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哲学地位
据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较少西方逻辑学教学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从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视角来看，应该是准确但片面僵化的形式逻辑无法与“混沌”的辩证逻辑完全兼容的原因更多些，只是受制于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当局者会失语于一些必然的质疑，希望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终极摆脱这种困局。
虽然对形式逻辑没有过深入的专门研究，但基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式创新关系理解基础上的推测，再用常识化视角获得的形式逻辑于人只是潜意识本能存在这个雄辩的推论，我认为可以解释清楚两位先哲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内在思想冲突的根本原因——人类的一切主观矛盾，都是由逻辑障碍导致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
逻辑既然如此重要，我又坚定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找到终极自圆其说的常识化法门，所以看到旧哲学对逻辑的概念和本质一直语焉不详至今，于是我明白了，从旧哲学思想立场对立的不可调和来看，西方哲学自圆其说不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权威们的误导——在哲学和逻辑两个概念不能精准表述的情况下，世人一直误把逻辑学当逻辑对待，这是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式困局，坐井观天特征明显——因为缺乏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所以西方哲学只能南辕北辙于“哲学已死”的宿命，所以在逻辑的正确认知中，一定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可能。
正因为能敏锐地感知到逻辑于西方文明有道之于中华文明同样的潜在指示作用，所以结合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朦胧概念认知，让我终于可以进一步推论，道，不但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本体论意味，而且兼具主、客观双重本体意味，所以道文化才一直具备西方哲学所不具备的整体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道所代表的哲学整体性研究推进到本体论层面，进而通过一致性终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冲突。
任何一个人，要想实现自主成熟的人类文明项下的主体性，就必须思考清楚本体问题——人类活在一个文明里，共用的是不同语言内含的同一逻辑体系，所以人类只能有一个本体论，但本体却不必只有一个。
只是人类文明始于蒙昧，所以所有早期人类文明都无一例外地将本体赋予了神，所以巫文化就是巫哲学，是哲学史必须正名的哲学真正起点。这个共识，从发展的角度，必须形成共识，因为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西方哲学根本否定不了它。
人类文明始终在进步，只是在哲学终极常识化以前，人类所有的主观进步都服务和服从于对早期蒙昧的神化本体论的消解，因而才有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这两个哲学派别都不知道，当现代科学完全支持唯物主义之后，唯物主义仍无法终极战胜唯心主义时，这已经证明人类文明已经到了终极嬗变期，差的只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物极必反的正确应用而已。
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早已在理论上通过唯物主义的自杀式理论将唯心主义哲学推到死亡的边缘。以西方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例，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这个根本问题完全可以常识化翻译成客观见之于主观，因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思维与存在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
之所以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翻译成客观见之于主观会显得相对常识化，是因为迷信形式逻辑的人会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简单理解成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对立问题，从而忽略或无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比如唯物主义认为本体是客观唯物存在，而唯心主义认为本体是主观唯心存在，但其实，思维与存在都同时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一体化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定义其为知行合一，用西方哲学定义也叫心物一元论，只是强说心物一元明显是摆脱不了形式逻辑束缚的自相矛盾式画地为牢，因为只要承认心物二元，各有本体，那么西方哲学所有不可调和的哲学冲突都可借助中国传统道文化的借假修真、以虚证实和借假求真获得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和谐——能求得终极和谐的思想，当然是常识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未摆脱形式逻辑束缚，但因为有朴素辩证法的帮助，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能够用方法论上的知行合一对思想本身能够实现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虽然集体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终极和谐不能，但中华文明却因此有了自主实现终极和谐的潜在基因，如今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所追求的，不过是把这种基因进一步由隐性通过催化递变为显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特性在中西方文化互译后可以命名为知行合一性，因为思维的主体是人，但脱离开人的肉体存在，人的思维是不能独存的，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角度，人的主客观双重一体于身的存在体现的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知行合一性。
