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哲学的唯心性再到整体性
由哲学的唯心性到整体性
我认为，人对终极自由的追求，从人之初开始，就被整体性地植入了人的思维当中——从人的自我意识产生的那一刻起，人追求终极自由的能力基础已经搭就。
如果把这个情境当成认识论的起点，相信哲学就容易学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自然也就容易融合了。一旦二者之间没了冲突，人用哲学的自圆其说能力建设便容易得多，剩下的就如列宁所言，一起决心于改变世界了。
可惜西方哲学在宗教的上帝造人观点误导下，直接将哲学史起点定义在了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从方法论成熟的过程性来看，西方哲学史显然省略了不该省的上帝所造无知之人到第一次哲学高峰中间那部分过渡期——即便上帝真能造一切，但基于原罪的不可饶恕，哲学的方法论却必须由人自己创造，结果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很突兀地就出现了——这种级别的自圆其说不能，对西方哲学来说是致命的。
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这其中的“决心”与“行动”既代表人的知行合一性，又代表哲学的知行合一性。在这种兼而有之的知行合一性背后，一样多有哲学的整体性意味。
在人类的集体知行合一中，有哲学最大范围的整体性，且内含终极和谐之义，因为这种级别的和谐只有常识化的哲学普及了之后才能实现。
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角度，这种整体和谐可以从原始共产主义处得到形象理解，在奴隶社会被破坏殆尽，此后便呈现逐渐修复过程，在常识化哲学必定诞生的不久将来，将以天下大同的普及面貌再现人间。
中国文化先人早预见了天下大同，马克思预见了共产主义，但这两种预见的具体实现路径均缺乏明确理论支撑，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便服务于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过渡期间的理论需求。
当下人类在文化思想上的整体无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内部无法达成共识，这与一直不能清晰地找到哲学整体性这个终极标准具有因果一致性，他们自己又不具备自主认识和解决这种因果关系的能力水平，所以只能被动由融汇了道与哲学精华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来拯救。
一旦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天下大同后的教育资源在形式和内容上将同时稀缺性不再，人类曾经的整体愚昧自然再无安身立命之所，曾经被不能自圆其说的各个主义肢解和隔阂的人类文明大一统之后，自然只剩下集体奔赴共产主义的努力了。
从前面整体性内含终极和谐的论述中，敏感于哲学思辨性的人已经可以感知到，知行不一也是知行合一，是低层次的知行合一。这样表述的知行合一性，即是基于哲学整体性视角得出来的哲学常识，类似的表述，在道、佛思想中比比皆是，而我不过是把类似道理用哲学视角做了些常识化表述而已——知行合一层次高的人更容易把握哲学整体性。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在不同层次知行不一的广泛冲突中写就，这当然也决定了人类文明在人际交往方面进步的终极目的和标准——只在于彻底消除人际交往中的隔阂，个体的和整体层面的……
在由古及今的文明和历史跨度内，经过广泛且反复自以为是的立场冲突过后，在阶级政治的主导下，人类文明最终苟且地迈进现代民主社会，竟然还“道貌岸然”地建立起了联合国。
之所以说是道貌岸然地建立了联合国，那是因为这种制度设计首先服务的是西方文明变换领导世界方式之用——由传统的全面殖民式到用非殖民的制度体系进行隐性经济剥削。其次才轮到一贯文明局限的进步——表面化地调解人类冲突，实则是势力范围的划分。
这样的进步，显然充满文明史意义上的局限——不能全面发挥人的积极主观能动性——所以体现的是被动的文明进步，所以这样的联合国，当然是人类不成熟的智慧不能自圆其说于自相矛盾的生动写照——国境线的日益清晰，是近代的事儿，代表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性进步，但横向上却意味着人类立场冲突的直接化、集群化和尖锐化。
