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龚延明/邱进春

【专题名称】明清史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2006年3期第69～78页

【作者简介】龚延明/邱进春，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龚延明（1940—），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职官科举制度及宋史研究；邱进春（1973—），男，江西崇仁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内容提要】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关 键 词】明代/进士/统计/殿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69—10

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士？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他说：“如何炳棣先生（Mr.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 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 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 452人。”① 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人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1]。但是， 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 861人[2]491，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 878人[1]，在最近发表的《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24790人②[3]80。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作统计时，十分随意，缺乏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首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时总数，最后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

一、明代进士的榜数

关于明代究竟开科取进士多少榜，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吴宣德认为：“整个明代，如果不包括南明小王朝，共举行了91届科举。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举行了乡试，但未举行会试，所以这两届无进士。”[2]487 如此，则取进士为89科。而多洛肯认为是88科：“其中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进士，应算一科殿试。另崇祯十五年为赐特用出身进士。”③[4]62 对于崇祯赐特用榜算不算进士，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5]168。

这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经殿试传胪作为确定进士科榜的标准。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和崇祯十三年（1640）的赐特用出身榜。

洪武三十年春三月殿试，录取陈K24Q811.JPG等51人，并依照惯例授予相应的官职。但由于所录取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还有四川李祥、蔡天祥2人）， 下第的北方举子便认为考官刘三吾等人存在舞弊行为，于是闹得不可开交。明太祖为了平衡北人心态，严厉处分了该科考官，状元陈K24Q811.JPG亦被处死。然后于六月重开一榜，所取者韩克忠等全为北人（包括四川人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6人）。后来人们多把陈K24Q811.JPG榜称为春榜，或者南榜；而韩克忠榜则为夏榜，或者北榜。既然春夏榜都经过殿试传胪等程序，都有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二甲、三甲之分，就应该视为两科。否则，一科之中，岂不有两位状元、两位榜眼、两位探花？因此，笔者采纳把洪武三十年分成两科的观点。

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夏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6]7032。后来史惇等人又“请援进士例，谒孔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帝如所请”[7]8。该科题名碑现存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内，名录见载于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8] 和今人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9]，但都被误作崇祯十五年（1642）榜[5]。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依照明代的规定，会试正榜外还有副榜，副榜例授教职；岁贡生员经过廷试，也分别授以教职，这是在明代相沿已久的铨选惯例，也即所谓循资格。崇祯皇帝对大臣的疑心非常之重，内阁辅臣和经略辽东的督抚一个个或者短期即卸任，或者下诏狱、处死。在崇祯的眼里，进士出身的大臣并无经国韬略，他认为这是历年以来铨官循资格太甚造成的弊端，于是特地将举人和贡生的初授官资格提高到进士的地位，这样既可以鼓励非进士出身的人才积极报国，又能对拥资格而自重的进士们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谈迁《国榷》云：“丙寅，谕吏部：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10]5862 这表明“赐特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时人对于崇祯十三年榜的态度也是如此。史悖请求援进士例立碑时，“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11]1110，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是进士。但阁臣的阻拦，反而刺激了崇祯“厌薄进士”的逆反心理，并特旨批准。这种近乎恶作剧般的举动，在崇祯朝并不罕见。清初的盛子邺在《类姓登科考》中收录了几乎明代所有各科进士[12]，就是不载崇祯十三年赐特用榜。清初各省通志中，也只有江西、浙江两省选举表见载[13—14]。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更具有说服力，出身该榜的雷縯祚[9]381 历官佥事，曾上疏弹奏周延儒，内自称“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踪”④[6]7033，未尝说自己是进士。

总之，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为进士。那么，明代总计取进士89科（内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

二、明代的进士总数

明代进士数量的统计同样必须以殿试为准，不能参照会试中式人数。在一般情况下，会试中式举人都会参加本科殿试，但由于疾病或者丁忧等意外情况发生，有些举子不能参加本科殿试，下科甚至后数科方始殿试。这种现象在永乐朝以后各科中几乎都存在，造成相当多的科次会、殿试人数不相吻合。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据笔者统计，明代过会试而未殿试者有56人，除崇祯十六年（1644）因明亡而未殿试的11人外，其余45人大多未及殿试便已身故了。如黄绾《东瀛王公启神道碑铭》载，王启的祖父王钦，“举进士，未廷试卒”[15]卷四六，1932，科年无考；《万历壬辰科进士履历》载，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未廷试卒[16]11599。

