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琳作品：母亲的盛宴

母亲的盛宴

文、马琳

（一） 欢笑宝兰

夜幕降临，寒风阵阵。农历腊月廿一，界首市宝兰大酒店富丽堂皇的一楼宴会大厅，尽南端摆放一张最大的圆形餐桌，男女老少十七八人围坐一起，都在不时地鼓掌欢笑，现场气氛极是热烈。大厅东侧的舞台上，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正在用英文表演节目，二人英语流畅，嗓音清亮，他们唱着欢快的歌，时而互有问答，或唱或跳，或转身或下蹲，配合得恰到好处，面对着大厅里数十名就餐的客人，神态自然，落落大方，表演极其投入，毫无羞赧拘谨之态。那女孩子穿鹅黄色衣衫，身材苗条，瓜籽脸，大眼睛，眉清目秀，背后一束马尾般的长发，随着舞蹈的动作左右摇摆。她年方十岁，口齿清晰，动作认真。男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白白的圆脸盘上，两腮带有小酒窝，口中两颗门牙又大又白，双眼迷离，憨态可掬。只见他表演时滑稽可笑，似有漫不经心之意，但动作衔接，毫无迟疑与匆忙之态，颇像一位武林高手在表演醉拳，套路并不散乱，一颦一笑之中颇富顽皮和喜剧特色。

圆桌中央摆放一盘生日蛋糕，造型精美，内容丰富，上面有朱红色的巧克力、鲜红的樱桃、艳丽的草莓、黄色的菠萝、粉红点点的猕猴桃，还配有其它多种水果片，精心点缀装饰而成，富丽大气，一看就知出自名师之手。蛋糕上面正燃着十数枝蜡烛，红色的火焰，在大厅欢快的气氛中热烈地跳跃，像一群身形婀娜的舞女在翩翩起舞，十分地轻盈灵动。

这场生日宴是兄弟姐妹精心筹备的。

一曲英文的《祝您生日快乐》，由孩子们兴奋地领唱，大家齐声应和，人人精神振奋，兴高采烈。俩孩子节目表演之时，台下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在跃跃欲试，她说有两个节目要表演。这女孩年方5岁，名叫于明慧，果然聪明灵慧，长得漂亮可爱。她能唱好多歌曲，跳各种舞蹈，能登台上镜头，神态潇洒，举止大方，无丝毫怯惧。英文版的歌曲、英文版的节目表演和阵阵掌声，深受大厅里客人的青睐与羡慕。在他们看来，好似一群高雅的人正在用别致的方式聚会欢庆，在小城的酒店真是罕见至极。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但母亲的生日却未必就是今天，可能性只有365分之一，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天。

母亲（前右抱孩子的）

（二）  贺司令

妈说别人告诉过她的、迄今她自己知道的唯一的根据就是比四舅小5天。而四舅生于哪一天同样没人知道。因为她们生于乱世。老辈子人说，1947年那一年不收公粮赋税，村里青壮年白天种地，晚上一把锅灰抹脸就结伙抢劫。历史上还专有一个名词，叫做‘拉锯’，是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互有进退，双方以“白匪”、“共匪”互相指责攻打。地处匪患丛生的豫皖边境，又来了太行山南下的八路军在此摩拳擦掌，准备围攻阜阳，他们在胡集建立了泉阳县民主政权，剿匪反霸，摧枯拉朽。时任国民党临泉县参议的外祖父贺卫华大难来临，外出躲避，就在这样的时节，家中两位太太5天之内相继分娩，新添了公子和小姐，真是够乱的。

母亲的父亲名叫贺卫华，他身材高大，四方脸孔，五官端正，目光灼灼，很有威仪。其实他却是一个文人，据后来我了解到的人介绍说，他年轻时是一位塾师，的确很有文才。1933年，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为了“剿匪”，在豫皖边界专门设置了一个县治，县址选在了泉河岸边的沈集，就是今天的临泉县，这使得泉阳附近的青年才俊，终有了大展身手的好机会。阜阳西北镇总、四十八镇之首的任寨任鼎昌到县府出仕，鼎鼎大名被雕在城门楼的梁檩上，以后被民间誉为“临泉县的老灶爷”。后来，以文采著称的把兄弟贺卫华出任了临泉县的民教委员。

匪患日炙，同时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皖北乘势而起，一再酝酿暴动。国民党西北军总司令、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派他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的韩胡子出任“剿匪司令”，来到临泉县。这时，颇富文采，又有威仪的青年才俊贺卫华被韩胡子一眼看中，向县府要了他过来作为副手，并委任为“剿匪副司令”。当时阜临太交界处的魏店一带地广人少，匪患甚嚣，以至于大白天商旅不通，路断人稀。二位司令带领队伍，挺进到青纱帐，寻匪作战。韩胡子西北军出身，作战勇猛，善于用兵，擒得大小匪首数十名，用大粗的绠绳栓成长长一串牵到野外，用机枪处决。贺司令上马能剿匪，下马能赋诗，文韬武略。保境安民，为民除害，他们带着人马东进安徽、西出河南，剿匪作战，使得“韩胡子”令匪徒闻风丧胆，也使得“贺老卫”威名远扬。

韩胡子，大名韩多峰，1943年升任苏鲁豫皖边区保安司令兼剿匪总指挥，他查禁烟土、严惩惯匪、为民除害。此人性情耿直，不畏权势，秉公办案，被当地百姓誉为“韩青天”。剿匪告一段落之后，“贺老卫”带着人马被派往谢集、滑集、方集等地，相继担任区长，镇守临泉东南100里外的边远重镇。这时，一段美好的姻缘突然来到。

