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征三苗

12《书·禹贡》：“ 三危既宅。” 孔传：“ 三危为西裔之山也。”《孟子·万章上》：“ 舜流共工於幽州 ，放驩兜於崇山 ，杀三苗於三危 ，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按：关于 三危 的位置，说法不一。一说今 甘肃 敦煌 三危山 即古 三危 。一说在 甘肃 岷山 之西南。一说在 云南 。参见“ 三危山 ”。历史的真实：尧舜禹时期的禅让是华夏与东夷两大族群的轮流执政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我国北方超大洪水多发时期，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均出现了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研究表明，此次异常洪水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降温事件有密切联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水量增多可能是造成大洪水的主要原因。《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浩浩滔天，肆虐二十余年，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夏部族以善于治水而闻名，于是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但鲧治水失败，九年无功，淹没了许多土地和人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被帝舜视为“四罪”之一，放逐鲧至羽山（今山东郯城），鲧最后死在那里。舜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改用鲧的儿子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业，获得成功。一般认为，鲧治水失败是因为他一味地壅堵洪水，而禹的成功则在于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这确实是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大禹治水成功是多因一果：选择有效治水的方法和技术，总体上以疏川导滞为主基调，局部因地制宜，有疏有堵，设立分洪区，形成新的泄洪道，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泛滥成灾。建立合理的粮食分配机制，在大范围内调剂粮食余缺，保障分洪区生民的生活，解除其后顾之忧，调动了民众治水的积极性。广泛动员民众顾全大局，齐心协力，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彻底根治洪水之患。大禹精神是其治水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是借助治水，统一各部部落，不从，则征伐】“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禹治水的范围涉及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州、梁州、雍州），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安居，其功高五岳，德被四海，于是“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玄圭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赐玄圭是君权神授的象征。赐禹玄圭，玄圭便成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会同、膺受天命的象征物，是夏代的核心礼器。史载“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而欲以为后”，帝舜想让禹继承帝位。禹成为执政官后，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是当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大型公共工程与大自然斗争的需要，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便到处巡行，对各地部落发号施令。禹在涂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各部首领都带许多礼品来朝见他。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并计算分配贡赋时，有个部落防风氏的首领因故迟到，而被禹下令处死。禹扩张的欲望也很强，趁“三苗”内乱之机，带领军队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并在出征前发表了誓师词，表示要代表上天来惩罚“三苗”。经过鏖战，大败“三苗”，“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了江南。大禹在治水以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禹与皋陶同为尧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领，皋陶则出于少皞之族，生于曲阜偃地，尧赐姓曰偃，是东夷首领。禹与皋陶和睦相处，禹也很欣赏皋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在禹年迈时，他也按照禅让制的传统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荐了东夷首领皋陶作继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后于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许封在今河南许昌，后为有鬲氏。故史书说，有鬲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江淮之间、河南许昌、山东德州一带偃姓之国甚众。《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大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皋陶最有贤德，符合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皋陶是辅佐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的第一功臣。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为司法之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传说或史载：唐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民主议事，选贤任能，九族和睦，确定四季，不误农时，治理洪水，解民忧患，慎重施刑，以德治国，帝风端正，政风清廉，民风淳朴，禅让帝位，天下为公，圣人隐没，百姓悲痛，如丧考妣；虞舜完善律法，确立爵位，修正仪礼，体察民情，开诚议政，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明布政教，团结诸族，治理水患，安定国民，发展生产，开拓疆域，统一时序，制乐作典，五谷丰登，人民康乐；大禹明德有道，仁爱可亲，生活简朴，谨慎勤勉，以身作则，平治水土，分洲而治，设立贡赋，分封诸侯，颁布夏历，统一度量，重农兴工，建城立市，形成华夏。尧举舜，舜传禹，禹荐皋陶，皆与《唐虞之道》言禅让相符。《唐虞之道》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又言：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而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然而，为后世称颂不已的禅让制度，却因“皋陶卒，禹又授天下于益”，而令人疑窦丛生。《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如若益缺少贤德，禹就违背了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益真的不贤吗？《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柏翳即伯益。远古人听见鸟儿鸣叫，就认为鸟儿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或者认为鸟儿是在给它眼中的人起名字，遂取与鸟叫相同的音为名，如“精卫”等。史书记载为“其鸣自訆”。《吕氏春秋●音初》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殷契的母亲简狄还是姑娘的时候，上帝派一只燕子去看她，简狄十分见燕喜爱，后来燕子遗下卵就飞走了，从此不再回来。在这个记载中，说这只探望简狄的燕子发出“嗌嗌”之声，“嗌”与“益”在古代是通用的，秦人的祖先称为伯益，与燕鸣的声音“嗌嗌”有关系。而在古代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为“益”或“乙”的。《说文》中有：“乙乙，玄鸟也，齐鲁之间谓之乙乙，取其名自呼。”从《左传》记载中，也可知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早期可能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秦的祖先由对玄鸟的崇拜而自称为“益”。舜赐姓嬴氏。从伯益起直到秦国宗族始终自称姓“嬴”，但是否系帝舜所“赐”难下定论。有专家指出，“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即为燕，燕、嬴实为同类双音，燕就是嬴，燕姓即为嬴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大费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皁，皂。《索隐》：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尧统治时，选贤任能，但并未分职，舜执政后，进一步设立管理部落联盟的官职，选任贤能之人如禹、弃、契、皋陶、益、垂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舜对其三岁一考绩，考核三次后奖优罚劣，结果皋陶、弃、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成绩。这表明伯益乃“贤”者，并非孟子云，“益之相禹也，年历少，施泽于民未久”，缺少贤德。事实应该是，皋陶死后，禹又推荐了东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继承人。但禹私下里却又培植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很多权力，不给皋陶、伯益以实权，也不给他们树立威信的机会。禹死后，由于伯益既不掌握实权又没有威信，得不到各部族的拥护和支持，“朝觐颂狱者”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找启，民间歌谣也不赞颂伯益而赞颂启。部落领袖和民间都说：“启是帝禹的儿子，他才是我们的君主。”那个时代是诸侯承认天子，而不像西周是天子承认诸侯，启经过苦心经营，继承了禹的帝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东夷族首领伯益本来是禹的继承人，现在王位被启所夺，便率领强大的东夷部队向启发动进攻，打败并俘虏了启。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伯益与启之异，伯益打败启的军队并俘获启，只是将启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地方，并没有杀他，伯益对政敌还是很宽容的；而启则不同，打败并抓获伯益后，立即将伯益处死，说明启心狠手辣，善以铁腕处事。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禅让传统，便起兵伐启。有扈氏活动于今陕西中部，力量较大。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泽地方发生大战。