系统记载明代各科进士数量的文献，有清《续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考·明登科总目》（以下简称《续文献通考》）[17]，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录》），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殿试部》（以下简称《古今图书集成》）⑤[18]。今人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是一种工具书，其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9]2415—2625相当于对明代进士的分榜统计。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19]、张朝瑞《皇明贡举考》[20]、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礼部·科目》（以下简称《国朝典汇》）[21] 等亦有记载，但限于编纂年代而收录不全。另外，明实录、登科录、题名碑、各种序文等也有相关记载。笔者对以上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其中有部分科次的数据，各书所载不同，孰正孰误，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证才能判断。

下文依照朝榜次序，对各书所载不一的科次以表格形式作对比，然后进行考异，以求其真，诸书所载相同者不出考。分榜统计及总数在文末也用表格形式展示（见表9）。

表9　明代进士分榜统计总表

次序　榜名　　　　　　　　　 进士人数　次序　榜名　　　　　　　 进士人数 1　　 洪武四年辛亥吴伯宗榜　　　120　　2　　 十八年乙丑丁显榜　　　　472 3　　 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榜　　　97　　 4　　 二十四年辛未许观傍　　　31 5　　 二十七年甲戌张信榜　　　　100　　6　　 三十年丁丑春陈K24Q811.JPG榜　　　51 7　　 三十年丁丑夏韩克忠榜　　　61 洪武朝总计　　　　　　　　　　　932 8　　 建文二年庚辰胡靖榜　　　　110 9　　 永乐二年甲申曾棨榜　　　　470　　10　　四年丙戌林环榜　　　　　219 11　　九年辛卯萧时中榜　　　　　84　　 12　　十年壬辰马铎镑　　　　　106 13　　十三年乙未陈循榜　　　　　351　　14　　十六年戊戌李骐榜　　　　250 15　　十九年辛丑曾鹤龄榜　　　　201　　16　　二十二年甲辰邢宽榜　　　148 永乐朝总计　　　　　　　　　　　1829 17　　宣德二年丁未马愉榜　　　　101　　18　　五年庚戌林震榜　　　　　100 19　　八年癸丑曹鼐榜　　　　　　99 宣德朝总计　　　　　　　　　　　300 20　　正统元年丙辰周旋榜　　　　100　　21　　四年己未施槃榜　　　　 99 22　　七年壬戌刘俨榜　　　　　　149　　23　　十年乙丑商辂榜　　　　　150 24　　十三年戊辰彭时榜　　　　　150 正统翰总计　　　　　　　　　　　648 25　　景泰二年辛未柯潜榜　　　　201　　26　　五年甲戌孙贤榜　　　　　349 景泰朝总计　　　　　　　　　　　550 27　　天顺元年丁丑黎淳榜　　　　294　　28　　四年庚辰王一夔榜　　　　156 29　　八年甲申彭教榜　　　　　　247 天顺朝总计　　　　　　　　　　　697 30　　成化二年丙戌罗伦榜　　　　353　　31　　五年己丑张昇榜　　　　　247 32　　八年壬辰吴宽榜　　　　　　250　　33　　十一年乙未谢迁榜　　　　300 34　　十四年戊戌曾彦榜　　　　　350　　35　　十七年辛丑王华榜　　　　298 36　　二十年甲辰李旻榜　　　　　300　　37　　二十三年丁未费宏榜　　　351 成化朝总计　　　　　　　　　　　2449 38　　弘治三年庚戌钱福榜　　　　298　　39　　六年癸丑毛澄榜　　　　　298 40　　九年丙辰朱希周榜　　　　　298　　41　　十二年己未伦文叙榜　　　300 42　　十五年壬戌康海榜　　　　　297　　43　　十八年乙丑顾鼎臣榜　　　303 弘治朝总计　　　　　　　　　　　1794 44　　正德三年戊辰吕柟榜　　　　349　　45　　六年辛未杨慎榜　　　　　349 46　　九年甲戌康皋榜　　　　　　396　　47　　十二年丁丑舒芬榜　　　　349 48　　十六年辛巳杨维聪榜　　　　330 正德朝总计　　　　　　　　　　　1773 49　　嘉靖二年癸未姚涞榜　　　　410　　50　　五年丙戌龚用卿榜　　　　301 51　　八年己丑罗洪先榜　　　　　323　　52　　十一年壬辰林大钦榜　　　316 53　　十四年乙未韩应龙榜　　　　325　　54　　十七年戊戌茅瓒榜　　　　320 55　　二十年辛丑沈坤榜　　　　　298　　56　　二十三年甲辰秦鸣雷榜　　317 57　　二十六年丁未李春芳榜　　　301　　58　　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榜　　320 59　　三十二年癸丑陈谨榜　　　　403　　60　　三十五年丙辰诸大绶榜　　296 61　　三十八年己未丁士美榜　　　303　　62　　四十一年壬戌徐时行榜　　299 63　　四十四年乙丑范应期榜　　　394　　　　　 嘉靖朝总计　　　　　　　　　　　4926 64　　隆庆二年戊辰罗万化榜　　　403　　65　　五年辛未张元忭榜　　　　396 隆庆朝总计　　　　　　　　　　　799 66　　万历二年甲戌孙继皋榜　　　299　　67　　五年丁丑沈懋学榜　　　　301 68　　八年庚辰张懋修榜　　　　　302　　69　　十一年癸未朱国祚榜　　　341 70　　十四年丙戌唐文献榜　　　　351　　71　　十七年己丑焦竑榜　　　　347 72　　二十年壬辰翁正春榜　　　　304　　73　　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榜　　304 74　　二十六年戊戌赵秉忠榜　　　292　　75　　二十九年辛丑张以诚榜　　301 76　　三十二年甲辰杨守勤榜　　　308　　77　　三十五年丁未黄士俊榜　　298 78　　三十八年庚戌韩敬榜　　　　302　　79　　四十一年癸丑周延儒榜　　344 80　　四十四年丙辰钱士升榜　　　344　　81　　四十七年己未庄际昌榜　　345 万历朝总计　　　　　　　　　　　5083 82　　天启二年壬戌文震孟榜　　　409　　83　　五年乙丑余煌榜　　　 300 天启朝总计　　　　　　　　　　　709 84　　崇祯元年戊辰刘若宰榜　　　353　　85　　四年辛未陈于泰榜　　 349 86　　七年甲戌刘理顺榜　　　　　302　　87　　十年丁丑刘同升榜　　 301 88　　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　　　　296　　89　　十六年癸未杨廷鉴榜　 395 崇祯朝总计　　　　　　　　　　　1996 明代进士总数　　　　　　　　　　24595