（三） 七姑娘

母亲的母亲，是方集的张氏。方集位于洪河沿岸，是鱼米之乡，交通便利，也是货物集散之地，历来成就生意人，因此镇上富户极多，其中一家较大的绅户姓张，这张家生有7个女儿，个个天仙一般美丽。四姑娘的夫君是滑集李姓绅士，他与慷慨大方的区长贺司令交往深厚。在李姓绅士的促成下，在方集张家的客厅里，他的小姨子、最年轻貌美的七姑娘，见到了英俊高大、一派“儒将”风度的贺司令，一见钟情，再见倾心。贺司令文武兼备，见七姑娘身材窈窕，皮肤白皙，明眸皓齿，聪明灵慧的劲儿更是心花怒放。尤其那鱼米之乡的女子特有的柔软音质，恰似莺声燕语，更叫人耳目一新。就这样，成就了一段英雄美人的旷世奇缘。

令人艳羡的美好姻缘，却充满了无比的坎坷，最终没有一人能够白头到老。婉约美貌的小娘子七姑娘，跟着骑马挎枪的贺司令，孤身下嫁到百里之外的北乡曹园，虽然做的是二房太太，但是英雄怜香惜玉，夫妻感情甚笃，小日子也还圆满，丝毫不觉得委屈。但是这时天下大乱，国共双方局势骤紧，剑拔弩张，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李觉司令把阜阳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汤。共产党的二野、三野部队纷纷南下，在阜阳城周围相继建立了阜南县、阜北县、颍上县和泉阳县等民主政权，继续施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鱼死网破，鹿死谁手，谁都不惜。1948年春，阜阳城破，太和、临泉解放。胥光义、宁之祥、张友武、郝全仁等在泉阳驻地清剿旧势力，贺司令此时兵败如山倒，孤身潜逃在太和城西避难。一向威猛又文雅的贺司令，日日伴着一管竹笛度日，据说是吹得嘴起燎泡还不忍罢手。那笛声如泣如诉，柔肠百结，曲调抑扬之时，他是不是在呼唤那刚刚产后的美貌小娘子。终有一日，外出躲避的贺司令，为给家中的太太和孩子筹备食物，身穿便衣，头戴草帽，警觉地来到集市，匆匆忙忙地买好半袋豆子，正当他把粮食扛上肩头之际，身后有人把他盖住半边脸的草帽掀翻了，两枝枪管对准了他，贺司令被捕了。

界首市党史资料丛书《沙河春潮》记载李银锁、连千祥的回忆录：“最顽固的是曹园的国民党清剿区区长何文华，把他捉住后弄到区部，区委书记刘玉林了解他有一挺机枪，可怎么审他也不肯说，最后和刘玉林商量，采取了有效的审讯方法，逼得他出急腔，连夜从曹园沟里把机枪捞出送来。即以对付何文华来说，如不采取手段，他肯把机枪捞出来交给我们吗？看来对敌斗争有时不狠点就不行。”贺卫华讹成了何文华，吃些苦头看已是必然的了。1949年开年之初，英俊潇洒的贺司令被共产党泉阳县民主政府镇压枪毙，时年39岁。留下了长房太太带领的大儿子7岁、二儿子3岁；二太太、当年的七姑娘带着的女儿3岁、儿子1岁。这3岁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也许是大家闺秀娇美柔弱的玉体不擅劳动，地主小老婆的名分又遭人歧视，同一个屋檐下住着两位失去了同一个男人的女人，各自又辛苦地拉扯着自己的儿女，关系相处也非同一般的艰难，七姑娘娘家又远，无依无靠，日子过得极其坎坷，吃尽了苦头，她再也挺不住生命的威胁了，七姑娘改嫁到村东的李庄，以求把儿女抚养成人。母亲寄人篱下度过了幼年、童年。在贫穷的50年代里，七姑娘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自来”，儿子嗷嗷待脯，却也无力养活，无奈之中，把他送给了公社食堂做饭的伙夫“丝匠”。七姑娘非常英明的判断是，自己将不久于人间，即使谁都饿死，也不该饿死为公家做饭的伙夫，那么儿子长大成人就该没有问题。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倒霉的人还有倒霉的事，长大成人的自来染上了结核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生育了一个儿子之后病故。贫病交加的七姑娘，在1957年的社会主义初期病饿而死，韶华尚不足30岁。一朵花一般的美人儿，历尽坎坷之后香消玉殒。母亲，十岁的小姑娘，从此成了孤儿，姐弟俩开始了新的漂泊。

（四） 小姑娘

贺家召回了小姑娘，但此时的贺家有了新的格局，因为有了收拾残局的主政之人，那就是我的三姥爷。三姥爷在贺司令显赫之时负气外出，在蒋家坝的淮河工地上奋勇投军，从此走上抗日战场。机枪手“贺大个”扛着一挺机枪带着300多号人，又从国军投诚到陈毅的三野部队。十几年南征北战之后解甲归田，他回到了故乡，右肩胛骨里还带回了一颗子弹，阴天下雨时隐隐作痛，时不时地提醒他记住过去的战火纷飞。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高龄而逝的时候，那颗给他留下性命、陪了他大半生的子弹，又伴着他走进了棺材，成了他无比亲切的殉葬品。

贺司令排行老二，遗下了两个太太所生的三男一女；贺老大也因贺司令的牵连，死在淮南八公山的劳改工地，他遗下一子；回乡的三姥爷膝下一个独子。从乱世之中，穿过“大饥饿”的时代，三兄弟的四个太太或走或亡，只剩下了光杆老三和三个兄弟的孩子们。三姥爷责无旁贷，统一又“三家归一”，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五个不同父亲、同父亲又不同母亲的儿子们按年龄排成了新的序列，就是我大姥爷的儿子为大舅，三姥爷的儿子为三舅，我姥爷大太太的儿子为二舅和四舅，七姑娘所生的儿子就是五舅。一家人一大六小爷儿六个都是男丁之外，就十岁的母亲是唯一的女性，这个别样的家庭，却连个做饭缝衣的女人都没有。三姥爷又当爹又当娘成了孩子王。相依为命，困难重重，好在他性格随和，人品极善，困难之下也落下善缘。

