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海滩第一个梳“油条辫”发式的美女

首席名媛裘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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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上海，周信芳是最火的角儿。

他6岁时在武师陈长兴门下练功学戏，7岁登台，便小有名气。12岁去上海演出。当时演出有贴海报的惯例，每个角儿都要提前向前台管事报告艺名。那天，管事将周信芳的艺名“七灵童”，误听成了“麒麟童”。这一误听，歪打正着，成就了一代表演大师的终身艺名。

1909年，周信芳14岁，变声时嗓子坏了，嗓音由过去的清灵，一变而为沉闷沙哑。别人都以为他再也吃不了唱戏的饭了，而他终究凭借数年的探索和钻研，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涅槃重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技巧。

当听惯了柔美圆润唱腔的观众，听到周信芳沙哑低沉、苍凉遒劲的嗓音，非但不觉得哪里不好，反而深受震撼，沉迷于他那种独特的唱腔。

随着周信芳演出技巧越来越趋于成熟，人们将其独有的唱腔与富有节奏感的表演称之为“麒派”。

1923年的一天，18岁的裘丽琳坐在上海丹桂剧场的戏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28岁的周信芳。一曲《鸿门宴》下来，周信芳的嗓音，一招一式的表演，已经完全迷倒了裘小姐，使其不能自拔。

从此，只要是周信芳的戏，裘丽琳每场必到。

裘丽琳的身份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裘天宝银楼的三小姐，外祖父是苏格兰裔海关官员，父亲裘仰山同时拥有谦和茶庄与致和钱庄两家产业。裘丽琳从小锦衣玉食，接受了非同一般的教育。18岁时毕业于上海法国教会学校，由兄长裘剑飞引领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上海社交圈中的首席名媛。在上海滩时尚女士中，她是第一个梳“油条辫”发式的美女。

梳油条辫发式的裘丽琳

为了不动声色地与周信芳来一次邂逅，裘丽琳特意策划了张园慈善义卖会，邀请了全上海的京剧名角，借此机会结识了周信芳。在接下来的轮番进攻中，周信芳被天生丽质的裘丽琳所倾倒，两人的约会越来越频繁。因为彼此身份的差异，约会的地点往往选在郊区偏僻的乡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两人约会的场景被小报记者拍到，“海上名媛幽会麒麟童”的新闻见诸大小报端，一时间传播得沸沸扬扬。

消息传到裘府，裘丽琳母亲气愤难平，自己的女儿竟然和戏子幽会，成何体统！老太太一面把女儿软禁起来，一面托人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对方的聘礼。

眼看情势紧急，裘丽琳趁家人看管疏忽时，偷偷溜出家门，先坐黄包车到朋友家，让朋友通知了周信芳。当晚，两人碰头后一同私奔，连夜去了苏州。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大哥裘剑飞当即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在火车站听人说周信芳去了苏州，他带人连夜追到苏州。但查遍了苏州城内各大旅馆，未见踪迹。原来周信芳把裘丽琳藏在了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周信芳又连夜赶回上海，参加第二天的演出。

找不到裘丽琳的裘家恼羞成怒，公开登报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裘丽琳给母亲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周信芳也受到裘家威胁。裘丽琳只好换用一种方式保护自己，她通过著名律师在几家大报刊登启事，声明自己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将委托律师依法提起诉讼。

这样一来，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裘丽琳回到上海，租了间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当时，周信芳唱戏虽然很红，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裘丽琳跟周信芳到戏院去了几次，很快就发现这里面不合理。她找到戏院老板，要求通过票房提成，实行分红制，和戏院三七分账。老板们开始不愿意，后来在强硬的裘丽琳面前还是同意了。这之后，周信芳领到的剧院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再后来，夫妻二人还自己租剧院，周信芳是主演兼经理，裘丽琳负责财务。从前的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理财能手，被人称作“铁算盘”。