表1　洪武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古》　　《汇》　　《登》　　《贡》　　考证二十一年戊辰（1388）任亨泰榜　　95　　　　 95　　　　97　　　　83　　　　97　　　　97　　　　97　　　 97 三十年丁丑（1397）春陈K24Q811.JPG榜　　　51　　　　 51　　　　52　　　　53　　　　51　　　　53　　　　51　　　 51

注：表中书名皆用单字，《索》即《索引》，《碑》指《碑录》，《通》指清《续文献通考》，《古》指《古今图书集成》，《汇》指《国朝典汇》，《登》指《皇明进士登科考》，《贡》指《皇明贡举考》。最后一列是本文经考异认为正确的数据。以下各表同。

考异：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会试中式99人。《国朝典汇》云：“二十一年戊辰，以编修苏伯衡、李叔荆主会试，取中式举人施显等九十九名。”[21]卷一二八，1621 殿试黜落2人，实际过殿试者97人。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载“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22]2831一语不够准确，97人是最终录取的人数， 非“廷对”人数。《皇明贡举考》云：“时廷对之士九十九人，赐任亨泰等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录部本缺，闽本存。今除黜落二人，尚缺二人。”[20]卷二，21故各书所载名录均只有95人，《碑录》和《索引》据此以为殿试人数，而未加考证。《古今图书集成》作83人则差之甚远，不可信。本科进士当作97人。