三姥爷果然英明，众多的“儿子”们，他一律视同己出，毫不偏袒，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并不优待，有的上过一年两年学的，自是当时生活许可，上不了学的也毫无怨言。他缝衣做饭，出工下田，困难之中倒也生活有道，他长年结网捕鱼，默不作声地补贴家用。他是一个睿智之人，瞄准了捕鱼才是救活一家人唯一行当。于是他把雄心壮志抛在天边，过去的旧事缄口不提，心无旁骛地缠线结网，渔网像门帘一样地挂满了他的屋檐。他用大大小小的网眼，逮住不同的鱼种；他看水波识鱼群，看天气知进退；他卷起裤腿、勾着腰、两眼凝视着水面，轻悄悄地拉起网绳网纲，有鱼儿忽然跃起的时候，就已经落在网里了。他就像当年围歼敌人一样，敏锐、敏捷地悄然出击。我猜想，他打鱼一定用的是打仗的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不怎么会比别人更为高明。他本是战场上的英雄好汉，而此后却成了一名渔夫，驾着一叶扁舟，出没在风波之中，头戴竹笠，张网捉虾。正因为他默不作声的结网捕鱼，三个兄弟的儿子们才能在他的鱼网里温暖地长大，依靠别的还真的没有法子。

小五和小妮拾柴烧锅，小四看庄稼，小三跟着他到处下河逮鱼，老二做饭缝衣，老大下田，一家人虽然穷苦，却也过得相得益彰。这群渐渐长大的少年，也毕竟是贺家文才的血脉，个个身存慧根，聪明非凡。在音律方面无师自通，吹拉弹奏豁然开窍。少年的老五即可登上戏台，坐在乐队行列拉二胡为大戏伴奏；老二更是心灵手巧，通乐音，会书画，一支弹弓捕蝉打鸟。年岁少长，便泥墙砌瓦，画像雕花，裁布缝衣，做起衣服来更是飞针走线。

也有厄运的时候。据说有一年夏天，这小姑娘头顶上长一个大疮，鼓成了一个脓包，已经感染发炎，浑身都在发烧。由于天气炎热，三姥爷就给她铺了一张草席，睡在堂屋冲门的屋地上，神志不清地躺着，听天由命，也许死神正在向她招手。不巧的是到了午后，再无旁人的贺家，来了一个匆忙的串门人，他冒冒失失地进屋寻人，正在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之时，忽然“啊呀——”一声惨叫，从脚下响起。串门人差点吓死，这声音，是神志模糊的小姑娘发出的。原来那串门的人，还没看见地上有人，就一下把脚尖正好踢在了她头顶心的大疮上，紧接着，已经数日迷糊的她，此时满地翻滚，头上的大疮脓水交流。值得感谢的是，这匆忙而又狠心的串门人，却是上帝的使者，是来拯救她生命的恩人。冒冒失失的这一脚，正好把她从鬼门关上又踢了回来。因为谁也无法下这么大的狠心去挤疮放脓。接下来小姑娘头上疮破脓出，血水冲洗了细菌病毒，数日之后，她烧退炎消，头疮慢慢愈合。劫后余生的她，有了新的生活。

（五） 洪河岸

母亲开始了她的走亲戚生涯。在南乡里，母亲有6个姨1个舅，亲戚不少，姐妹众多，年龄差别自然有大有小，七姑娘又是最小，嫁的又是最远，见面稀少，更是亲切。远嫁在外的七姑娘命运凄惨，生活坎坷，早得到了同胞姐妹们的怜悯心痛。七姑娘仙逝之后，她们见到了七姑娘幼小的女儿，自是无比心娇疼爱，失去了母亲的母亲，就有了更多的母亲，何况还有众多的姨姐姨妹、姨哥姨弟、年龄稍长的姨姐夫姨嫂子，虽然日子清苦，但她在每一家都会得到疼爱关怀，命运坎坷的小姑娘，终于找到了大家庭的温暖。遥远的南乡，是她童年的天堂。

每年春节过后，家家粮食已尽，田野里又无食可吃，都要面临“春荒”的饥饿，6个男丁的贺家更是食物紧缺，全是男孩子又缺少女伴的小姑娘，就开始准备南行。三姥爷一是没办法，二是理解她南乡生活的丰富多彩。大概是略有开春的时候，他就送她上路，在村口千叮万咛之后，小姑娘只身远行。南路多水，是三姥爷最为担心和嘱咐过的。这一眼就望不到了的小小身影，是早是晚、是不是能走到南乡，不到半年、七八个月之后的只身回来，是完全不知道的。好在南行的路是一条路直往南走，杨桥的地方东拐一点，老集的地方西拐一点，其余基本不拐弯，小姑娘只要不转身，迷路的可能性很小。还有就是第一天走到天黑的途中，正好可以赶到滑集，投亲到四姨家，歇歇磨成了火泡的小脚，吃顿饱饭，住下两天，享受第一站的温暖。南行的可怕在于道路之长，又徒步丈量，更有行路的孤寂疲累。小姑娘举目望天，低头望地，只有路迢迢，水长长。太阳升起来，转过去，又落下来。饿了啃块干馍，渴了喝口河水，累了坐地上歇歇，磨了泡的双脚越走越慢，越走越吃力，光走不见尽头。

