国人从一开始“造神”，就没有赋予他们无所不能的神力，因此，才有可能去慢慢接近；而同时，中国人也从没有丢掉“人”的主动性，尽管人在神面前十分渺小。所以，中国古代也有“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瑶姬与杨天佑”等众多神仙与凡人相爱的故事，以此来缩小人与神之间的界限。

“神”既然不是万能的，人就可以一点点地接近他们。所以，道家会有“修炼成仙”的说法，通过修炼人也可以具备“神性”和法力。这和我们崇尚贤者是一个道理，看待诸神跟看待诸贤也是一样的心态。遇到水平和境界都超出自己很多的贤者，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是在心中生出一些敬意和钦佩，但在敬佩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绝于贤者之列，而是想着要去“见贤思齐”，想用“他山之石”来“攻玉”。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是让贤，让位于贤就是“尚贤”的表现。尧舜之所以愿让、能让，是因为舜禹贤能，这种贤能不仅能被尧舜看到，也能被天下百姓认同和接受。而所谓“贤者”，就是超于众人的人，贤者的行为可以为众人效法，众人皆可以成为贤者，所以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尚贤的风气，在整个文化里打下尚贤的根基。中国的各种“神”，倒像是照着人们心中“贤者”的形象塑造起来的。一方面人们敬畏这些神明的伟大，而另一方面，在民众心里他们也有各自的缺陷，兼有崇高的神性和最普遍的人性。而反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的神是唯一的，无所不能而又高不可攀的。他们把神性与人性的共通之处完全切除，把神与人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神”就成了人永远无法企及的一种存在，人必须通过卑微的跪拜和祈祷去“求神”，通过牺牲和祭祀来贿赂神。就连人类联合在一起，企图建立一个通向天堂的巴别塔的计划，也被神狠狠地打了脸，而且让人类各地语言不通，进一步削弱了人的力量，让人彻底看清自己与神之间永无可能缩小的差距。塔倒了，人的信心也倒了，一如人的形象再也无法站起来，从此只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跪；塔碎了，人的信念也碎了，再没有勇气去挑战神的权威。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单向碾压。

因为强调“人”的主体性，把人的形象放大，就不会完全依赖于那个高高在上的“神”。中国人心中信奉坚决的“无神论”也好，混乱“多神论”也罢，其实都避免了把人置于完全被“神”单向碾压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尚贤”就比信仰“一神论”高大很多，也更人性。“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避谈鬼神，而是告诫人们要效法尧舜周公这样的贤者，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可以通过学习接近，而不用去顶礼膜拜，保留了人的尊严和可以实现的可能。“贤”与“神”最后走向了统一，在信“神”的人们心里把“神”当作“贤”来效法，而又保留了“神”作为“贤”的人性；而在在不信“神”的民众心里，直接由崇尚“贤者”来填补了这个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