洪武三十年春陈K24Q811.JPG榜，殿试录取51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22]3629 据《国朝典汇》云：“（洪武）三十年丁丑二月会试……取宋琮等五十一人。”[22]卷一二八，1622 则会试中式亦只51人，前科并无未廷对者，而《续文献通考》云“廷试宋琮等五十二人”[17]卷三五，3159，《皇明进士登科考》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作53人，都超过会试录取人数，显误。

表2　永乐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汇》　　《登》　　《贡》　　考证二年甲申（1404）曾棨榜　　　　　 470　　　 470　　　 472　　　 472　　　 470　　　 470　　　470　

考异：甲申科会试录取472人，有2人当年未廷试，故诸名录均作470人。 王直《送吴侍郎致仕序》称：“永乐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取士。明年甲申，会试礼部者数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选，而予亦幸得焉。”[23] 卷二一，21 《赠龚君归省序》同样说：“当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设科取天下士……中选者得四百七十二人。”[23]卷二二，13王直即该科进士，所云当确。 黄佐《翰林记》亦云：“永乐二年，侍读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24]卷一四，4据《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25] 载， 二甲第二名刘永清，会试第389名，即永乐二年未廷试者之一。 《续文献通考》和《国朝典汇》均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本科进士当为470人。

表3　景泰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汇》　　《登》　　《贡》　　考证五年甲戌（1454）孙贤榜　　　　　349　　　 345　　　 345　　　 349　　　　349　　　 349　　　349

考异：孙贤榜当为349人。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载：“（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2]5203 陈循《题名记》亦云：“景泰五年春三月朔……进是岁会试所取天下贡士三百四十九人于廷，以俟皇上临轩亲策。”[26]卷50册，195 题名碑刻一甲3名， 二甲129名，三甲217名，合计349名，与《皇明进士登科考》等书同。 《碑录》三甲题作213名，漏载牛宜、俞纪、沈黼和沈譓等4人，故总数仅345人[8]250。《索引》据碑刻作了更正[9]2455。《续文献通考》可能是依据《碑录》，亦误。

表4　成化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汇》　　《登》　　《贡》　　考证八年壬辰（1472）吴宽榜　　　　　 252　　　 251　　　 251　　　不祥　　　 250　　　 250　　　250

注：《国朝典汇》本科只载会试中式人数。

考异：本科殿试录取250人。《明宪宗实录》卷一○二载：“（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亲阅举人所对策， 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2]1987—1988商辂《题名记》亦云：“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 皇上临轩策试礼部所贡士，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26]第52册，111 《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16]、《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所载名录与之相符，均为一甲3名，二甲78名，三甲169名，合计250人。《碑录》三甲题作170名，较他书多出1人，但其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8]347，《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空缺1人[9]2467。其实补上薛真后该榜已全，但《索引》榜末却又据地方志补阙2人（金迪、翟廷蕙）[9]2468，则《索引》实有252人。此2人均不载于《登科录》，不可信。按，《索引》载翟廷蕙作“河南洛阳，明成化8”， 注云“据《河南通志》补阙”[9]604。 但《河南通志》卷四五《选举二·进士·明·成化丙戌科罗伦榜》载翟廷蕙作成化二年进士[27]，并不见于成化八年榜；又《索引》成化二年榜载翟庭蕙，河南洛阳人[9]603，当即翟廷蕙。可知《索引》补阙大谬。金迪，《索引》据《江南通志》补阙，直隶安东人[9]2284，此为孤证，亦不可信。

表5　嘉靖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古》　　《汇》　　《登》　　《贡》　　考证二十年年甲辰（1544）秦鸣雷榜　　 322　　　 322　　　 322　　　 317　　　不祥　　　 317　　　 317　　　317 三十二年癸丑（1553）陈谨榜　　　 403　　　 403　　　 401　　　 403　　　不祥　　　 ×　　　　403　　　403

注：《国朝典汇》此2科均只载会试中式人数。《皇明进士登科考》载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止。