从方集向东，顺着洪河的堤坝，走上约有七八华里，是大片的低洼之地，那是淮河水泛时的蓄洪之地，民间一句俗话说：“癞蛤蟆撒泡尿也得发水”，因此十有九淹。低洼处有片较高的地方就有人家居住，当地称这样的村庄叫做“冈”。这里有一处村庄，名叫“财神冈”，就是母亲南行的目的地。二十多年前，我随母亲重游故地，领略过这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空气清新，稻花飘香，土地是一坡一坡的，家家都有自己的鱼塘，来了客人你喊我邀分外亲切，好像我们是他整个村庄的客人，让人感到无比自豪。吃的是新捕捞的鱼儿，闻的是新蒸的芋头，清新的农家菜，朴实的待客心，真是幸福无边，温暖荡漾。

方集张家漂亮的五姑娘下嫁到财神岗，五姑娘的女儿也嫁在财神岗，这就是母亲常说的“大姐”，姓名我不知道，约略知道的、也不知道是否准确的是，这“大姐”年轻时嫁的是一个佃户的小伙，在当时张家远近姻亲里面，大多的是门当户对，绅户之家、读书之人。大姐嫁给佃户之家，倒也没有人看不起，只是因为“唯一”才觉得特殊和好记。然而这种“唯一”和特殊，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极大的幸福。“大姐”的夫君，名叫程广俊，我见到他时，他约有年近七十的样子，背微驼，红光满面的脸上皱纹密布，一脸谦和的表情叫人深感亲切诚实，他农活麻利样样精通、吃苦耐劳，闲暇之余，就蹲在一边乐呵呵地眯着眼睛笑，对谁的话都赞许，至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言语之间使人能感到他与“大姐”已经幸福美满地生活了几十年。

与其勤劳美满幸福相对的是，张家众多的绅户至亲、读书做事的公子、郎君，却是充满了无限的坎坷。加入了国民党的贺司令、七姑娘的夫君被镇压枪毙；国民党人、四姑娘的夫君枪毙，亲兄弟五个同时枪毙了三个。为了保存李家血脉，在外做事的两个弟弟带着三个侄儿跟随“委员长”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归来；投奔了共产党的读书人、四姑娘的大儿子李葆华却也生死未卜，数十年不见踪影。六十年代里，四姑娘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忽然得悉了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的名字，她顿时喜出望外，以为是自己离家多年的儿子做了大官，但是细一打听，才知道人家的父亲李大钊比她还悲惨。一直到九十年代，满脸皱纹、手扶竹杖、年近九十的四姑娘还倚门怅望，盼望着儿子能忽然走进村口。投国投共都没能尽如人意。接踵而来的是家家绅户都被划为“地主”成分，散尽家财，吃尽苦头，自食其力地劳动，做人还都不敢直腰。哪里会料到，当年的那家不起眼的程姓佃户娶了独具慧眼的“大姐”，日子却过得轻松美满、令人羡慕。

“大姐”是母亲最好的朋友和亲人。投亲路上，母亲一路走走住住，过了滑集的四姨、到了方集的六姨和舅家，最为广阔的天地，就是“大姐”的财神冈。财神冈地广人少，“大姐夫”勤快能干，旱了他种地，淹了他捕鱼，多种点地就有饭吃，至少饿不死；再者，从家里出来，一路亲戚都是“地主”成分，只有大姐这里才是“贫农”，小姑娘像是摆脱了沉重的桎楛，变成了会飞的小燕子，在洪河的沿岸自由自在地飞翔。

母亲随着“大姐”下地干农活，去水田插秧，割草、喂猪，拾柴烧火放羊，她完全融入到这一个个关爱她的家庭里，朗朗天日下，这都是她无限的乐趣。当然还有众多的姨姐姨妹姨兄弟的关心爱护。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她在南乡度过春夏，她回北乡度过秋冬，她长成了大姑娘。

（六） 地下党

1967年农历9月，20岁的她下嫁到我们太和马家，又是一个“地主”成分，倒是“门当户对”。马家也曾是一个绅户。

主政的三老太爷马士强也是熟读《四书》的读书人，只是人又太善良，遗憾的是他45岁时才育有一个独子，家境稍微殷实些，长期没有“扛茬”的人，就免不了遭到乡间一些土劣的敲诈欺凌，老太爷倒也能忍气吞声，只是这日渐长大的少爷太有个性，心下不甘。况且这少爷自幼热爱诗书，少年立志，以便长大后支撑门户。老太爷省吃俭用，派佃工为他挑着书担，送他到了200多里外的陈州府（淮阳）去读中学。本来也是好事，只是这么一送，就把他送上了革命的道路。这英俊的马家少爷，在陈州用功苦读，又单纯热情，极富正义，不久被淮阳的地下党发现了，这负气读书的少爷就成了一棵好苗子。他终于走到了“一二.九运动”游行示威的前列。日寇轰炸淮阳，书读不下去了。这少爷马建中就回到了老家太和县马寨，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如火如荼的岁月，他被派到彭雪枫部队学习军事，三个月回来后，就成了中共太和地下县委三位领导成员之一的县委宣传部长。之后，受命加入国民党、到界首打入沙河警备司令部做情报工作。虽然是提溜着脑袋过日子，这文文静静的少爷倒也精明强干，他先后窃取过汤恩伯司令关于清剿地下党势力的军事行动预案等两份重大情报，避免了中共皖北党组织的系统性瘫痪。但是地下党组织的匆忙撤离，又使这少爷失去了与党的联系。1949年他随着陈毅的部队渡江南下，留在了南京工作。

不料想，1952年，

1949年的马建中

革命队伍搞“肃反”运动，正在南京市公安局地下侦缉队负责抓特务工作的马建中，忽然就有了“历史问题”。1941年的他在“敌军卧底”，十分滑稽的是成了“叛党投敌”，他被关进了南京龙潭寺监狱，1957年夏天他身染肺病，吐血而死，年仅39岁，留下了大儿子20岁，二儿子9岁。