启在战前发表了誓词《甘誓》，声讨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鼓励自己的部属奋勇杀敌，不听命令的将士将受到惩罚。启与有扈氏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启征服了有扈氏，“有扈氏为义而亡”。启东平东夷，西平有扈，于是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各地诸侯前来祝贺，表示拥戴他的统治，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假使益不贤，启有贤德，人心归附，禹完全可以任贤不避亲，荐启于天，使其合法即位，为何还要禅位于益，暗助启得天下？这很可能是华夏与东夷集团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是长期以来人们美其名曰禅让的历史真实。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史书上说皋陶和伯益是父子关系，不可信。但皋陶和伯益都是少皞之后，皋陶应该既是东夷集团首领，又是东夷集团之偃姓部族的首领，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皋陶去世后，伯益应为东夷集团首领，同时也是嬴姓部族首领。偃与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两者同宗关系极为密切。当时的所谓天下一统，实质是部族联盟，就好比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其大股东是华夏与东夷集团，因此，为了保持部落联盟的团结、统一、稳定、发展，总裁便由大股东首领轮流坐庄。所谓的尚贤，主要看其部族的实力，据此衡量部族首领的统治能力。既然是轮流坐庄，禹荐天下于益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能暗中创造条件助启夺权。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若想成为天下共主，必须掌握神权、族权、政权。禹破坏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应该早有所虑。《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禹启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天体神灵与祖先神灵图像，连同他们族内所生产的青铜材料，一并贡纳上来。夏族用这些青铜材料铸成“九鼎”，还将各族神灵的图像铸在“九鼎”上。这实际是通过宗教手段独占各族的生产资料及各族沟通神灵的权力。禹启父子所为主要针对东夷有虞族。《墨子。耕柱》记载：“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上饗。’”蜚廉即费廉，是东夷族伯益的儿子；“翁”即伯益的“益”字之借；“难雉”即杀雉；“乙”通“以”。夏启铸九鼎时使东夷蜚廉折金于山川，又使东夷族伯益杀雉以衅龟而卜，表明夏族支配与控制着东夷集团的神权、族权。后来夏启又夺取了东夷有虞族的祭歌颂诗《韶》乐，并将其改造成《九（虬）歌》，即《夏歌》。东夷有虞族以凤鸟为图腾，中原夏族则以虬龙为图腾。益最终被启所杀，除了益过于仁慈外，也与他没有实权，以及初掌东夷集团，麾下对其忠诚度不够有关，如此，伯益与启交战，伯益带领的所谓东夷部队，只能是嬴姓部族而已，或许有个别小部族参加，而最强大的偃姓部族或没有参加讨伐启的战役，或倒戈助启，这就注定了益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禹推荐皋陶为禹的嗣位者，因为皋陶不久去世而未遂，但皋陶之族与禹及子启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至很长时间。有鬲氏是皋陶之后，偃姓之国。当后羿代夏，夏人面临覆灭之际，作为皋陶之后的有鬲氏鼎力相助，是少康复国的大功臣。孙庆伟先生指出，尧、舜、禹和皋陶其实是来自华夏和东夷两大族群，他们之间的禅让其实是这两大族群的轮流执政，其顺序是：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东夷（皋陶和伯益）因此，只有从华夏和东夷的轮流执政制度上考虑，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禹先禅位于皋陶，在皋陶早卒后又要授天下于益。但这种君长制推选制度最终被启所破坏。文献记载，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皋陶、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大荒东经》言，有黑齿国，帝舜生黑齿；《大荒南经》言，羿杀凿齿于昆仑墟东。黑齿国即凿齿国。据考古资料可知，东夷集团在远古时代曾盛行拔牙习俗，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当时普遍存在拔去上颌两颗侧门齿的现象，其拔牙率达到埋葬人数的64.4%。远古时期的昆仑墟是指泰山。羿为东夷集团中的有穷氏，其居住地为“穷石”。儒家认为，圣人具有最高智慧、崇高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成功的规律，洞悉世间一切现象的本来面目，极高明道中庸，无所不通，成己成物。尧、舜、禹乃圣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仁德动天，无远弗届，其立人立国之思想，万世不易。孔子生活在诸侯纷争、杀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推崇尧舜禹及其时代，把自己的价值理想对象化，目的用以增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更好地推行儒家的治世思想，匡正世风。孟子亦然，他否定“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认为启得天下不是因为启是禹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具有合法性，这其实是孟子试图用“尚贤”思想影响社会的反映。世 界 通 史“窜三苗于三危”的真实与考古学表现的虚无(2019-01-26 19:53:32)《禹贡》篇所记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 ……至于猪野 。三危既宅 ，三苗丕叙 。厥土惟 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其中的球琳琅玕即是与玉有关的特产。叶舒宪先生等近年来在甘肃肃北马鬃山、甘肃临洮马衔山、甘肃武山县渭河、敦煌三危山等地均发现有优质透闪石玉(叶舒宪：《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简报》，《丝绸之路》 2018年01期)，这似乎有利于说明《禹贡》篇所记黑水西河之雍州的文献较为真实，继之关于禹时三危与三苗的记载也较为可信。我们知道，关于三苗及三危，还有不少文献有记载。《尚书·舜典》有记载，其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变。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从这些记载及考古发现与古史的呼应情况看(这包括尧舜都城与陶寺遗址的呼应，驩兜与以鹳鱼石斧图而著名的临汝等地仰韶文化阎村类型的呼应等等。其中鹳鱼石斧图与驩兜氏的呼应，我们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这些文献表述的地理环境是以舜时山西陶寺为中心的，其四方或文化意义上的四方类似以中原为中心的四裔、《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四极。三危的具体地理位置，学术界有多种看法：一说是今甘肃敦隍附近的三危山；二说是甘肃天水附近的鸟鼠山；三说在今陕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四说在川甘交界岷江、岷山一带。三苗人迁徙于三危的现象，单依据文献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均有存在，尤其是禹征三苗迁徙至三危是学术界近年来多人提及的一种观点。具体而论就是以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湖、鄂文化面貌明显变迁新作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从具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看，石家河文化时期，在今天的甘肃和山西、陕西，主要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寺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石岭下层、马家窑类型、半山马厂类型等。出现较为明显东方因素的是陶寺、芮城清凉寺、石峁、齐家等遗址或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因素中与石家河文化非常相似的并不多见，反倒是各阶段与大汶口文化、薛家岗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较多相似的元素。假使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湖、鄂文化面貌明显变迁新的原因是由于禹征三苗之故的话，西方这些东方文化元素显然不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三苗文化元素，也即无法从常规考古学发现判断其是禹时“窜三苗于三危”时期的表现。至于石峁文化中较多的与石家河文化晚期虎面、神面类似的石雕，则是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显然也无法视为是禹时“窜三苗于三危”时期的表现。杨建芳先生曾(《“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 998年第2期总第120期)认为陶寺、齐家文化的玉琮、刀、璇玑等具有东方风格玉器等的出现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他认为：“龙山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长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迁徙至西北地区。他们在那里虽已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但仍或多或少保留原有的信仰,并继续制作一些传统的玉石陶器。这次移民在时、地、人三方面,都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相符。这种吻合显然不应归之于偶然的巧合。由此,笔者认为“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否则,无法解释前举西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一带存在若干文化因素或现象相似或相同这一事实。”显然杨先生并未严格考虑这些玉器流行的区域和位于湘鄂地域古三苗被窜于三危的时间段。其实他所述的在西部地区的出现的东方文化因素，有与石家河文化时间类似的，但并不是鄂湘之地石家河文化的代表元素。这些东方因素的出现整体上与山东东夷人经过河南的西迁、鄂湘等地石家河文化晚期东夷人的西迁及文化影响的历史背景有关。这就出现一个似乎是矛盾的问题，即三苗被窜于三危的时间段内，尤其是禹征三苗时期，在三危及附近地域找不到明显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代表性文化元素。其实这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像有关学者所言的那样，文献记载的三危并非在西方，而在湖南等地(马少侨：《“窜三苗于三危”新释》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1年02期)。另一种可能则是，禹时三苗虽然是被窜于三危，但是并非是整个人群的迁徙，很可能只是一批人或少数首领的游走，由于地理和人文、政治等因素，一少部分人的迁徙在历史上并不一定能够太明显的改变地方文化，少量地保存可能也早已难寻，这在历史上有诸多案例，这一种可能，倒是更符合现在可以见到的考古发现及历史的客观。《山海经》中有一个奇特的三身之国，这个国家的人有三个身体。在其他的书籍和民间传说里并无此说。它的原型到底是谁？有人因为三身之国的母亲是娥皇，是姚姓，认为它是舜帝的儿子商均建立的国家，但似乎证据又不足够。