考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殿试录取317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四载：“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赐进士秦鸣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22]5507 因科场案发，新进士中5人削籍为民。 《明世宗实录》卷二八九云：“（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刑科给事中王交、王尧日论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编修彭风、欧阳(K24Q802.JPG)、署员外郎高节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大学士翟銮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连中会试，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勋乃汝俭等师，焦清与汝俭结姻，又同受业。四人者会试俱一号，汝俭、汝孝、奇勋皆彭凤所取……及沈坤之取中陆炜、高节之取中彭谦、汪一中，皆以纳贿故，乞明正其辜……遂勒銮并汝俭、汝孝、奇勋、清及凤、K24Q812.JPG俱为民，汝璧等俱下镇抚司逮问。已法司会鞫，谓汝璧、鸣夏、应麟虽各阿取辅臣之子，然实非贿故，坤之取炜、节之取一中亦然。独彭谦实以校尉张岳贿节五百金而中……谦为民，坤、一中、炜存留供职。”⑥[22]5567—5569 《皇明贡举考》则言之甚简：“以辅臣翟銮二子俱登科，为言官论劾，榜内削籍者五人。”[20]卷七，40以故翟汝俭、翟汝孝、崔奇勋、焦清和彭谦5人姓名均不见载于各进士名录中。但笔者认为，此5人既已经殿试传胪，并授以官职，就应当计入进士总数，因此本科进士当为317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16] 载一甲3人，二甲93人，三甲216名，合计312人。若补上除名的翟汝俭等5人，则与《明世宗实录》所云317人相合。

国子监立有本科题名碑，记一甲3名，二甲93名，三甲仅199人（尚有数行脱字），且无《题名记》。题名碑首列制诰一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嘉靖二十三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秦鸣雷等二百九十四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统进士出身，故兹诰示。”[26]第55册，97 立碑时间无考，但可肯定非当年所立，其所云294人之数既与碑刻名单相悖，亦与他书所载不符，不可信。　　《碑录》三甲题为226名，实际仅216名，且三甲第68名至71名李临阳、吴朝凤、康迪吉、陈淮4人，重见于二甲第90名至93名[8]749—765，其实当作万宷、王学、张鍊（《碑录》补遗置三甲最后一名）、张侃，则全榜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一致。《索引》未纠正《碑录》的错误，且又据碑补阙2人（孙萃蘧、马成），据地方志补阙6人（张侃、彭谦、崇宗尧、翟汝孝、翟汝俭、万宷）[9]2530，则总数增加到321人，当误。孙萃蘧、马成、崇宗尧3人不见载于他书，当是误收。《续文献通考》作322人⑦[17]库本卷三五，32，当是误以为《明实录》所云317人不含除名者，又重加5人。《索引》可能受其影响，欲补全322之数，则又以讹传讹。

三十二年癸丑科各书均作403人，唯《续文献通考》作401人，当是笔误。徐阶《赐进士题名记》云：“我皇上御极之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赐陈谨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16]6341 各书名录均为一甲3名，二甲105名，三甲295名，合计403名。

表6　隆庆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汇》　　《贡》　　考证二年戊辰（1568）罗万化榜　　　　 408　　　 403　　　 403　　　 不祥　　　403　　　403

注：《国朝典汇》本科只载会试中式人数。

考异：《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16] 和《皇明贡举考》名录完全一致：一甲3人，二甲77人，三甲323人，合计403人。《碑录》题记亦作403人，但三甲空缺2人；《索引》同，但榜末又据地方志补阙7人，则名单共有408人。其实《索引》有5人重出：二甲王鏻与三甲王之臣为重出。《索引》王鏻作直隶休宁民籍[9]332，王之臣同[9]89。《江南通志》举人表载王之臣不载王鏻， 而进士表载王鏻不载王之臣[28]。《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会试录》[16]、《皇明贡举考》等不载王鏻。又《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载王之臣“兄矿、弟铭”[16]8954，则王鏻应当是王之臣的又一名。二甲许子良和三甲许亘为重出。《索引》将许亘[9]162 和许子良[9]165 均作为浙江仁和民籍，《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和《隆庆二年会试录》、《皇明贡举考》均不载许亘。这两处错误来源于《碑录》，而《索引》未加考证。