有趣的是，当年的国军贺司令正在家乡领兵剿匪的时候，中共太和县委组织部长马建中也在亮集一带建立抗日游击队发展“赤色”势力。究竟不知道二位同样文武兼备的先人，到底交没交过手，或者谁胜谁负，或者惺惺相惜。如果他们都能有幸活到太平盛世，得悉二人做了亲家，“国共和平联姻”，那“游击队长”和“剿匪司令”肯定都会大手紧握哈哈大笑，豪气干云。可惜，上帝给与他们的寿命都是39岁，历史也没有给予他们握手的机会！

（七） 我父亲

那9岁的二儿子，十年之后成了我母亲的郎君，就是我的父亲，名叫马振兴。那年，他19岁。本来他也是一个读书人，不巧的是又一轮乱世汹涌而来，那就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正在太和中学读书的他，学校大乱，成立了“红卫兵”，学生打倒了老师，再也不用上课学习了，整天“斗走资派”，互相攻打。接下来，因为“地主成分”出身，不得升学、不得参军，被下放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从学生变成了“知识青年”的农民，要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出工下田，参加劳动，第二年由亲戚介绍成婚。

马振兴（右）

婚后的日子自然十分清苦，但也过得圆满幸福。在我作为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的1971年，一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开挖茨淮新河。茨淮新河西起太和的茨河铺，东至怀远入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靠的是“人定胜天”的英勇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目的是治理淮河，引颍水跳过淮河弯道分流入淮，降低淮河流量，减小两岸灾难，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治好！”

这年冬天，安徽省指挥部从阜阳地区征调民夫40万，我年轻的父亲就在其中。茨淮新河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母亲增添了无尽的困难。父亲和本公社的人在同一个连队，开挖位于阜阳东北的河段。说是河段，其实本没有河，是一片平地田野，庄稼长得好好的。指挥部的人划了几道白粉线之后就开锨挖土，在平地上越挖越深越挖越宽，挖着挖着就见水了，令很多人至今还奇怪的是，好好的平地，挖着挖着怎么就挖出了活蹦乱跳的泥鳅鱼儿。

茨淮新河工地的场面真是感天动地。放眼望去，几十里内，人群在堤上河下如同蚂蚁，黑压压的一片；到处炊烟袅袅，红旗飘飘；刨土甩锹的人在零下十几度的腊月天，有的光着膀子还热气蒸腾；拉车的人，鞋子磨破露着脚趾头，照样奔跑如飞；架子车的把手被民夫手掌磨得又尖又亮。听父亲说起的是一次事故，说有个民夫拉着车子上坝，竟然当时晕厥，撒开了手的车子，从堤上飞奔下来，又尖又亮的车把，把河下的另一个民夫穿膛破肚。他们住在工地，吃的是红芋粉面馒头，喝的是细粉汤，睡的是几根木棒搭成的“人”字型庵棚，用麦草编织的草苫子，盖在上面遮挡大雪，扫开地上的积雪，铺了一层麦秸，就伸开被子睡觉。肯定是白天过分的劳累，晚上的觉睡得十分香甜。1972年春节，他们就在茨淮新河的工地上过年，村上的免辈后生，还给他磕头拜年，一分钱一个头，磕得他哭笑不得、拉也拉不起来。年后开春，第二拨民夫来到，他们打点行装卷起铺被之后，令人惊呆的是，先前垫在身下的麦秸已经断成不足一寸长的草沫了，剩下薄薄的一层，还贴在湿泥上。父亲回来后的当年，就得下了缠绕他终生的风湿病痛——强直性脊柱炎。

白天过分的劳累、出汗，体质虚脱，皮肤肌肉的毛细微孔都张得大开；晚上睡觉，地面的潮湿和寒气透过微孔，侵入肌肉骨髓。他南北就医，一直不见好转。二十三、四岁的父亲就这样病倒，我家多了一个病汉子。经常是堂屋里的方桌上，一盏油灯跳动着黄色的火焰，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在小床上俯卧，撩开的脊背上，已经扣上了两只陶土罐子。一旁的母亲用手捏开一块面片，把它贴在父亲的脊背上，然后用火纸片在油灯上引燃，放进张开的陶罐，再侧下头把罐里的火吹得更旺，趁火旺之时一下扣在那面片上。动作连贯，娴熟而又敏捷。接下来，罐里的火熄灭，罐口周围的皮肉被吸进罐内，床上的父亲就皱眉闭眼地“唏——嘘——”不已，不知道是难受还是享受。每次拔罐之后，病情都能得到暂时的减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经常奔跑在村上仅有的一家药铺之路，为他取药。他有时在生产队里大田里干活，有时就疼得被别人拉着车子送回了家。再后来逢着每家出一个男劳力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母亲出征。提到出征，母亲最大的一次“出征”，也是挖河工。那是1984年冬天，14岁的我离家上学，村上摊派民夫。此时的父亲已经拥有了一个大号“假腰”，想想也是颇富含义，既形象地说明了腰弓如虾、扭转不灵活；也喻示了这腰碰不得也出不了大力。如果我们家派不出人，那就要拔出一大笔钱来另寻劳力。可惜这两样，我家都不具备。万般无奈之时，母亲慷慨“充军”，充当一个民夫，赶赴利辛县张村铺附近开挖西淝河工地。黑压压的民夫里，母亲尽管为本村人做饭，受到了很大的礼遇，但毕竟是唯一的女性。