我通过对比《山海经》以及各地民间传说发现，三身之国的国君确实是舜帝的后人，但并不是商均。之所以说是三身国，就是暗示它的建立是为了就近看住三苗人。三身国在《山海经》中有两个，一个是 ：《山海经.海外西经》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另一个是：《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国，姚姓，黍食，使四鸟。三身国一个在西边，一个在南边，我们可以分别分析。先分析西边的三身国，西边的三身国仅根据夏后启北难以定位。传说夏后启在西方，上天得“九招”乐曲，可能指他上高山得到巫师的乐曲。夏后启的奶奶，是四川汶川人，处于川西高山。也许夏后启是回到了川西奶奶家。三身国可能在四川北部的甘肃。这样说太过粗略，我们再结合三危山的说法。三危山这里有一个尧舜时代远道而来的国家，《尚书·尧典》载：“窜三苗于三危”。三危位于甘肃敦煌或者天水，目前还是争论不休。关于 “迁三苗于三危”之事，在河西民间传说中更生动 ：当年舜押着三苗王晋云子（在这里应该是缙云氏，史书记载三苗为缙云氏之后，应该包括缙云氏统领的各部落而非单一氏族。）和数万人西行 ，来到今甘肃永昌与山丹交界处的焉支（胭脂 ）山时，西王母派负责胭脂种植的两位女弟子出来迎接 。他们登上鸾鸟山乘鸾鸟到瑶池去拜见西王母。舜听西王母的话，把三苗王晋云子安置在三危山 ，部族成员分散到河西各地 。部落的分散可能是导致三危山争论不休的原因。《山海经》中西北三危山也有载。《山海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乐鸟】，其名曰鸱。《山海经·西山经》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乐鸟】，其名曰鸱。” “鸱”意译指“羽毛美丽者”，又译“食吐悲苦声”。这里有三青鸟存在，传说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与民间传说西王母安排三苗的安居地相符。三青鸟映射的应该是三苗迁徙至此，受西王母管辖，为西王母“驱使（谐音取食）”。再看三危山的三身鸱鸟，其他神话里并不存在，甘肃当地也没有这个神鸟。这里很可能是《山海经》编辑们设置的独特密码，没有跟当地居民打招呼。鸱的一半是氐，氐羌民族这个说法在后世运用很广，经常泛指西部少数民族。氐人国在《山海经》中是存在的，与鱼关系很大，地处西北。鸱鸟，意为三身鸟（苗）迁入氐人国地域，三身是三苗部族。那为什么三身国是娥皇后人呢？这里在暗示，舜帝派人跟过去看守三苗部族，也建立了一个国家。甘肃有一条洮河，有当地人认为是姚墟，舜帝部落发源地。现在的姚姓来源记载中，记载了甘肃羌族姚姓。姚姓起源之一是羌族 ，来自于后汉西羌人烧当羌部首领姚弋仲 。据史籍 《晋书 》记载 ，南安郡赤亭地（今甘肃陇西东南 ）羌族首领弋仲，本是汉朝西羌烧当氏的后人 ，他自称是帝舜的后代，故而改姓姚 ，称姚弋仲 。 在姚弋仲的后代中，都改姓姚 。现在是羌族还是汉族未可知。我们再看南边这个三身国。先看南边的三苗国。《山海经·海外南经》曰：“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根据注释和其他文献可以了解，三苗国领袖被迁往西北，其他氏族四分五裂，到处迁徙。其中一部是南方三苗国。这个赤水、南海到底在哪里，现在也是众说纷纭。赤水可能是广西红水河。后世广东有三苗首领之一驩兜后人建的驩兜国。广西与湖南是相邻两省，广西和湖南两省都有大量舜帝传说。两地争夺舜帝埋葬地从古代就开始了，山西鸣条舜帝陵话都插不上。所以湖南广西完全可以存在一个舜帝后人之国来看住三苗。不过广西，湖南当地并没有三身国的说法，这也是因为这是山海经编辑独特脑洞。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线索。舜帝葬地我们暂且不讨论，葬地和封国不一定在一处。我们可以以水流来找舜帝后人封地。《尚书·尧典》："（尧）厘降二女于沩汭，宾于虞。"沩水到处都有，湖南也有一个沩水。《水经注》云："（湖南）宁乡、益阳交接处有沩山，为大沩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曰："沩水源出湖南宁乡县西大沩山，东北流会乌水入长沙县界，名新康河。"《寰宇记》曰："大沩山，沩水出焉。"《名胜志》曰："四方皆水，故曰大沩。"沩水不长，是一条湘江支系，它从长沙市西部的宁乡县发源，注入长沙的湘江，流经地区基本就是在宁乡县。这个地方，有很多跟舜帝有关的东西，有当地人认为这里是舜帝故里。

湖南沩水位置西北和南方三身国，有没有哪个是商均呢？以我看都不是。商均原名义均，因出生于商(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被封于此，于是叫“商均”。商均后来成为夏朝虞国开国之君。 商均墓位于商丘市虞城县利民镇杨庄村西南。商丘到两地都是千里之遥，而且商均根本就不是娥皇生的，他是女英生的。历史记载娥皇没有生孩子，个人认为正是因为娥皇没有生，作者才说三身国是娥皇生的，故意让人搞不明白是不是舜之国度。那这两地的姚姓后人是谁？远古的帝王，背后都有他的小氏族。舜帝是有虞氏人，这是他的家族势力，他们都姓姚或者妫。舜帝可以指派族中的人到西北和南方建立国家监视三苗遗民。后世三苗彻底解体，中原也政权更迭，看守三苗的国家变得不再重要，慢慢淹没在历史中。只留下洮河，沩河标记着有虞氏曾经来过。驩兜国——败于帝尧，而不得不从中原迁徙至南蛮前言：今天笔者要与各位读者解说的广东古国——驩兜国，这是一个勇敢之国！它曾敢于与“三皇五帝”之一帝尧相争，最后落败了而不得不从中原迁徙至南蛮（今广东珠三角地区）。一．关于“驩兜国”在史书的正式记载1.乍一看到“驩兜国”，各位读者肯定会想这“驩兜国”该怎么拼读呢？“驩”读音huān ，兜读音 dōu，“驩兜”即读音huān dōu。驩音同“欢”，因而很多书上，“驩兜国”也译作欢兜国。2.秦朝《吕氏春秋》记载：“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多无君”。意思是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这三个国家，多数都是没有君主君王的。3.这是史书对“驩兜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记载。且缚娄国、阳禺国与驩兜国一样，也都是广东历史上存在的古国，且处于同一时期。驩兜国与广东历史上另外两个古国缚娄国、阳禺国并列，可见与其并列的驩兜国，也是广东历史上同时期的古国之一。（关于缚娄国、阳禺国，笔者会在后面的章节再慢慢解说。）

二．“驩兜国”位于今广东的推测1.《大戴礼记》之《五帝德》记载：“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意思是流放驱逐驩兜部族到崇山，使它变成与南方的原始部族一样。那么文中提到的“崇山”位于哪里呢？2.《古文孝经》汉孔安国传中记载：“崇山，南裔”。由文中可知，“崇山”这个地方位于“南裔”之中。那么“南裔”又是指代哪里呢？3.说到“南裔”，就要说到“四裔”。《孔传》记载:“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东裔。”意思是幽州在北裔，崇山在南裔，三危在西裔，羽山在东裔。可见，四裔就是指四方边远地区，而南裔，就是指南方的边远地区。南方的边远地区，即今广东广西一带，濒临南海。4.我们再看看史书对“南裔”是怎么记载、解说的。晋朝张华《博物志》中记载：“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意思是南越国这个国家，与楚地(楚国）相邻（是邻邦），它从五岭一直延伸到达南海，这个国家背靠大海，跨越交趾地区，人们称它为“南裔”。5.简单的说，“南裔”就是指南越国故土，相当于岭南地区。而南越国的核心统治区在广东，南越国都城也在广东广州。即相当于“南裔”的核心地区在广东、在珠三角。因而，驩兜国是迁徙到了岭南，并且是迁徙到了其核心地区今广东、珠三角地区。依据为：“崇山”位于“南裔”，“南裔”即岭南，而岭南的核心地区是广东、珠三角地区。我们再回头看看，驩兜部族从何而来，以及“驩兜国”的起源。

三．“尧伐驩兜”，驩兜部族原先是生息在中原地带1.历史一般都认为驩兜部族是三苗族中的一支，从丹水下游向上游发展部落得以发展壮大，曾一度威胁尧部落的安全，因而帝尧要讨伐驩兜部族。2.战国时期史书《荀子》记载：“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意思是过去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并擒获蚩尤，尧讨伐驩兜。这就是史书对帝尧驩兜部族的描写，史书也称之为“丹水之战”。

四．驩兜部族败于帝尧，并不得不从中原迁徙至南蛮1.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是驩兜被放居南蛮，亦处丹水也。”意思是于是驩兜被流放驱逐到南方那些部族当中，途径历经丹水。我们知道，“南蛮”是中国古代对南方的原始部族的称呼；而丹水即今河南省丹水。河南在夏商周时期一直是核心中原地带、核心统治区。2.《大戴礼记》之《五帝德》也有记载：“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意思是流放驱逐驩兜部族到崇山，使它变成与南方的原始部族一样。再且《尚书·舜典》也有相似的记载:“(舜)放驩兜于崇山”。由此可知，“尧伐驩兜”是帝尧取得了绝对胜利，驩兜部族战败，并且作为战败一方的的驩兜部族，被流放到了南方的原始蛮荒之地。3.《吕氏春秋·召类》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尧伐驩兜（即丹水之战）”驩兜部族战败，以及“是驩兜被放逐南蛮，亦处丹水也”、驩兜部族向南方迁徙经过“丹水”。4.这就是“驩兜国”的起源来源，驩兜部族曾是中原地带炎黄部落联盟中的一员，是一个至少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古老部族。后面由古华夏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带，迁徙至南方蛮荒之地。即中原驩兜部族是南蛮（广东珠三角）驩兜国的前身，驩兜部族迁徙至南蛮（广东珠三角）后逐渐形成新的驩兜国。

五．“驩兜国”存在时间的推测1.根据战国时期史书《荀子》记载：“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可知“驩兜”与“尧”是处在同一历史时期。“尧”又称帝尧，是“三皇五帝”之一，约公元前2188年-公元前2067年。由此可知，驩兜国及其前身驩兜部族，约存在于4000多年前。2.而且“驩兜”能够作为帝尧的讨伐对象，可见“驩兜”不是一般的小部族，而是有一定实力的大部落。不然也不会值得帝尧亲自讨伐，并为战国大思想家、政治家荀子所记载。这也说明了驩兜部族迁徙至南蛮广东珠三角地区后，能够有实力形成方国——驩兜国。

六．驩兜国在广东的考证1.2000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横岭山，发现了商周时期墓葬300余座，并且出土了贵重的铜鼎、铜钟等青铜器具，以及大量的陶器、原始青瓷器和玉石器、铁器等。2.据我们所知，铜鼎、铜钟等青铜器具在夏商周时期都是非常贵重的器具，是古代礼治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象征，一般为王侯所有。再且，青铜器具的制造技术，在当时无疑是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地处蛮荒的珠三角，青铜器具先进的科学制造技术是从何而来呢？3.笔者大胆推测，正是驩兜部族在丹水之战中战败于帝尧，从中原核心地带迁徙至南蛮，从而把青铜器具先进的科学制造技术从中原地区也带到了今广东珠三角地区。4.而铜鼎、铜钟等贵重的青铜器具，非王侯不能拥有和使用。驩兜部族从中原迁徙至南蛮珠三角地区，形成新的驩兜国，能够使用铜鼎、铜钟等贵重的青铜器具，是正常的也是与驩兜国的身份向匹配的。