何为客观？何为主观？二者皆为观之主体之所见，所谓客观即是观于客体之所见，所谓主观即观于主体之所见。
如果人所观的客体仅限于自然界，那么哲学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以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了，因为主观所观之主体既包括主体之外的物质性客体，又包括观之主体本身的思维，所以人以主体视角观外在的物质世界容易得出形式逻辑准确表述的所见所闻，当用同样的手段观人本身的双重存在时，形式逻辑简单、直接、精确的线性思维模式就无能为力了。
在我的理论体系里，科学附属于哲学，服务和服从于人认识人本身，同时为人的终极自由提供物质便利。人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容易，因为科学脱胎于哲学，起始于三维物理世界量的确定性，但随着物理学进入多维的宇宙和微观粒子时空的不确定性时，他们就再不能抛弃本体论的确定性了，因为脱离终极正确的本体论而产生的认识论不会终极有效，这就像缺乏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是一个道理。
或者说，在形式逻辑主导下，人们可以暂时无视本体论而杀死哲学，宣布哲学已死，无奈用科学替代哲学解释世界的矛盾性可以唬得了一时，却唬不了一世，当佛教徒明白了科学的本质后，勇敢地指出科学的最高处与佛学精典一致时，科学就变得哑口无言了，为什么？因为佛学与中国传统道文化一样，是辩证的借假修真、借假求真和以虚证实，参照中国独有的修辞学，也可以强名曰虚实互文。
形式逻辑具有非此即彼的简单直接特点，这些特点如果被简单直接地定义为纯粹的优点时，那么相对于用辩证逻辑的复杂玄幻表述的人生的复杂，权威的形式逻辑就成为一种思想暴力——当人类文明不能用常识化视角发现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部分基本构成时，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形式逻辑陷阱的画地为牢式束缚，即便是那些实现终极圆融的圣人也不能，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克服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却无法把自己内在思想的圆融通过教育直接传递与他人，所以要想把内在的思想圆融进行常识化传递，必率先常识化解读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主从关系，或者说是亲子关系更准确些。
我们甚至也可以做这样的推理，正因为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相对系统，所以才能以终极价值观为指引倡导出世的人生，不向苟且的世俗人生做更多无谓的妥协，所以才能与擅长博采众长的入世儒家思想形成互补的犄角之势，确保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儒家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博采众长的儒家才能以此为根基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理承于天的伦理绑架，从而让中华文明以成熟稳重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此可见，儒道两家本末角色清晰、体用关系明确，互补着就把中华文明浇灌成了人类的主流文明，直到今天充分消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即将以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契机主导着整合人类的文化一体化进程。
即便没有常识化转向理论参与，人类也需要集体借鉴中华文明儒道两家的体用平衡的知行合一思想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主流唯心主义的欺世盗名——摆脱了一切神的干扰之后，他们才能有机会以人神平等的主体性促进现代民主不再流于表面的形式。
从具备不成熟的主体性的人能甘于膜拜于神脚下来看，如果我们把膜拜的程度差异等同于思想的维度差异，那么这种维度差异显然与不同文化对人的辩证思维的解读层次差异相关。
正因为这种解读能力差异构成了文明的成熟程度差异，因为思想的高差间有强烈的趋同需求，这是由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决定的，在求同不能的情况下，这种思想高差所内含的思想势能必然外现于人的行为暴力，而国家就是这种行为暴力向上集成的结果，所以人类要想终极成熟，就必须通过思想的大同终极瓦解国家的阶段性存在来实现。
或者说，不同文化的人都在潜意识地寻求摆脱错误的形式逻辑束缚，只是发展进程各异，所以实际摆脱的水平差异事实导致了各自的文明层次差异，于是才有了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看似不可调和。
如今有了常识化视角，全人类都需要通过哲学普及明确——人虽然活在人类文明里，但人类文明附属于自然文明，所以人需要通过了解自然文明和了解人类本身，因为只有从主观上自主平行于自然文明，人类才能享受终极自由人生，而人以不成熟的主体性所富含的主观能动性去了解孕育了人类文明的自然文明，就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此外无他。
人类需要终极建构清楚自己的主体性，让诸神与上帝一起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