（八） 我读书

幼年的我体质不好，经常生病，让母亲操碎了心。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夜间，我趴在母亲的背上涉过寨沟，摸黑穿行在寨子东边的桐树林里，趟过田间小路，赶赴位于侯庄的大队卫生所得到了及时的住院打针。但是，母亲记忆最深的并没有这一次，而是她记起的另外两次，两次都是因为突发的“小儿脑膜炎”，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开始都认为是发烧，治疗几天并不见减轻，又都判断不了得什么病症，昏昏迷迷的小命就危在旦夕。母亲把我转送到肖口公社医院治疗，可是冒着风雨到达时，接诊的医生伸手掰了掰我的眼皮说：“不行了，看这孩子眼都瞰上了，没用了，回去吧。”母亲心凉如水，可是并不死心，她又转身去求其他医生。也是我命不当绝，当时，这医院里就有个姓亓的医生医术高明，他伸手拿出一根火柴杆然后捏在手里，在我的小脚心里划了几下，这时昏迷的小身体陡然动了几下，出现了生命的体征，他很快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是脑膜炎！”我印象里，当时治疗脑膜炎，大概是用“奎宁”这种针剂。奎宁，又称金鸡纳霜，当时是紧缺的药品，母亲又转身求人，这亓先生也堪称妙手神医、医德高尚，他又把珍贵的奎宁给我用上，才使我重见光明，化险为夷。不然的话，哪里还有机会在此抹墨涂鸦。

年岁稍长，我们兄弟就肩负着父母的厚望，争气读书，以求改善困难的家庭生活。但是，那一年我读到初一下学期，就坚辞不再上学了。呆在家里，任凭谁怎么劝说再也不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开始是“礼遇”，好吃好喝好言；后来是“惩罚”，我每天做饭刷锅喂猪，往田地里拉土送粪，大概是还没出正月的天，我就脱光了脚，下水塘捞泥，甩泥上岸。我像“革命者”一样经得起各种考验，初衷不改。父亲母亲百般劝说，万般无奈，濒于灰心，他们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其实，原因是他们意料不到的简单。

因为渐渐长大、忽然明事的我，看到了比别人更穷困破烂的家境，又没有人劳动，实在不想上学。我每次离开家庭返校上学，都一步一回头，回望夕阳下的小村落，我知道母亲在勾着腰拉车，父亲在甩开衣刨土，我心里一阵阵涌上来的都是负罪感，心中不忍去享这份“清闲”。我愿意干活，再累我都心甘，心想要是能呆在家里干点农活，减轻点父母的负担会有多好。父母叫上学，干脆就叫哥去上学，我在家帮助劳动，我就是一辈子扬鞭打牛吃苦受穷也不后悔。想想家庭的困难之况，好多次在回校的路上，我都愧悔得抹着眼泪行路；在寝室的大铺上，夜深人静之时，也是为自己不能分担家里的忧愁着急而悄悄流泪。我也看到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下的新农村“万元户”、“专业户”的出现，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我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能力，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来改善家境，我可以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其实，正好与父母之愿背道而驰。

在他们看来，家境比别人更困苦，就更能催发出我们争气读书的决心，催发出更好的成绩来。但在我，却成了心里的负担，因此而决意不再读书。这件事给母亲的打击很大，好像前途渺茫，生活和奋斗没有了希望。好在我后来“吊”了一段时间，看他们之意是非得上学不可，就又回到了学校。稀里糊涂地上着，课听得也漫不经心。从那以后，我忽然喜欢上了语文，本来打算混个初中毕业就赶紧回家，别耽误了我帮父母干农活的正事。可是，也许是真的懂事了，终有一天，我忽然开窍了，反而迫切地希望读书上学，感到天下再大的事都没有读书要紧。当时我还不知道宋朝有个皇帝题的这样几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当时之心情定然是一样的了。可是，晚了!

这一晃我就真的混到了毕业。我在农村的肖口中学毕业参加中专、高中预选考试，落选后别无去处，直接回家务农是唯一的选择。但是这时，我心中越发涌出迫切读书之心，此情此景与两年前的坚决弃学迥然相异，真是有口难言，愧悔不已。不想上学时叫上；真想上时，却没有了学上！这时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更为不利，家中真的就有了“弃老二，保老大”的、犹犹豫豫的意见。起初是源于众多亲友的劝说，看，这样多好，两不误哩！老大学习上更灵敏，老二干活上更仔细耐力踏实，各取所长，这样有老二干活，老大哪怕再上几年都没问题。勤劳，差点害了我读书。后来我就把我的思想和决心悄悄地透给了我奶奶，奶奶力排众议，又征得父母的支持，我兄弟俩就都有了到界首跟着伯父读书的机会。

在界首二中读书，奶奶给我们做饭，我们起早贪黑地学习。后来我们自己生火做饭，擀面条、炖红芋，手捧书本，心里默念；不讲吃，不讲穿；寝不解衣，孜孜不倦；发扬范仲淹“食粥而胸怀天下”勤学气概。我是好好用功学习了两年，在一九八八年考取界首师范，后改读了中专，总算遂了父母之愿，兄弟俩都吃上了“商品粮”，分配了公家工作，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她会是多么自豪！想想那年赖在家里不愿上学，也着实伤透了母亲的心。

