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谢韬

谢韬先生是四川人，生于1921年，2010年逝世。今年是他百年诞辰。他是一个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又是一个思想家，晚年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我们听说谢韬先生的大名很晚。2003，李慎之先生去世，我们才注意到他有一位名叫谢韬老朋友，好朋友，他们都是出身书香门第，启蒙于教会中学，青年时代一起投身学潮，又一起到蜀光中学教书，到《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参加革命工作。中年分别挨整，晚年又一起反思，先后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1997年，李慎之的文章引起了公共领域对自由主义的重新关注。2007年，谢韬的文章引发了公共领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议。这篇文章，就是刊登在《炎黄春秋》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韬先生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流和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暴力社会主义则是“左”的修正主义。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特别讨论了瑞典模式。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我们曾到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旅游，虽系时间短暂的走马观花，深感这几个国家社会之公正，官员之清廉，生态之良好，人民之幸福，民风之纯正，无一不让人心悦诚服。而且，他们对中国态度十分友好。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学其所长。

谢韬先生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生的比较鉴别，说出了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当然，谢韬先生也清楚，从理论上说，他的文章仍有不彻底之处。我们听他亲口说，这篇文章主要意义不在学术方面，而是从政治方面表示一种取向，是对中国现实的一次发言。

谢韬成为公众人物以后，王俊义先生建议我们为谢老作口述史。谢老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又和丁东一起编《口述历史》。经他介绍，我们在2007年夏天到谢老府上拜访。谢老表示，提出要采访他的人有好几个。接触了一下，有的历史知识不够，不合适。你们比较合适。他对我们说，自己一生的故事很多，最值得谈的是在秦城监狱的经历。1955年，他为胡风鸣不平，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钦犯。老校长吴玉章力图保护他免受牢狱之灾，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争取，不让谢韬进监狱，而是住在吴老家的院子里，算是接受审查。然而，好景不长，上面还是要让他坐牢。当时秦城监狱刚刚建成，党内的高级政治犯还不多，秦城就成了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谢韬既是囚犯，又是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政治理论教员。谢老告诉我，和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这些国民党将领朝夕相处，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谢老本来就是一个幽默开朗的人，这些往事经他讲出，一定十分精彩。但是，谢老又说，现在顾不上口述。现实的问题我躲不开，有些攻击不能不回应，把我的精力牵扯进去了。最近正在赶写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文章，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吧。他还说，我这个人比较散淡，遇事不动怒，能以达观的心态对待各种麻烦，我会比较长寿的，口述可以从长计议。

以后，我们和谢老在公共场合见面多次，几次和他提起口述史的事，我们也搜集阅读了一些和国民党战犯相关的图书资料。但他都说，再等一等，直到2009年初，他突发脑溢血，彻底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和谢老合作口述历史的设想，便成为永远的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百年谢韬，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