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高考秘笈”最难寻

【《我的“私人高考史”】之六

唉！和你们说实话你们也不信：我真不是因为数理化成绩差高考才选择了文科；当然当然，我的数理化成绩那也确实很差。很巧是吧哈哈。不是巧？是我笨？也可以这么说。但我真的喜欢文科，真的讨厌数理化。

我的数理化成绩不好，如今一个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和化学分子式也记不全，可是很奇怪，中学教我数理化的老师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是要报仇吗嘿嘿。

数学老师是滕忠海。他上课时声音不大，表情常常很严肃，喜欢戴一顶有楞有褶的深蓝色帽子。他在黑板上示范代数演算题或几何证明题，进行到最后一步时，他喜欢露出笑容，很期待地望着我们说，都听明白了吗？他在那里微笑着等待我们齐声回答“明白啦！”，但是很多时候他的希望会落空，教室里鸦雀无声，他的笑容凝固一阵后，只好慢慢褪去。他咳嗽一声，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低声嘟囔一句“下课”，然后就一手揣裤兜，一手握教材，步履坚定地离开了我们。滕老师经常用他执着的目光盯着我说，别人都能听懂，你怎么就不懂呢？我看你不是笨，是不认真听讲，一堂课都在胡思乱想，杂念太多。

其实我的杂念也不算太多，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所以我经常利用数学课时间苦思冥想，指望能想出答案。这个令我深感困扰的问题就是：既然高考我报考的是文科，那为什么还要考数学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才能不考呢？

我很少考虑自己为什么学不会数学这样的问题，因为根本不用考虑，答案明摆在那里：我就是学不会。

物理老师刘丙俊和化学老师刘成海都对我很好，原因嘛，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物理和化学成绩很好，而是因为我大哥是语文老师，和他们是同校同事。他们看在我大哥面子上对我总是态度很亲切，除了不过问我的功课，其他都聊得很好。我因自己早选定了文科，早早就戒了他们的课。有时在他们的课上我做我自己的功课，有时干脆拿本书躲到麦田或玉米地里去背历史、地理。

我们的教室和赵里村的农田不过一步之遥，出教室后门过一条田间小路就可以钻进庄稼地里。原本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田野才要参加高考，可为了参加高考我又需要逃到这里寻找出路。人生的路，到底有多奇奇怪怪。

那时候最奇怪的事，莫过于到处找不到高考复习资料。复习大纲倒是齐备，可是当时发到手里的课本内容却与之衔接不上，仿佛同一阵营的两拨特工难以接头，无法对话。班上几位同学，不仅家境好，而且有亲戚在大城市，他们总能搞到一些在故城县根本见不到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书是谁的我现在忘了，印象中是刘庙村一位宋姓同学的。我虽然痛恨数理化，可是对那套书非常好奇，总想借来翻翻。可是书的主人对那套书可谓爱护有加，不太愿意借给别人。他精心为每一本包上书皮，书皮上却一字不写，你根本不知他所读何书。

很多年后读了《深圳商报》同事的一篇文章，我方知道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即使在上海也不是容易买到的。他回忆说：

高考的恢复，一下子使得数理化复习资料显得奇缺。上海图书馆门口每天排长队，一为抢个座位，二就为借本复习资料。此时，有一套书奇货可居，这就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是“文革”前出版给高考落榜的“社会青年”用的，编得很好，想不到此时有了用武之地，一再加印，仍供不应求。我虽后来没上过大学，但“蠢蠢欲动”的我当时也买了一套，翻翻看看，做做题目，想想坐在课堂里的情景，十分惬意。近来在整理旧书时，又发现这套书蜷在角落里，原打算把它处理掉，但想想这位老朋友将化为纸浆，蛮可怜的，还是又把它捧了回来。

他是2006年写这篇文章的。编发稿子时我和他谈起这套书，说你当时买“数理化自学丛书”只是做题玩儿，你哪里知道这套书1978年在军屯中学高考班的地位。那时咱们若认识就好了，你寄给我这套书我用它们能换来多少羡慕和尊重啊。我更可以用它们换取我需要的文科复习资料。

1978年时学校里虽然没有图书馆、资料室，但是也有几柜子图书资料。掌握书柜钥匙的，是我的英语老师王宝仓。因我英语学习热情高涨，课堂上有时竟然也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英文句子很顺溜地读出来，他对我有几分好感。我即常常找他要钥匙，借一些书当作复习资料。我曾借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类，以作历史复习之助。可是这类书毕竟不是复习资料，好看却不好用，又有点“远水不解近渴”的意思。

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背着父母，找大城市的亲戚求援了。我们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乃至石家庄、衡水、郑口统统没有亲戚，只是有个本家伯父在沈阳一家企业，有个舅舅在阜新煤矿。我帮家里给他们写过信，知道联络地址。我即分别给两个家庭中的一位堂兄、一位表弟写信，希望他们能帮我找几本高考文科复习资料。

我之前从来没有向他们伸手求援，那位堂兄我甚至都忘了他长什么样。为了高考，只能“病急乱投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