摘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017663333705795《驩兜国——败于帝尧,而不得不从中原迁徙至南蛮》缚娄古国缚娄古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家，为罗氏所建，公元前337年后消失。地理范围大致为现代的广东省惠州、博罗一带。​缚娄之名，始载于 《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8年(公元前239年)，比秦平定岭南早25年。自秦始皇33年秦军平定岭南后，"缚娄"之名便消失于历史迷雾中。据惠州市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晋人的《拾遗记》里亦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见于周朝的"扶娄"、春秋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都是指同一个地方。有考古专家认为，博罗横岭先秦古墓群，所有墓葬都朝东排列，可能是当年与秦军作战阵亡士兵的墓葬，反映了当年战况之惨烈以及缚娄人抵抗时的顽强。秦军占领岭南后，在岭南设南海郡，辖龙川、傅罗两县。傅罗即今天的博罗。也有考古学家提出，博罗虽然出土了青铜器，但没有发现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无法证明其来源。如果缚娄古国真的存在，那是在哪里?又是如何没落的?博罗地下还埋藏着更令人震惊的文物吗?缚娄古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难解之谜。位于广东惠州的"缚娄古国"，将变身文化大观园。早在2000年，一片5000多平方米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群在广东惠州博罗县罗阳横岭山出土，加上早年在该县发掘出"土产"青铜编钟以及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龙窑窑址，古书上神秘的先秦时代的"缚娄古国"逐渐揭开千古之谜。一个缚娄国，半部岭南史。战国时期曾在博罗地域繁盛一时的缚娄古国，有望穿越3000余年的历史，再次重现博罗。记者今天从博罗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拟投资20亿元分10年打造的"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其详细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正在做各项开工建设的前期工作。一个考古发现据史料记载:"缚娄古国"始于春秋时期，位于东江流域内，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吕氏春秋》记载:"坜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经后人多番考证，有千年历史的古县博罗县便是"缚娄古国"的所在地。博罗原文化局副局长、博罗博物馆馆长黄观礼是博罗本地研究缚娄古国的专家，多年来不断寻找有关缚娄古国的资料。他说，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在战国时期全图版图中，明确地标明，战国时期博罗曾是缚娄国。这个小国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惠州、博罗一带，据推测，可能龙川、河源、海丰、陆丰、深圳、东莞等地亦在管辖范围之内。为了更好地地开发、保护和深度挖掘缚娄古国文化的遗韵，当地政府与企业合作，将投资20亿元人民币，打造"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传承千年文化续写古国的辉煌。记者获悉，目前该项目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设立了项目建设指挥部，相关工程很快将会启动。据介绍，"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总投资逾20亿元人民币，拟分三期建设，开发周期近10年。其中，一期建设投资总额6亿元，建设包括"缚娄古国"古墓群遗址陈列馆、博物馆、广场在内的"缚娄古国"古墓群遗址公园，以及"缚娄古国"古村落、缚娄王宫酒店、罗浮书院、孔庙在内的"缚娄古国"文化村、朝天门广场;二期投资总额10亿元，建设包括国际医疗保健中心、饮食娱乐中心、购物超市、国际康复疗养中心在内的国际中医药科技健康城，完善"缚娄古国"古村落;三期建设计划投资4亿元人民币，建设包括"花园式"田园区、会议培训、拓展中心、体育锻炼设施、自行车环山绿道及园林绿化等收尾完善工程。"缚娄古国"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奇葩。据介绍，1985年博罗公庄镇出土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2000年在博罗县罗阳镇挖掘的春秋墓葬群里出土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文物，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 "瘴疠之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2000年，惠州博罗县挖掘出300 多座周朝古墓，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然而，这数百座古坟遗址不久即被开建高速公路所毁。如今博罗县规划建设"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恢复古墓群被纳入规划范畴。10月12 日这项投资20 亿元的项目通过博罗县规划委员会的审议，然而究竟大观园应该如何建，仍存在分歧。古墓隐含踪迹近日，博罗县原文化局副局长、博物馆馆长黄观礼向记者披露当年博罗县战国古墓群的往事。黄观礼说，1999 年对广惠高速公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了横岭山遗址。2000 年2 月开始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抢救性发掘。至同年10 月结束，发掘面积8500 余平方米，挖出300 多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墓群。专家们论证，这些距今2500 年至3000 年的庞大古墓群的存在，证明它周围必有大规模的古代人群居住。由此推测，传说中的缚娄古国可能就在附近。缚娄古国当时在横岭山下的古墓里， 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制品。特别是水晶手镯、铜甬钟和青铜鼎，显示出贵族气象，显示了只有皇家贵族才有的"钟鸣鼎食" 的存在。这里出土的两个编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 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这一实物发现，打破了"岭南没有青铜器时代" 的说法。这也是广东省近50年来重大的文物发现， 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 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认识， 因而被评为2000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古墓群现状黄观礼说，古墓群被发现后，博罗县喜出望外，惠州市表示要保护。可惜，这数百座古墓遗址一夜之间被毁掉。黄观礼说，在古墓被毁之前的半个月左右，他曾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以高速公路改道或者想办法跨过去等方式保护古墓遗址，但是令他痛惜的是，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00 年，正在建设的广惠高速公路通过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变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变成路基的古墓遗址永远不可能再恢复。后来黄观礼质问省有关部门时，一位专家说"博罗县无法保护好古墓群" 。黄观礼难过地说: "这是祖先的财产，我们应该保护它。别人说我们博罗县保护不了，难道保护不了就要毁了吗? "接着他说， "这些古墓就像是博罗突然出现的一座金山，却突然倒下了。"缚娄古国银岗龙窑黄观礼说， 如果古墓遗址保护好， 可以与博罗县另一重大考古银岗窑址一起打造"缚娄古国"文化。考古学家1996 年在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 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分布面积达10 万平方米， 这是在博罗园洲镇梅花墩发现和挖掘春秋时期的龙窑窑址之后又发现的一大窑址。银岗窑址是目前广东发现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考古专家认为，近年在香港、粤东地区出土多件与银岗窑址同一类型的文物，博罗可能是南方瓷器的发源地，这也许可以说明缚娄古国有较高的陶瓷技术。银岗这么大的陶器工场加上其他陶场生产的陶器需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消费， 这也许与缚娄古国的存在不无关系。日前，博罗县罗浮山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泽南以及当地文化站站长带领记者来到银岗龙窑考古遗址采访， 记者发现当年的发掘遗址位于一片荔枝林，遗址已经回填土方。在遗址上面，古代陶片随处可见。龙溪镇文化站站长说，为了保护遗址，不得不回填土方。这位站长说，当地有七个小山包， 据初步调查，七个小山包都是古窑址，小山包上古陶片随手可捡， 至于小山包下面埋藏着什么宝贝目前尚是一个秘密。重现古国意象本地专家谢泽南说， 缚娄古国是三千年前的一个无君之国，横岭古墓群、银岗、龙窑都是古国文明的体现，缚娄古国是存在的，多年来当地考古学家也在寻找缚娄古国的实物。考古界的一系列发现让博罗县萌发建"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重现缚娄古国文化的想法。今年初，计划投资20 亿元的"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项目正式启动。2012 年3 月29 日，博罗县政府与惠州宝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协议，"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项目落地。在今年5 月8 日博罗规划汇报会上， 来自四川以及深圳、惠州、博罗县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规划建议和意见。四川大学的专家建议，可借鉴目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博物馆模式和文化产业园模式，打造新的"古国意象构建开发模式"。然而，该项目为外地设计师设计，有人质疑为何无本地专家参与。黄观礼告诉记者，他向项目提出过许多建议， 那三百多座已经被毁古墓遗址，可以根据已有的资料记载，恢复60 到100 座古墓。大观园规划针对本地专家的质疑，"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项目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他们从缚娄古国的诸多文化线索中精心提炼出"宴饮、礼乐、配饰、商贸、稻作"五大主题文化，并与之对应形成五大主题功能组团。广东省考古所专家尚杰认为，缚娄古国遗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这一项目，不能脱离当地的历史文化;同时，在开发模式上可以走出自己的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缚娄国缚娄国概况缚娄国源于罗国，由罗氏族所建立。地域范围在今天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东莞市，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汕尾市，河源市，兴宁市一带。首都是今惠州市区到博罗县城范围。据《吕氏春秋》记载，百越之地曾经存在过古缚娄国，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地图上也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境内有缚娄国，但从来没有实物证据能够证明它确实存在。此次从墓葬群中发掘出了铜甬钟和鼎，连同墓葬群的其它出土物所反映出的“钟鸣鼎食”之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为规范排列得非常整齐，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在这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于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些发现连同90年代初以来在博罗、增城一带的系列考古发现，共同为寻找和复原先秦之前的缚娄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伴随着“芈芈”呼应，成千上万“仙人”扛抬着来自中原的古旧青铜器，取道深圳罗湖，折向东江，最终抵达为崇山峻岭所包围的博罗。先秦没有“博罗”，这个地名其实是罗氏族人在此间为自己取的地望徽记———他们圆了世代复国梦，建立起“缚娄国”。秦始皇征服岭南是在公元前215年，缚娄的存亡期不会超过百年。