马琳（拿话筒发言者）

祖母朱莲英

（九） 战天地

上学，也有了上学添加的艰难，也就有了一家人团结一心克服困难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热火干劲。1980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土地到户，农民耕地的激情被点燃了。由于生产力的紧缺，次年，我父亲跟亲戚一道远赴西安长途贩牛，此后十余年里，我们家就一直养着一头草原红牛，是我们家七口人之外的最重要角色。秋耕的时候，母亲哥哥和我每人一条绳子，伴着这头红牛拉梨耕地，父亲在后面扶犁翻土。那绳子搭过我们的肩头，横挎在胸前的小臂上，每个人都努力地探着腰，踏着坎坷、沿着土垄向前行走，绳子深陷于肌肉，像锯子一样磨破了肩上的衣服，把肩头的肌肉磨得红肿生疼。眼看着一块块白茬地，一条条地翻成新土，一圈圈地减小。我们从黎明前的浓雾里走来，一圈圈地转到晌午，再转到天黑，披星戴月地回去。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抚着红肿的肩头，心中时时漾起成功和豪壮的感觉。尽管是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谁也不甘落后半步，因为每个人都心疼那不会说话的牛，它老实耐力能干，我们都怕累着了它。它听着父亲的号令左转右转向前和停顿，梭子磨破了它的肩，磨成了厚厚的老茧，它跟我们娘三个一道并肩前行，扬力奋蹄，无怨无悔。每逢着坚硬的土层，需要加油时，父亲就扬起长鞭厉声地吆喝，结果长鞭多是炸了一个空响，或者仅仅是鞭鞘轻轻地拂在红牛的屁股上，偶尔生气地抽了一鞭，母亲还一遍遍地责怪他。午收时节，我们又一起顶着烈日拉起石磙碾场，把新收割的麦子凉在阳光下的光场里晒干，趁着糠干杆焦，拉着石磙一圈圈地轧过来，麦籽儿脱壳而出。七口人一年的粮食，就靠着我们近一个月的辛苦打场颗粒归仓。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制坯烧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用板车从河沟下一趟趟地拉上土来，堆在场地上。七分淤土、三分沙土，浸水泡透，用泥铲和过两遍，光脚下去蹚匀和腻。我最喜欢的活儿是“摔坯子”，弓起腰，手臂伸直，双手一扣，向下猛地一挖，一团泥巴就跟着翻滚下来，在平地上沙土里滚一下，然后直起身来，双手一扬，泥团翻在空中，顺势向下一按，“啪”地一声脆响，就整个儿扣在砖模斗里，到边到角，然后右手握弓向前一推，铁弦立即把泥巴削成一个平面，多余的泥巴“蹭蹭蹭”就飞落在地上的泥堆里。这活儿还有技术，还有强度，少年时的我练就了好身体。印象最深的是饮窑，把烧好的砖趁热浇水，砖块就由红色变为青砖。青砖大瓦房是我们农村那一代人的梦想。那就要往窑上挑水。我们每人一副扁担，从河沟里打水，前一桶后一桶，一步步登上河岸，又一步步登上窑顶。那窑体有十几米高，是个大大的锥子型，路是盘旋而上的，而且脚下有干土会滑，洒湿了水也会滑，跟挑水登山是一样的艰难。我们晃晃悠悠地一步步把水挑到窑顶倒在缸里，长出一口气之后，就又一步步捱下来，一直要挑三天三夜！记得那次把我哥肩膀磨得红肿，他疼得难忍之时，把扁担一撂，一手一只水桶，拎着双桶登窑，那豪气像《少林寺》里练功的和尚。

有一次，正逢上这关键的大活，我却有点拉肚子，那力气头儿大减，水挑的无精打采。但是，我们马家也是英雄辈出之户，我妹妹那年13岁，红颜小姑娘本来是负责给我们烧茶送茶的，因为人手的急需，她就毅然地接过扁担，一趟趟地挑水上窑，丝毫不比我们差。她的神勇和能干，不仅令我们大吃一惊，就连村上的人都刮目相看，传为美谈。由于一家人的齐心和能干，我们每年暑假，就能完成一窑砖的烧制，大约能卖600多块钱，主要用于接下来我哥俩的上学花费，直到那年我们离家分别上了中专和大专，烧窑的技艺才最终搁下了。

（十） 选生日

生日蜡烛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被吹灭了，蛋糕被切开了。众人笑容满面地互相谦让着，孩子们则把奶油抹到脸上，我拿着手机抓拍镜头，笑语盈盈，其乐无穷。一道道的菜上来了，菜是妹妹精心点好了的，非常符合大家的口味，以素、雅为主，有南乡风味的清蒸鲈鱼、水晶丸子，有我们界首盛产的牛羊肉，各种做法非常地新颖亮洁。我们祝贺母亲的词语都包含在一杯杯浓浓的酒里，众人频频举杯同庆，并没有通常人的那种客套话。人人都理解、兴奋、坦诚，甚至天真，得空儿就叙说着往日的、小时候可笑的傻事。说是给母亲做寿的生日宴，其实质看来就是大家都抽出个时间坐在一起同桌吃饭，回首旧事，老少同欢，知今是而昨非，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

母亲（右）和孙女

母亲今年69岁，好在她勤劳动身体还好。四年前，哥和弟弟妹妹们都提出了给母亲过生日的想法，是啊，看母亲这么大的年纪，要是别的家庭早就年年过寿了。但是，令人苦恼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在哪一天过寿。母亲十分体谅我们的心情，怕给我们带来麻烦和一些不必要的花费，一再推辞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呀，根本找不着日子，可怎么过？何况，现在每天生活都不差，什么东西没吃过呢？比起童年、比起六0年日子都好哪去了！”她觉得我们做儿女的又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孩子们都在上学，过生日一旦固定下来，说不定会成为儿女们的累赘。

我的第一个意见是把这个日子，定在“母亲节”。你看，母亲节是母亲的节日，我们在这一天给母亲过生日多好，多荣幸，还容易记起。再说了，近年来中国逐渐兴起了洋节，我们也不落后啊。意见很快被否定。大哥和三弟同时反对，理由是“母亲节”就是母亲节，母亲的节日要过，母亲的生日也要过，这是两码事，不能合二为一。是啊，这两个日子错开，不就是又多一个快乐的聚会吗？在365天里又多了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份美好的心情。