补阙的7人中，除张镗、穆炜、陈文衡、黄龙（当作黄一龙）外，楼懋中、 徐秋鹗和张汝济均为重出。楼懋中即叶懋中。《索引》叶懋中籍贯作“直隶江都（浙江义乌）”[6]1600，而楼懋中作“直隶江都”，甲次不详[9]1645。《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三甲224名为叶懋中。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籍，浙江义乌县人[16]9003，不载楼懋中。徐鸣鹗即徐鸣鹗。《索引》徐秋鹗作“直隶青阳”，甲次不详[9]964，而徐鸣鹗作“广西柳州（直隶青阳）”[9]983。《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载徐秋鹗三甲106名，贯广西柳州卫官籍，直隶青阳县人[18]8944，不载徐鸣鹗。张汝济是三甲153名司汝霖之更名。《索引》司汝霖作“湖广荆州右卫”[9]620，而张汝济作湖广江陵人，甲次不详[9]466。《类姓登科考》云：“张汝济，榜姓司，名汝霖，湖广江陵县人，三甲，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12]516 袁宗道《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济墓志铭》对其家世言之甚详：“公姓张氏，始从养父司月泉公姓，讳汝霖；后复其本姓，改讳汝济，字泽民，傅野其别号也。世为山东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礼贾开河里……吾郡司月泉公镗部运开河，与游甚欢。时月泉公年四十矣，尚无子，而公甫四岁，无母，遂请于公父，携归子之。公以是为吾郡人。”[15]卷辩二，2686按袁宗道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可知张汝济本山东汶上县人，过继给荆州右卫籍的司镗为后，登第后复姓更名以归其宗。

综上所述，该科总数当为403人。

表7　万历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刻　　考证十四年丙戌（1586）唐文献榜　　　 351　　　 351　　　 345　　　354　 351 二十六年戊戌（1598）赵秉忠榜　　 296　　　 296　　　 292　　　292　 292

注：《国朝典汇》载至隆庆五年止，《皇明贡举考》载至万历十一年止，故不列；“刻”指题名碑刻。

考异：万历十四年殿试者351人。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载：“（万历十四年三月）癸丑，赐进士唐文献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22]16—17题名碑漏载6人，《碑录》予以补正。书中云：“是科……查登科录则275名，高岩下尚有六人……共二百八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8]1020—1021。《万历丙戌科同年总录》亦载刘讷等人，其中曹代萧为三甲280名[16]10948，张国纪为三甲281名[16]10925，可证《碑录》所考正确。

为何题名碑会漏载6人？可能与其立碑时间相关。是科题名碑未载立碑年月，但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26]第57册，149。按，王振奇，江西安福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可知万历十四年榜未当年立碑。又万历八年题名碑亦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立碑时间为天启三年（1623）四月'[26]第59册，140， 则十四年题名碑亦当为天启三年补立，与登科时间相去达37年之久！这可能是造成题名碑漏刻进士的一个客观原因。《续文献通考》所据当为题名碑，同误。

二十六年戊戌榜则相反，题名碑作292人不误，而《碑录》、 《索引》考证误增4人。此科题名碑二甲作57名，但《碑录》所载数字却不同。 书中云：“是科碑刻……查登科录则三十一名潘阳春下，尚有四人：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共六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8]1088 《索引》据此亦存之⑧[9]2580。但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重见于万历二十年榜二甲24至27名，姓名籍贯几乎完全一致：黄炜，四川南充民籍[9]1573；李作舟，四川合州民籍[9]1247；穆深，山东历城[9]891—892；杨逢时，湖广荆州卫远安守御千户所军籍， 湖广江陵人（二十六年榜之杨逢时作湖广江陵军籍）[9]1684。《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不载此4人，且自潘阳春以下至曹志遇，排名依次为31至57，未见有58至61名者[29]。