罗氏族满以为隐遁桃源可“避楚”，殊不知，他们早已上了秦国的“黑名单”——《吕氏春秋》录入了这个位在海角天涯的“缚娄国”。《吕氏春秋》的资料来自口头传闻，但译得相当准确，fu-lou（缚娄）就是bo-luo（博罗）！bo-luo这个古国名，乃是罗氏族跟瓯骆越族相融合的明证，luo就是罗，而bo则为古越语的“聚居地”，这个国名照顾到了古越语的词序倒装，把它反转，便是luo-bo，即“罗族聚居地”，它是广西“那文化”中心“罗泊”湾的粤东版！由此可知，罗浮山的罗浮，跟缚娄、博罗，深圳的罗湖，以及上文提到的粤西地名罗傍、罗霍、罗伏，等等，都是同一个概念；以番禺为东西分中标志，以这一系列地名为节点，足堪连成罗氏族人在岭南的千里转徙线。秦始皇决策征服岭南，兵分五路，最东路由赵佗率领，自江西入粤东，对缚娄扫穴犁庭！罗氏族的史诗从此弦断成绝响……罗国的发展甘肃正宁（罗山、部落） 、河南罗山（部落）、湖北宜城市（罗子国、罗伯国、罗国）、湖南汨罗市（罗国）、广东博罗县（缚娄国、罗国）、泰国（罗斛国、暹罗、罗国）。生产发展过程―捕鸟―放羊―稻作生产，是首个发展了稻作技术并不断向南方推广的国家； 迁徙过程――从中原不断向南，是首个中原政权进入岭南的国家，也是首个败而不灭的中原政权； 要搞清缚娄国到哪里去，先了解缚娄国从哪里来。周初，罗氏族的首领被周天子封为子爵（后为伯爵，再为公爵(据罗长青文，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68年，匡正被封为安南罗国公)）。罗的封地在湖北宜城，称罗子国（后为罗伯国）。位于楚国的南面，与强楚为邻。后来在楚国对外扩张的压迫下，罗国逐步向南迁徙，公元前391年以后，罗国迁徙到现广东省博罗县。1、抵抗楚国扩张，给予迎头痛击。小国不会心甘情愿做大国的良民。所谓小国是指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的战斗力而言，一般来说，南方国家的武器装备没有北方国家精良。早在《左传·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楚国派兵征伐绞国，“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注：罗“国在宜城西山中。”次年春，楚屈瑕伐罗，……（师行）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这次战争把楚国打得大败，主帅自缢，其馀将帅被俘，使楚国损失惨重。可见小国不是只有被动挨打，只要组织得好也能打败大国。也说明罗国还是能打的，不会向强敌屈服。2、罗国人懂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知进退，具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拓疆至洞庭湖以南。罗国人主体部分又向南迁往两广，并将国都建在现广东省博罗县，叫缚娄国（带有蔑称的汉字音译，正常可译为傅罗或博罗）。也有部分人向东西方向迁徙，这是罗国的第二次大迁徙。 根据广东考古发现，存在秦以前500多年的文化断层，是个空白点。出现了“米”字纹饰陶片，这种“米”字纹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米是芈。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sui和赵佗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为了保护家园，缚娄国和南越族组织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对敌反击战，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足迹几乎遍布整个蛮人区。与罗国相关地名如博罗县、罗浮山、博罗坑、罗白角、罗湖、白罗及罗山、大罗山、罗水、罗岗、罗定等；广西有21处，如扶罗、富罗、湖罗、罗波、罗白、罗卜、罗播、罗湖、罗坡，尤其是罗泊湾的考古发现，罗邦、罗山、波罗山、罗岭、古罗、罗城、罗旧等地的存在；海南岛有佛罗镇、抱罗镇、福罗仔、罗帅村、罗帅二、吊罗山、六罗山等；湖南南部有波罗、扶罗、罗白、罗卜湾、罗卜町、罗卜田，也有罗城山、罗皇寨、罗山江、罗子团、罗市、大罗岭、罗步源、罗古石、罗岩、罗霄山等；柬埔寨有逻邦、格罗兰、波罗坎、格罗奇马等；缅甸有帕罗土，老挝有波罗芬高原，越南有山萝，泰国有罗斛、罗富里、班巴罗、罗勇……。缚娄国稻作文化缚娄国的稻作文化深入人心。有关水稻栽培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1997年，广西民族研究所有关学者正式提出“珠江上游说”，判断珠江上游的壮族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 这也是另一个五羊传说，只是对众多米罗、罗田、那罗等地标视而不见，忘记了那“仙人”送来的稻穗。也难怪，仙人送稻的几百年后，岭南才有较多的文字记载，此前的口口相传有的失传了。 在行政管理方面，实行地方自治和宗主国纳贡制度。上下关系相处较好。避战乱，逐步深入蛮地，帮蛮人发展稻作生产，没有留下恶名。学术界认为“那文化圈”的范围———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南至缅甸、泰国，东至广东省中部。广东省地域在战国时期有哪些国家一般而言，谈论到战国时期的国、国家，一般是指诸侯国。战国时期的今广东省地域，并还没有出现诸侯国，绝大多还处于部族、部落、部落联盟、方国状态。包括今广东省邻近的今广西地域，也还没有出现诸侯国，还处于部族、部落、部落联盟、方国状态。而今海南岛地域，在现代改革开放之前一直隶属两广地区管辖。历史上的海南岛要么隶属广西管辖要么隶属广东管辖，在战国时期也同样处于部族、部落、部落联盟、方国状态。因此今广东省地域在战国时期是不存在诸侯国的，但是今广东省地域内的部分地方，一些小国还是存在的。一.建立于今广东惠州博罗的缚娄国：缚娄国的前身是西周分封七十二诸侯国之一——罗国，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弱肉强食相互吞噬、大诸侯国不断吞并小诸侯国，罗国的生存空间和实力变得越来越小。罗国受北面的楚国攻伐，从而不得不一路向南迁徙。《左传》中的《楚屈瑕伐罗》记载：“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罗国一路向南迁徙最后到达了今广东惠州博罗地域，并在博罗重新建国、繁衍生息，新的国度叫做缚娄国。缚娄国在今广东惠州博罗地域存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战国结束秦朝建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攻取岭南百越，其中有一路就是攻取广东。势力位于广东惠州以博罗为中心的缚娄国，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灭亡的。建立于今广东惠州博罗的缚娄国（惠州市行政地图）二.建立于今广东清远阳山的阳禺国：根据《阳山志》记载：“战国时期，境内有阳禺国，治所在县之东，属楚，为岭南三国之一”。 阳禺国即位于古代阳山县的东边，在藩属上隶属于大诸侯国楚国。今天的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阳山人文历史专栏也记载：“阳山地域，古为南交地，周时属楚，战国时境内有阳禺国。”战国时期的阳禺国，其灭亡时间估计也是与建立于今广东惠州博罗的缚娄国一样，也是为南征百越的秦军所灭。因为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主要是位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战火并没有波及到珠江流域。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方国、小国，大多数是在秦始皇南征百越这个历史时期，被秦军所灭。秦朝在平定岭南百越后，在北江沿线设立横浦关、阳山关和湟溪关三大关作为军事要塞，而其中的阳山关恰好就是在阳禺国故境之内。

建立于今广东广州的番禺国（广州市行政地图）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我不认可：阳禺国，是广东瑶族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度。】禹征三苗禹征三苗是相传中国上古时代， 距今4000多年前，北方的华夏族部落联盟在禹的带领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联盟为了争夺奴隶和生存空间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称禹征三苗地点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时间距今4000年前参战方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   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结果北方部落联盟胜三苗介绍中国古史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居民是苗蛮集团，又称三苗或有苗。梁启超先生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禹时期称三苗，春秋时称蛮。三苗的年代，大致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当。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大致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这一区域大体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禹征三苗距今4000多年前，华夏集团黄帝的后代，经过长期争战，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为掠夺财富和奴隶，与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战争。开始，尧在丹水(今陕、豫、鄂境之丹江流域)打败三苗，三苗不服。舜时，亲征三苗，一直打到今洞庭湖一带。但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禹征三苗。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三苗内部出现分裂，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在誓师动员时说:"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从此，三苗部落逐渐衰亡。三苗衰微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呼消失不见，三苗作为一个族群已经瓦解，但其遗裔仍在江汉地区生活繁衍。禹征三苗的影响透过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至少给我们透出如下信息:其一，此时私有制开始出现，导致各氏族、部落之间发展不平衡，便出现了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和战争。私有制和战争的出现，标志着阶级和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的产生;其二，在湖北地区，以石家河文化所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也随之而解体，夏文化已经渐渐南传至湖北地区，湖北历史从此进入被称为"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尧舜禹攻灭三苗之战距今 4000多年前， 华夏集团黄帝的后代，经过长期争战，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为掠夺财富和奴隶，与南方苗蛮集团的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战争。开始，尧在丹水 (今陕、豫、鄂境之丹江) 打败三苗，三苗不服。舜时，为伐三苗，一面发展生产，巩固联盟内部团结，一面大习武事。经过三年准备，舜亲征三苗，一直打到今洞庭湖一带。但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禹伐三苗。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在誓师动员时说：“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从此，三苗部落逐渐衰亡。