母亲生日的秘密，是上帝出给我们的一道难题，谁都无法解答，因此我们也颇感不平，为什么我们偏偏遇到这样的难题呢？但是，这秘密给了我们无穷的发挥空间，我们毕竟是贺家、马家慧根与灵气的交融，当然还有贺司令和七姑娘遗传下来正直、诚实、争气、要强、睿智等优秀的人生品格。争论好久，第一次获得通过的日子，而且下定决心不再后推的、是那年的元旦。元旦是一元复始，挺有意义；而且元旦是法定假日，大家都稍微清闲，好几个上学读书的孩子都不上课，而孩子正是这欢乐时光的推动者、轰动者、向往者，大人却也正是看到孩子们幸福快乐地成长，才会心一笑的。去年选在了元旦后的一个周末，今年的这一天也是元旦后的一个周末。日期是大致的，周末倒是固定了的，反正哪一天也都不见得准确，说不定冥冥之中还真的会过对一次呢。方便参与又是第二个原则，因为我们获得了上帝的许可，才可以自由发挥。聚会快乐、同欢同庆的气氛和美好的心情是同在的，又能灵活运用，异曲同工。这样的选择，竟然成了母亲带给我们的又一份关爱，这该是别人享受不到的不受束缚和自由的发挥，我们因此而更加自豪！

母亲节到了。大哥和三弟他们抱着大束的鲜花和各种精美的礼品来到母亲的小店，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爬上爬下，把快乐的气氛扩展到了房间每一个角落，粉色的康乃馨放在案头，浓浓的香意沁人心脾。三弟有个嗜好，就是爱买一些稀奇的珍品，尤其是天南海北的水果、五湖四海的点心、世界各地的名吃。一次带回一大包，其中好多都是我们没见过的东西。记得去年这天，他带回了法国的白兰地、英国的威士忌、俄罗斯的伏特加，还有几个国家的红酒，我们在同一餐里轮换着喝各国的名酒，谁爱喝哪国的就喝哪国的，我们简直像是万国博览会的嘉宾评委，想说哪个好，就说哪个好，根本不管哪国的皇室和总统满不满意！多么的幸福无边、权利巨大、豪气潇洒

（十一） 雪莲果

今天，我看见他的大包里，好像还有几个红芋，心想，我们都是母亲用红芋养大的人，我看你这红芋，还有什么稀罕。饭菜上完之后，他喊服务员拿来刀子，打开他的大包，把他的水果一一拿出，有柚子、甜橙、香梨、草莓，南国的菠萝、美国的红提、新疆的雪莲、台湾的榴莲，花样翻新，应接不暇。那个像“狼牙棒”的东西叫做“榴莲”，谁知打开坚硬的外壳之后，切开里面的果肉，吃起来却是一股臭味，母亲还在犹疑，孩子们以为是腐坏了就伸着舌头吐出来。他忙笑着说：“别别，别吐，榴莲本就是臭的，但是营养丰富，‘一只榴莲，赛过三只老母鸡’哩！”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母亲说，还是过去咱家喂的老母鸡好吃吧。弟弟拿出一粒粒红果，珠珠色彩艳丽，溜溜儿的圆，像红色的玛瑙。他说：“这是“大红樱桃”，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樱桃，谁知它只产于亚欧之间的那块土地，也是洋货。我在超市一看，立即亮眼，这东西咱妈肯定没吃过，那不能错过。一问，对方说，九十元一斤，要不要？我说怎么不要？不就是贵点么！”哈哈哈，豪气大方，出手爽快。其实他只是太和的中学老师，一贯也是勤谨的人，但是遇到母亲的事，那就是天大的事。我印象中，城西樱桃，是“太和三宝”之一，阳春时节，我们在颍河岸上流连驻足，那鲜红的、新摘的樱桃，也不过就是三、五元一斤。此情此景，倒是令我突然想起了清代纪晓岚的一句诗文“偷来蟠桃献母亲”。

谁知那像红芋一样的东西，却就是名冠天下的雪莲！它长在人迹罕至的冰山上，傲雪斗寒而生，孤芳自赏而长，那绽开的雪莲花一定艳丽迷人，难怪它拥有这么雅致的名字！

切开的雪莲果，果肉看上去也像红芋，白白的泛着青色，被紫红的薄皮包裹着；吃起来却也有点像似红芋，但更加地清脆爽口、甘甜味美、水分充足，却有着红芋望尘莫及、百倍不如的美好味道。我细细品味，仔细回想，人间水果那么多，大多都是以酸甜为主，不料想世间竟有如此美味！我随即赞叹：“我吃过的天下水果，再没有能比得上这雪莲的了！”

自从吃过这雪莲果之后，我久久不能忘却，时时地想起。雪莲果，外表这么普通寻常，要是放在红芋堆里，简直无人能够认出它，但是桔子苹果柚子这些拥有华丽外表的水果，肯定就会被人一眼认出。想想这雪莲的生长，也的确艰难，它生长在雪山上，克服严寒，战胜孤寂，没有任何人施肥除虫关爱管理，甚至大自然都对它百般的冷遇和摧残，相对南中国那些择温择地、怕风惧沙、需浇灌施肥的、娇气的艳丽的水果，天地造化对它实在是不公平至极，但是它却毫不抱怨，倔强地生长，白雪皑皑之时，它照样地开出艳丽的花，结出这么美好的果实！花之艳，果之美，堪称天下极品！

母亲不就是这样的品格吗？你看，她两岁时失去父亲，十岁时失去母亲，身世，曾如一粒飞絮，似一朵浮萍，到处漂泊；幼小的时候，没有了双亲；最寒冷的时候，缺少棉衣；最饥饿的时候，食物没有着落。所幸的是，她还健康地默默长大，踏过了许多磨难摧残，练就了良好的意志和品德。在困难的年代里，她生儿育女，养活了一大家人，而且传承了善良、正直、坚强的毅力，发扬了不甘心失败、不畏困难的精神！但是，她的外表不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农家妇女吗？走进人群，谁也看不出她的沧桑、成功和特别！这不也正是雪莲一般的华美人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