当然，从物极必反的角度，这其中也孕育着人类思想实现终极颠覆时机的到来，因为人类的集体自由不需要任何边境线的束缚——随着经济继续深度一体化，人类终将在文化一体化方面再无退路可言，而政治一体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是规律的规定性，在本书中我将最终把它论述成也是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作用的结果，不然就无法实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
明白了这些，便不难理解，阶级、国家、政治，不过都是人际关系沟通不畅所必然引发的冲突之后，又必然导致的普遍妥协的结果，必然随着人类终极调解机制的建立而消失——随着海关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按照物极必反的法则，未来的人类社会一定以没有海关存在收场，那便是人类彼此间再无妥协的整体和谐之意——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淫。
因为无奈的妥协代表着人类的整体不成熟，因为妥协历来都有让人难以言说的隐痛，所以人类一直在通过哲学进步缓慢解放自己的思想，因为那其中的压抑感是人不可承受之重。这种进步的过程具有历史性，虽然缓慢，但进步的趋势是确定的，只不过被动些而已。
通过哲学史的视角，我们依然可以乐观地看到，人类在不同文明内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说理机制建设日渐成熟，联合国就是人类集体议事机制终极成熟前的最佳（尴尬）范例。
美国曾经用国联和联合国帮助自己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事务主导权，今天的联合国亦处处掣肘美国的国际事务，这是有不良居心者搬砖砸自己脚的最生动写照——曾经的美国倡议建立联合国，代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今天的美国反对联合国对自己的束缚，代表其历史进步性已经发挥到头了——人类需要向他处寻找文明进步的火车头了，这是人类文明一贯在自相矛盾中进步的必然，就像生活中的伪君子早晚要被拆穿一样。
阶级政治不可能长治久安，即使偶尔的长治久安，亦需要中国政治技巧中的王道与霸道并用才能实现。文明是超政治存在，任何一个长存的文明，在丛林法则主导下，必须同样具备思想文化上的王霸并用能力。可惜除中国传统政治一贯擅长外儒内法、中国文化人具备外儒内道的气质外，其他文明都不具备在全人类历史跨度内“自如”运用上述思想的韧性，至少运用周期已经不可能比中华文明长远了——人类文明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多向中华文明发展史求取经验。
了解了这些，专业哲学既讨厌政治，又必须专门研究政治，然后又只能无望地向政治妥协的尴尬便容易理解了——政治现象是人类在集体自相矛盾中自作孽的行为集合。
正因为哲学界不能透彻了解政治的全部本质属性，所以西方哲学从他们的鼻祖苏格拉底开始，就在以空想的政治伦理观要挟有权杀他的政治，所以导致西方政治哲学只能以可笑的专业性自相矛盾至今，靠政治无道德的三段论式直线真理，根本治不了，只能靠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之后的至仁，才能辩证根治。
哲学的整体性，是医治人类一切主观无谓冲突的唯一法门，没有了这个整体性自觉，任何主义与学说都只能在断章取义中迷失于虚假的自圆其说，因为哲学化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无善无恶的境界。
如此则不难理解，其他一切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无知于哲学整体性的权宜之计，是受形式逻辑束缚，不能终极突破逻辑天花板的结果——人性从来是既善又恶的。
只要没有整体性的道护佑，在逻辑天花板不能整体突破之前，人类必在畸形的盲目求善中被道德洁癖束缚，根本不可能通达思想自由的境界。人类正是这样在顾此失彼的茫然中整体迷失至今，文明进步效率因此失于方向的朦胧和可操作性的缺失。
从狭义哲学角度，这一切不足都与相关思想建立在假设的理论基础上有关——西方哲学理论基础因为上帝的阻挠，根本不是人之初的现实人生，因而相对中国传统道文化的开天辟地性，更多断章取义色彩，所以在理论指导实践时，导致南辕北辙的扭曲与分裂，便再正常不过了。
好在当时的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即便错了，只要在历史的周期内一直走，总会回到原点，然后再重新选择方向。这是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西方哲学最终催生了科学，就是人类持续理性思考之下，历经无数个偶然而必然触发的一个结果。
任何新思想都是这样诞生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