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制度一直为古人所称道，历史上一直为儒家所推崇，认为那是古代政治最为理想的状态。但三代之后的历史长河里，禅让只不过是权臣篡夺权位的遮羞布而已，王莽篡汉和曹丕篡汉之类的政变过程中，权臣们都是打着“禅让”的旗号。史书上记载，夏朝的夏启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关键性人物。大家也许会很好奇，是大禹没有禅让把君主的位置留给儿子还是大禹的继承人实力不强，被夏启给干掉？其实大禹是有将君主的位置禅让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伯益！他是秦国和赵国共同的先祖，也是现代梁氏、徐氏、黄氏、江氏、赵氏、马氏、葛氏与裴氏之祖。伯益对于当时的社会做了很多贡献，是被广为称赞的贤人。伯益擅长民生治理：一、伯益在容易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结合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当禹在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掌管山泽，繁育鸟兽；《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二、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吕氏春秋·勿躬篇》记载：“伯益作井。”这大概与他辅佐大禹治水有很大关系，毕竟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的。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在此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中国古代北方各氏族部落得以离开河流的束缚，向广阔的平原地区进发，广大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发。伯益治国崇尚仁德，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表现出远见卓识。帝舜时，三苗族作乱，帝舜便派大禹讨伐三苗，大禹征战多年无法收服三苗，伯益提出，要对待四夷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伯益这么大的功绩，为什么没有最终获得帝位？出现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大禹！禹在位期间，势力范围达天下九州之地，天下的形势已经不是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时氏族合作，大禹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家族的势力。他一方面受制于禅让制的传统以及伯益的贤能与功绩，表示要把天下传给伯益，但另一方面却又着重选拔自己儿子启的手下充当各级官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伯益徒拥大禹继承人的虚名，但是并没有掌握实权，导致伯益在大禹死后继承帝位却又被夏启赶下台，从此退出于历史舞台。从“讨伐三苗”到“鸣条之战”探究夏朝先辈的开疆扩土之路中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之地，是华夏的龙兴之地。但是最开始的中原之地并不是大家常识上认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只有河南省。在炎黄子孙五千多年的延续下，华夏的疆域版图也从当初的中原地区成长为了“一只占地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骄傲大公鸡”，而这上面每一寸土地都是历朝历代先辈们誓死守卫与开拓的结果，他们在负重前行。禹将首领之位传给其子启时，标志着夏王朝的建立，禹成为了夏朝的首位帝王，夏朝成为了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华夏疆域由最开始的中原地区发展至今，其中的曲折变迁很少有人能细说清楚，那作为老祖宗的夏朝战士们在其中又贡献出了怎样的力量？让我们从夏朝的开国首战“讨伐三苗”到亡国战役“鸣条之战”中去寻找足迹。一．讨伐南部三苗众所周知，国家由部落发展而来，在夏朝建立之前，当时的原始社会经过炎帝黄帝的发展，出现了两大部落联盟。在北方即当时的中原地区，炎黄的后代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导的北方部落联盟，而在南方其他的部落后代则形成了以三苗为首领的南方部落联盟。随着社会进步，私有制逐渐出现，两大联盟因为奴隶、财富的争夺，思想理念的不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尧舜禹统治期间，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房屋被冲垮，庄稼被淹没，一切的财富随着洪水的来临逐渐消失。为了部落的稳定，尧派出了鲧开始了治水大业，然而当时的三苗部落趁着尧忙于治水，不断挑衅北方部落，身为一族首领的尧怎么可能忍受如此挑衅，于是他决定出兵南下，征讨三苗，在丹水（现在的丹江流域）大战三苗，且取得最终胜利。但是三苗并没有输得心服口服，但是无所谓，咱老祖宗觉得既然你不服气，那就用事实打得你服气。于是在首领之位传给舜后，舜再次率兵亲征三苗，一直到禹统治时，三苗仍是不屈不饶地进行骚扰，但在禹即位不久后，三苗居住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天灾面前，三苗内部出现了内乱，如此天时地利人和之下，禹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之前，他以上天之名动员大军：“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而恰逢此时，天上电闪雷鸣，恍惚得到了老天爷的应允。禹所带领的军队士气大涨，一鼓作气，禹在战场之上射杀三苗首领，。待三苗首领一死，军心也散，苗军也溃败而逃。二．平定方国部落在讨伐三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部落相安无事，夏朝也在一片繁荣中成立，然而好景不长，在禹的孙子即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太康沉溺于享受玩乐而忽略国事，被东夷族的羿夺取了政权。虽然羿并没有称帝，但最后太康的侄儿相即位后就投奔了其他部落，而夏朝的政权也因羿不善治理被有穷氏寒浞掌控，经过各种磨难，相被寒浞之子浇杀死，但其遗腹子少康活了下来。少康长大成人后，在斟灌、斟鄩氏的残余民众以及夏朝遗臣的帮助下，进行了复国之战并取得了成功，少康在位期间灭掉了浇。当少康之子予（杼）能独当一面时，予陆续发动了灭豷（寒浞之子）之战、灭寒浞之战、攻东夷之战。三．征讨西方九苑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的民族，在讨伐三苗，攻战东夷后并没有对其赶尽杀绝，而是与其逐渐融合，在夏朝几代帝王的努力下，三苗后代与东夷族逐渐和华夏族同化，夏朝的国力也日渐强盛。当国家内部稳定繁荣时，几乎每一个有野心的帝王都会想着对外扩张，夏芒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南方的三苗、东方的东夷都已被收服，而北方却过于寒冷不适合生存，夏芒的目光顺其自然地放到了西方，不断向西方发展与扩张。夏芒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遗志，在不降统治期间，曾多次率兵向西征讨九苑，《竹书纪年》记载到：“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是有莘氏故地，不降死后，扃与廑统治期间大都实行无为而治，如果继续守成，夏朝的存在必将延续。但孔甲即位后，他“好方鬼神，事淫乱”，改变了祭祀祖宗的传统，相信鬼神，崇敬所谓的天帝，这引起了周围属国的不满，夏朝内部的朝政也变得混乱不堪。桀继承王位之时，却没有及时进行改正，反而变本加厉，多次征战周围属国，抢夺下面属国中地位不低的女子。这使得与属国之间原本并不牢固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终于，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联合其他属国先后剿灭了亲夏的韦、顾、昆吾等部族，夏桀率兵与商汤在鸣条进行了最后一战，不出意外，失去民心的夏桀战败而逃，死于历山。摘自：https://www.360kuai.com/pc/90fa867dd86b3f4d1?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史记》记载】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记载，“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公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在此引用解惠全、张德萍的译注：“欢兜曾举荐共工，尧说'不行’，而欢兜还是试用他做共师，共工果然放纵邪僻。四岳曾举荐鲧去治洪水，尧说'不行’，而四岳硬说要试试看，试过后却没有成效，所以百官都以为不适宜。三苗在江、淮流域及荆州一带多次作乱。这时舜巡视回来想尧帝报告，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以便改变北狄的风俗；把欢兜流放到崇山，以便改变南蛮的风俗；把三苗迁徙大三危山，以便改变西戎的风俗；把鲧流放到羽山，以便改变东夷的风俗。惩办了这四个罪人，天下都悦服了。”这些就是四罪的罪状。【共工】在四罪里面，“共工”可能是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有是因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传说。在这里我在多作下解释。古籍记载，共工是“人身蛇面、朱发”，后与颛顼争帝位不成而“怒触不周山”，使得“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让女娲给他收拾烂摊子。《尚书·尧典》里说，共工作尧的水官，尧评价他“静言庸为，象恭滔天”，意思是说，共工话讲得好听，做起事来不按章法又做不好，表面恭敬，事实上无法无天。古代神话中，共工为水神，实则是水官共工。《山海经·海内经》言“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音'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与江水，生共工。”这里说共工竟然是炎帝的三世孙，火神祝融之子。《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管子·揆度》：“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称天势以隘制天下”。《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1）”。古籍中有关共工的记载那么多，无非是要说明他是水神或水官，总之与水有说不尽的渊源。【鲧】“鲧”本是颛顼氏的后代，《山海经·海内经》中描述：“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为鲧。”鲧又是禹的父亲。鲧治水不成而被治罪，鲧治水的方法为堵，但由于水势过大而失败，直到禹采用疏通的方法才将洪水制止。按照历史记载，舜把鲧流放到羽山，而《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尧帝】令祝融杀之于羽郊”。是说，鲧为治水不违背帝命偷取息壤，息壤是一种会无限生长的土壤，结果帝命祝融杀他于羽山。而他的悲惨结局却成就的大禹的功业，大禹也因平“四凶”“四罪”有了让他名列“五帝”的资本。【三苗】在中国传说中“三苗”是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 　　黄帝时﹐三苗部落参加过九黎的部落联盟﹐有的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今丹江)﹐打败三苗。三苗可能在这时参加了尧的部落联盟。有文献说三苗的首领驩兜是“尧臣”﹐被称为“诸侯”。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尧遂将他们的一部分人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将其首领驩兜流放到崇山。舜代尧为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三苗不服﹐舜乃整军振旅﹐没有经过战争而臣服了三苗。