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演出环境日益凶险，日本人到处搜捕京剧大师为其服务。为避祸，程砚秋种菜养家，拒不出山；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演出。当有人问到周信芳，还唱不唱戏的时候，周信芳瞪着眼说：“唱！为什么不唱！抵御外侮，战士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他接连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抗日救亡戏，当他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上，借戏中人之口说：“卖国汉奸何其多”的时候，满堂皆惊，全场震动。

1949年政权更迭前夕，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周信芳联系，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留在大陆。周信芳因为自己的观众在上海这边，所以选择了留在上海。这一年，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周信芳来说，50年代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这让他有扬眉吐气之感。

但渐渐的，过去唱过的很多传统京戏，像《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到了1965年，周信芳接连被上面点名批评，他编演的戏剧被批成是“不积极”的作品。遭到否定的周信芳意识到，恐有不测降临到自己头上。

让周信芳卷入灾难的，是一部《海瑞上疏》的戏。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建议周信芳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一向响应号召的周信芳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排演了《海瑞罢官》。两个只知唱戏的人，怎么也没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周信芳也未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周信芳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动的进攻。

66年5月，上海京剧院来人，直接将周信芳从家中带走隔离。走前，周信芳对妻子说：“我走了，你多保重。”随即，关于他的污名便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出现，有称他“京剧界南霸天”的，有说他是“反动老手”的。民众还看见这位昔日风光的名角，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被押着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反动权威周信芳”的大牌子。

他的家被造反派砸毁，家中的墙壁上写满了“打倒周信芳”的标语。妻子裘丽琳第一个受到牵连，她被人拖上卡车，押到一所中学，被人用木棍和铁管轮番乱打。也曾押着游街，受到摧残。有好心人劝她躲避，她说：“我避开了，周先生怎么办？”

这个出生高贵的女人，她以为凭借自己的坚强，可以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殊不知恶人一旦作恶，就连孩子，也下得去手。这伙人在周家打砸时，先是打晕了周信芳的儿媳黄敏祯，后又对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动手，将她的头发剪成了“牛鬼头”。玫玫在惊吓中突然疯了，被送进了上海市精神病医院。

看着一家人病的病，伤的伤，疯的疯，周信芳心如刀割。但他已经自顾不暇，不但再一次被带走隔离，还失去了组织身份，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3月24日，裘丽琳在又一次批斗中肾脏受伤，躺在周信芳的书房里疼了三天后，被送到了医院。可医院不让她进病房，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裘丽琳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面的走廊上，痛苦地等待生命的结束，当天半夜时分裘丽琳离开了人世。死时63岁。

临走前，裘丽琳交代儿媳黄敏祯，嘱咐她照顾好周信芳。事情还没交代完，裘丽琳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1969年，74岁的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先后获释，家里人没敢告诉周信芳关于裘丽琳逝世的消息，只对周信芳说，裘丽琳还在住院，医生不让探望。周信芳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实际仍处于软禁状态，每天会有一个人固定看守着他。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周信芳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周信芳在上海华山医院含冤病逝。当他的遗体被推出病房时，凡知道他是周信芳的患者，所有能下床的都下床站立目送。

三年后，上海为周信芳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暨骨灰安放仪式，好友巴金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又时隔27年，周信芳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与妻子裘丽琳合葬一墓。

这个躺在墓中的女主人似乎早有预感，总觉得会来一场大风波，把一家子全淹掉。她的小女儿周采茨后来一直在想，他们的母亲怎么会有那种直觉呢？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周信芳也很配合，从不阻拦。他常说妻子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出去。大女儿周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女儿周采芹和儿子周英华。到1950年代末，最小的女儿周采茨才13岁也送往了香港。

这些子女分别在美国、英国、香港读书，除了次子周少麟留在国内，其余五个，都安全了。

而且，在和小女儿周采茨分别时，她还特别叮嘱：“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这个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是怎么先知先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