可见，《碑录》误将万历二十年榜的4人窜入万历二十六年榜， 《索引》以讹传讹。故本科人数当从题名碑作292人。《续文献通考》不误。

表8　崇祯朝各书所载不一者

榜名　　　　　　　　　　　　　　《索》　　《碑》　　《通》　　《履》　　考证崇祯十六年癸未（1634）杨廷鉴榜　 395　　　 395　　　 395　　　 391　　　395

注：《履》指《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30]。

考异：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殿试，清《续文献通考》等均题作395人[17]卷三五，3162。《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以下简称《履历》）[30] 只载391人，当有脱漏。

《碑录》总数题作395人，但名单中二甲78名中脱漏5人，只有73人；三甲题作314名，然数其名单则有316人[8]1345—1365，据《索引》考证，有3人重出（李安世、顾咸建、李震成）[9]2624。则《碑录》实际只有389人，尚缺6人。《索引》据《履历》补阙钱尔登、王曰俞2人，又据地方志补阙3人（杨若梓、张元锡、张铃），仍缺1人[9]2624。

按，该科有两个王曰俞，《碑录》漏载其一，《索引》本已补出，却于正文中又误为一人。《索引》云：“曰俞，直隶常熟○（山西阳城）。”[9]302—303即直隶常熟籍，山西阳城人。查《履历》，常熟王曰俞字中怙，湖广籍，庚戌年正月十七日生；阳城王曰俞字纺世，己未年五月二十日生[30]。显然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索引》想当然地误为一人，大谬。《类姓登科考》卷二亦载：“王曰俞，南直常熟人，三甲……王曰俞，山西阳城人，三甲，同榜同姓名。”[12]502下

由以上考证可知，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 595人（详见表9）。

三、结论

在完成以上考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审视，找到其问题所在。吴宣德是国内第一个对明代进士数量进行细致统计的学者，并制作出《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2]488—491，开创之功，难以抹杀。但是，该表有几科数据存在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如永乐二年作472（实470）人，永乐二十二年作150（实148）人，正统七年作150（实149）人，天顺四年作150（实156）人，嘉靖二十年作300（实298）人。

二是对引用资料未加考证，如嘉靖二十三年作328（实317）人，是引用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续文献通考》的数据（四库本《续文献通考》作322人， 同样是错误的）；嘉靖三十二年作401（实403）人，以及万历十四年作345（实351）人，均只参考《续文献通考》。

三是抄录的疏忽，如万历四十七年作344（实345）人，不见他书记载，当是笔误。另外，对“崇祯十五年”榜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证，也是一种失误。吴宣德最后统计得出24 861人，比本文多出266人，如果除去以上失误， 则其数据与本文完全一致。但他在其他文章里为什么又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呢？据分析，是因为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1] 和《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2] 两篇文章均涉及进士的分区统计，必须依照每个进士的籍贯分别累加，部分科次（比如洪武十八年）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其缺漏之人难以补全，所以据此统计出的进士总数和实际总数肯定会有出入，作者的疏忽在于没有对此作一个交代。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既没有考证的过程，又未明言其数据的准确出处。

收稿日期：2005—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5008—S10301）

注释：

①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见《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第172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第61页。此外，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作24898人， 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第23页；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正文作24876人（第62页），而据后面的附录二统计则有24890人（第230—259页）； 何炳棣在《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又作22980人， 见缪进鸿《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② 此数据未计入辽东都司人数。

③ “崇祯十五年”当为崇祯十三年之误，详后。

④ 乙榜在明代文献中多指会试副榜，即“往会试各房所取卷，拘于会额，不能尽收者，登之乙榜：（见陈继儒《见闻录》卷三）。例如，宣德八年状元曹鼐，”永乐癸卯举乡荐，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学官，疏辞不受……宣德壬子……明年廷试……上亲擢第一“（见《献微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

⑤ 但该书自万历五年以后，各榜仅录一甲三人姓名，而不载登科人数。

⑥ 《国朝典汇》卷一二八引用此段文字，稍有错讹。

⑦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续文献通考》作328人，当是传抄讹误。

⑧ 《索引》引文将“穆深”误作“穆深山”，《碑录》原文作“穆深，山东济南府历城民籍”，《索引》点断有误。

[转载]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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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佚名．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Z].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30] 佚名．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Z] .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