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大败苗师﹐从此三苗衰微下去。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活动。最近几十年以来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后裔。章太炎﹑吕思勉等与此看法不同﹐认为现代的苗族与三苗无关。【欢兜】欢兜，相传为上古时唐尧时人，因与共工、三苗、鲧“作乱”，被舜流放到崇山。据《辞源》载：“崇山在湖南大庸县西南，与天门山相连。相传舜流放欢兜于崇山，即此。”当今史家提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由四个集团共同创造的学说，其中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就是以欢兜、祝融为首的，因而，崇山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注意。崇山在张家界市西南20公里处，海拔1164．7米，主峰面积3平方公里。其山顶今存欢兜墓、欢兜屋场、欢兜庙等古遗迹，民间亦颇多关于欢兜在崇山征战的传说。　　关于欢兜的历史记载散见于一些古籍，例如唐代大诗人王维曾作《赧王墓》诗：“蛮烟荒雨自千秋，夜邃空余鸟雀愁。周赧不辞亡国恨，却怜孤墓近欢兜。”四邪兽：共工、驩兜[huān dou]、 三苗、鲧[gǔn]女娲是母神，也是生殖之神。古人对于人体构造不甚清晰，所谓女娲之肠，其实是生殖崇拜的一种。以生命的力量对抗苍天，这本身就令人为之动容。在山海经的设定里，共工是祝融之子，炎帝的重孙。如果说共工是我们的先民，则女娲本人，早已是先民之神，两者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关于共工谱系，详见于此：“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讠夭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非常简短，但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祝融生共工，祝融是火神，共工是水神，即火生水；二是共工生后土，即水生土。后土者，地母也。土葬的老坟头，多半立一块“后土”牌，后土神兼管阴司。水火共生，水土生克，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朴素的相生相克观念由来。地水风火，是原始唯物主义的依据。按山海经中，关于治水或水患的记载不胜枚举。比如说：“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先疏通主要水道，再开挖旁支沟渎以供分流），是相当先进的治水方法。说明在先民的生活中，与水患的搏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鲧是个伟大的牺牲者，窃息壤救人世的行动，不亚于西方窃火的普罗米修斯，却因为“不待帝命”被天帝杀害，这一点证明至少在成书之日，原始的皇权思想已经形成。而禹则是个随时而化的智者，并因此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推想：在远古洪荒，人类在和一场大洪水搏斗。有人筑坝（息壤？）以阻挡洪水，却被无情的洪水吞没。后世的承继者却以卓越的治水经验，改变了生存环境。当然，也可能是自然环境（天帝）自行的好转。以上是关于山海经中女娲及共工这两个人物的考证。然而使我真正动容的，还是另一段记述：“共工臣名曰相繇（亦称为相柳），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鸟欠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在尧舜禹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已经形成。据《尧典》、《舜典》记载.尧为了“亲九族”、“协和万邦”，特让羲、和负责掌管天文历象，让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观测日月星辰，编写历法，“敬授民时”。舜继位后.让禹任司空，负贵土木工程;让契任司徒，处理部民事务;让捶任工官，负责手工业生产;让益任虞官，负贵山陵沼泽，还让皋陶和伯夷分别负责刑罚和祭祀。由于这些人精明强干又兢兢业业，所以那一时期社会安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此间却发生了一次特大水患.严重地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主政的虞舜为拯救万民，选派禹负贵治水。禹全力以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用疏导的办法解决了水患，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并引导炎黄子孙一改过去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本的道路。禹接替舜的职务后，为保障民众饮食之需，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有关资料上说:他让人“互通有无，调剂各地之间的物产”;《左传》上也说“禹贡九州”。禹还“命后被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同时，他还根据各灾区不同情况，积极组织，发展粮食生产，“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由于措施得当，人们降低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并在生产劳动中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建立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孔子对尧舜禹时期的社会模式予以了极高评价。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自觉地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公务人员都是按德才标准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人人注重诚信，对待他人也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社会保障涵盖了人的生、老、病、死各个方面。在饮食方面，尧舜禹时期和炎黄时期相比，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在烹饪时完全摈弃了以往的烧石烤法.而普通采用了燕燕方式究其原因，除了人们对煮、蒸之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外，还因为制陶业不但发达，陶制品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墨子·尚贤下》中就写道，“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以雷泽”，说舜在历山脚下种过地，在河边制过陶，在雷泽打过鱼，还说他“耕于历山可正农者之侵畔，渔以留泽可息渔者之纷争，陶于河滨可使陶者器牢”。意思是，他善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福扯。其中所说的“陶者器牢”，就是指所产陶器结实、耐用。此外，陶器的种类也在过去釜、IN之类的基础上，新增加了瓶、罐、瓮、壶、盆、盘、孟等等。如此一来，当年黄帝发明的灶进一步派上了大用途，煮、蒸的食物品种也随之多了起来。碎食工具已经出现从一些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在尧舜禹时期已经有了柞臼和石盘、石棒，用它们可以将粮食脱皮，尔后再捣碎或砸碎，吃起来更方便些。但是，无论捣或砸，都还不能将粮食变成粉状，所以还只能算是“粒食”。出现了素食所谓“素食”，原名“草素食”。唐人颜师古专此解释道:“草紊食，谓但食菜果模饵之属，无酒肉也。”最初.素食是供奴隶食用的粗劣的食品，而奴隶，基本上都是战争中的俘虏。如在禹执政期间，曾因“三苗”族不但不配合治水，反而乘机捣乱。大禹气愤难忍，遂对“三苗”进行过大规模的征战，并将其大批战俘作为奴隶。基于当时粮食紧缺，狩猎所获没有保障，所养禽畜也供不应求，就只好让他们去吃那些随处可得的草素食品。诞生了“五味调班”“羹”，即菜汤，是一种人人可吃的大众化菜肴，也最适宜佐餐下饭。据《尔雅·释器》中的说法，最早的龚是黄帝首创的“大羹”.是一种不备五味的浓肉汤，相当肥腻。而“五味调龚”，则是彭祖发明的。;史书上说，彭祖本姓钱，名铿，是“五帝”之一a项的玄孙。由于他敬重帝尧，自己又植长烹饪，便以盐和梅子等五味调雄龚，尔后献给了尧。尧尝罢，十分高兴，认为他既然能将诸调料巧妙地运用在一起，一定也善于组织协调部民事务，于是封他于彭城，即今日的徐州一带。所以，后人称之为“彭祖”。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注《楚辞·天问》时，又将彭祖称之为“彭铿”，并写有“彭铿斟雄帝何殆，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的诗句。说他“受寿永多”.是因为有人说他活了七百六十七岁，也有人说他活了八百岁，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死，而是成仙去了蓬莱。出现了酒在大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期间，酒作为饮料问世了。据说，大禹饮后.百感交集，思忖良久。他认为，酒是饮料中的奇品，能令人百饮不厌.但物极必反，饮多了会乱人性情。当然.在此期间人们还培植出来一些新的粮食作物，新驯养了一些家畜、家禽。但是，牛、羊仍被视为最好的肉食来源。所以，当帝尧发现虞舜德高望重、处处能做出表率时.曾特地给他建了个粮仓，并赏赐他一大群牛羊.以资鼓励。《山海经》载：“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罗泌《路史》载夏世侯伯中有“繇余”之国，“繇余”与“姚余”音近，姚姓乃为舜帝姓，姚余即为舜帝后裔之意思。在今浙江，有一地方为“余姚”，学者多认为此地多为姚姓后裔所居，故名余姚。瑶族之瑶又可作繇，繇余之国可能是以舜帝后裔为主建立的一个国，今天瑶族之祖先可能与“繇余”之国有一定关系。武陵蛮是苗瑶民族的先祖、长沙蛮与瑶族有一定关系，杜甫《岁宴行》载：“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在岳州、潭州一带，唐时有瑶族的存在，这一带也是长沙蛮分布的区域。那么，零陵蛮是否也与瑶族相关呢？在古老的零陵郡是否有瑶族存在呢？“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梁书》卷三四）这是隋唐前正史中少有的直接指明莫徭分布地理情况的记载，从此条也可见瑶族分布于零陵并不是从梁代开始的，“历政不宾服”，说明了莫瑶居于此已有长久时间了。《隋书》也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屩。婚嫁用铁钴䥈为聘财。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也指出了在零陵有莫瑶的存在。陵蛮源于何处，是否真与舜帝相关呢？这里先梳理一下舜与三苗的关系。(1)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2]P68(2)“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3]P519(3)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五月，南巡狩。[4]P24据第一则中言及帝，第三则言及舜摄行天子之政，则舜以德化三苗在舜摄政但还尚未登上帝位之前。“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历来学者对这句话有误解，认为这是让讙兜教化南蛮，但讙兜在上古时期是“四凶”之一，怎么可能变南蛮呢？而且南蛮（三苗）分布在江、淮、荆州，把讙兜从此三地放于崇山，则讙兜对三苗的影响已极其小了，据今天学者考证，“崇山”在今张家界一带，古属武陵郡，也即武陵蛮所在之地。可见“放讙兜于崇山”乃是把讙兜从三苗核心之地驱逐到边缘之地，削弱讙兜在三苗的影响力，从而打击三苗内部的反抗势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讙兜的影响，武陵蛮的反抗在古代是很强烈的，无论是反抗的次数还是规模，都远远要超过零陵蛮。除驱逐讙兜外，舜帝对三苗之民进行了“以德化蛮”。要消除一个民族或者部落的反抗，要让他们移风易俗不是件简单的事，舜帝的化蛮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南巡狩，舜帝摄政后便确立了“五岁一巡狩”的制度，亲身深入蛮夷之地，感化南蛮。据司马迁《史记》载：“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4]P44《尚书》中也记载：“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2]P90”直到舜帝去世前，依然在坚持这一制度。其二，安排至亲之人居于南蛮之地，对南蛮进行感化。舜帝派出的人有二：一是象。《孟子·万章上》记录了孟子和万章的一段“舜封象于有庳”的探讨，现录如下：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5]其实，封象于有庳，说不上是放，因为封象于有庳是在舜帝感化象后，既然已感化了象，便不存在流放了。但说是封也很难说通，如果舜帝真不计前嫌，要封他的弟弟，大可不必把他封到如此偏僻蛮荒之地。但如果说是放，则不符合舜帝慈孝之本性，舜帝既然能和陷害他的父亲和好如初，有什么理由能不和其弟和好呢？乃知舜之封象于有庳乃在于化蛮，象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只是治理有庳这么一个小地方，而在于通过治理这个地方，让南蛮之人感受到舜帝对他们的重视，由此南蛮民族逐渐向华夏民族靠拢。而有庳应当是蛮族集中之地，这样的分封才更具现实意义。“有庳”在哪里呢?《汉书·邹阳传》：“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颜师古注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永州府志》载：“舜封弟象于有鼻，即今道州地，道州北五十里地方有庳亭，今其地有象祠，土人水旱必祷。”唐元和九年（一说元和五年）刑部郎中薛伯高刺道州时，曾毁此庙,柳宗元因此作了《道州毁鼻亭神记》来颂扬此事。此文写到：“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据此可知，至唐时道州象祠存在已久，在汉或汉前就已存在。可见，有鼻所在地与舜帝南巡方向一致，与舜帝崩于零陵一致，则封象于有庳存在着化蛮的可能性。事实上，永州地区人民数千年以来都在祭祀象，说明永州之民并没有把象当做一个十恶不怙的人，而是把他当做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也从此可见，舜试图通过象来感化南蛮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二是戏。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着对蛮族地区的和亲政策，又或安排国家或部落首领子女等作人质，尧舜之时，此风或已存在，如二妃下嫁于舜，就可能是华夏部落与东夷部落的联盟。戏有可能在尧舜时充当了这一角色。《山海经》载：“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又袁珂按：“此乃摇民传说之异闻，故附记于此。其实有易即戏也，易、戏声近，易化摇民即戏生摇民也。”很显然，摇民不是一个人，怎样理解戏生摇民呢？很有可能是戏抵达南蛮之地后，与南方蛮族部落联姻，或娶了南方部落首领的女子，生下了个具有南方蛮族部落血统的儿子，此子或被封或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便是摇民，也即后来的莫徭。从唐及唐以前文献看，莫瑶主要分布地域在湘水流域一带，自洞庭至零陵均有莫瑶的存在。值得注意，今天瑶族分布最多的省份是广西，但在唐前文献中，很少记载莫瑶分布在广西一带，则广西之瑶族，除部分来源于百越之民，可能还有部分在唐及唐后自湖南、江浙一带迁入。湖南境内的莫瑶，虽自北至南都有分布，但从上面提及的文献看，大部分分布在长沙之南，衡阳、永州境内都是集中分布地。《山海经》中提到的摇民国，自然也是摇民分布最集中处，则古之摇民国，很可能就在衡阳、永州之间。又考舜帝南巡路线，与莫瑶之分布区域高度重合，如此，似乎可以理解舜帝晚年为何要南巡，又为何要葬于江南九嶷。因为这一行为不仅可以感化南蛮，还可以与象、戏重聚。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永州境内的瑶民几千年以来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越聚越多，而衡山以北的瑶民，由于缺乏一种精神的凝聚力，最终迁徙于他处，至于今已日见凋零。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郭德维说，《先楚史》凝聚了程涛平对楚国成立前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大胆探索，揭示了早至新石器时代，由于中原地区气候变暖，江汉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石家河文明的先民，亦即神话中的祝融部落，一分为二。一部分北上，将稻作农业带至黄河南岸，在中原地区形成支系众多的北方祝融部落，及其后裔吴回、陆终、季连部落。一部分在江汉流域精耕细作，聚落到古城，由南方祝融部落发展成为三苗族群。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龙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亦称“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等原因，苗族曾经历过大幅度、远距离、长时间的迁徙。迁徙方向主要由东向西，后则由北向南，至于小范围的局部迁徙则是多向性的穿插。“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战国人所称的长江流域的“大国”(指“三苗国”)，其实还只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我认为舜征三苗、禹征三苗，三苗与舜禹所带领的盘瓠后裔发生战争，最后，盘瓠坐大，又被其他讨伐】而荆楚、楚人是这个部落集合体中一个较强大的组成部分，即其中的一支，后来由其酋长鬻熊建立楚国。华夏族系南下的一支，即祝融氏后裔芈姓季连之后，建立楚国。三苗中被“放于崇山”和“叛入南海”。秦国灭掉楚国后，“放于崇山”的那一支苗民，被迫迁入武陵五溪地区，被称为“武陵蛮”或“武陵五溪蛮”。“武陵五溪蛮”并不包括“迁于三危”和“叛入南海”的那两大支苗民。古代广东属于什么国摘自：https://www.360kuai.com/pc/9fd22fc436396133e?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关于“古代广东属于什么国”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属于”。即古代广东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全部”属于什么国，还是部分属于什么国？是全面性还是区域性？其次才是这个“古代”分别有哪些历史时期，广东是属于哪个国的。一、周朝之前的南海盘古国南朝梁朝任昉的《述异记》记载：“今，南海中盘古国人，皆以盘古为姓”，这是史书明确关于“南海盘古国”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兵书《六韬?大明》记载：“召公对文王曰：盘古之宗不可动也，动者必凶。”也就是说，南海盘古国在西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五运历年纪》【徐整是三国时吴国的太常卿,据《隋书》记载撰有《毛诗谱》,注有《孝经默注》,另著有中国上古传说的《三五历记》及《五远历年纪》,为目前所知记载盘古开天传说的最早著作。】“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记载里出现了“桂林”、“南海”两个历史地名。而三国之前（作者徐整三国时期人）的“桂林”、“南海”，一般是指“桂林郡”、“南海郡”。也就是说南海盘古国在今广东、广西一带。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秦朝《吕氏春秋》记载：“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多无君”。意思是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这三个国家，多数都是没有君主君王的。一般认为，驩兜国的核心疆域位于今广东珠三角地区；缚娄国的都城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阳禺国的都城位于今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三．先秦时期的儋耳国、雕题国儋耳国在今海南岛，大多推测该国在海南岛北部，并且认为其都城就在今天的儋州市。《儋县志》记载：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有“儋耳之国”、“离耳国”之称。也就是说儋耳国起码存在在先秦时期。明代黄佐《广东通志?图经》更是直接记载：“琼州府，本古雕题、离耳二国。汉武帝平南越，遣军往涨海洲上，略得之，始置珠崖、儋耳二郡。”

四.汉朝初期，今广东地域属于南越国南越国，也叫做南粤国，是秦末至西汉时期位于中国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权。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起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平民起义。这直接导致了秦朝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而此时偏居岭南的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际，封关绝道兼并了岭南三郡的其余两郡桂林郡、象郡。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起汉朝，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王朝。而同时期的公元前204年，兼并了岭南地区的赵佗也正式建立南越国（南粤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号“南越武王”。随后没多久南越国臣服汉朝，成为汉朝重要的蕃属国之一。汉朝蕃属国南越国全盛时期疆域包括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部分、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越南等地域。五.五代十国时期，今广东地域属于南汉国南汉国，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中国岭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几十年的混乱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相继出现了15个较大的政权，被称为“五代十国”。而位于岭南地区的南汉国正是这15个政权之一。南汉国由岭南刘氏家族建立，也是定都番禺(今广州)，全盛时期疆域包括今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小部分等地域。

历史上的广东除了存在一些比较知名的古国外，如笔者文中所列举的南海盘古国、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儋耳国、雕题国、南越国、南汉国。还有一些名不见径传、或者存在争议的古国，如损子国、赤鬼国、海阳国、南海国等限于篇幅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欢迎各位读者补充。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扩展资料黄帝作为部落的首领被尊奉为华夏始祖。以后的尧、舜、禹及再后来的三代夏、商、周都出自于黄帝。“华夏”的概念也是三代之后才有的，“华夏文明”大抵指的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地带的文化类型及其传承。“华夏”文明的形成不只有中原部落及王朝的建设之功，也有边地部族的贡献。比如蚩尤，比如来自东夷的殷商。华夏文明主要指的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核心地带，已经进入了原始的农耕文明阶段，也有狩猎及饲养家禽家畜，以彩陶文化为代表。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耕为主兼以狩猎，以黑陶文化为代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