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听风者，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
面对窗外夜幕笼罩的上海街道，
借宿在李强家的周恩来忽然问道：
“你看这大上海，这大街小巷，
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可是我们却站稳了脚跟。
但上海的空中，
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
周恩来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1928年6月，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召开。
会议特地讨论了建立中央电台的计划。
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白手起家自制
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年仅23岁的李强。
李强，本名曾培洪，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
曾经通过自学制造出炸药和手榴弹，
被周恩来称为“巧匠”，
后担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
1929年10月，在沪西福康里9号的
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里，
经过李强反复试验后
制造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台。
1929年冬，李强带着报务员黄尚英和电台，
从上海乘船再次来到香港，
准备在上海和香港之间建立无线电台通讯。
1930年1月初，
沪港两地的电台首次实现通报。
这份电文，由黄尚英从香港发出，
张沈川在上海接收，邓颖超亲自译电，
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
几天之后，
又一份电文从香港
传发往上海——“广西左右江起义成功了!”
这是中共建立电台之后，通报的第一件大事。
此后，上海党中央逐步实现了
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之间的互相通报。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期，
国民党的密电，屡屡被红军无线电部队破译；
而国民党部队截获的红军密电，
却始终无法破译。
蒋介石为此大为光火。
红军这套密码的发明者，
就是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周恩来。
由于周恩来早期在觉悟社从事革命工作期间，
曾化名“伍豪”，
因此这套密码在党内被称为“豪密”。
直到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湾时，
“豪密”也始终没有被破译。
图 |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
党中央决定再渡乌江。
此时，敌军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
总共六个师的重兵，
已经在乌江北岸严密布防，
等待着中央红军入网。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渡江前夕，
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支部队，
同时接到了署名“蒋中正”的电令：
要求部队不得停留，继续向泮水、新场、
三重堰方向开进。
两人不敢怠慢，
立即按照命令加快行军，
此时乌江防线顿时出现一个缺口，
红军乘机南渡乌江，
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重兵远远甩在身后。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
看着中央红军突出重围，却无可奈何。
直到临终前，
他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个关键时刻，
冒用自己的名义，调走了乌江防线的守军。
正是凭着这封天衣无缝的假电令，
中央红军兵不血刃地跳出了
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圈，
使蒋介石“聚歼红军于黔北、
黔西”的阴谋化作泡影。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为了做好抗日战场的情报工作，
大批当年的特科人员再次回到上海，
其中就包括涂作潮。
他还带了一位新的徒弟——李白。
1948年底，
上海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国民党加紧了对电台的搜查，
密台随时面临着被查获的危险。
1948年12月30日，
一封国民党的绝密军事计划，
必须及时发送给中央。
这个情报直接关系着渡江战役的进程。
李白毅然打开了发报机。
担任警戒的妻子裘慧英，
发现几个可疑的身影在弄堂中徘徊。
她立即示意李白关掉发报机。
然而，为了中央能够及时获得这份重要情报，
李白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发报。
敌人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
先后使用了36种酷刑，但是，
李白坚贞不屈，严守机密，
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
蒋介石得知从李白口中没有掏出任何情报，
气急败坏地亲笔批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李白对来探监的妻子说：
“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
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这就是李白与妻儿最后的诀别。
1949年5月7日，
李白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
20天后，上海解放。
作为中央特科电讯事业的传承者，
他牺牲在黎明之前。
中共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中央特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为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之地。
李强、张沈川等电讯事业的先驱们，
勇于创新，接续奋斗，
用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切实发挥着党的“耳目”和“卫士”的作用。
他们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
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勇于创造、
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
将永远成为国人不朽的精神地标。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台到底是怎样建立的？
建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和危险？
李强等人是如何实现中共历史上
“一次划时代的通讯革命”的？
红军的密码，又为何难以破译呢?
敬请收看今晚（11月30日）20:00
CCTV－4《国家记忆》之
《红色堡垒 永不消逝的电波》。
文字&编辑：白仲虹
主编：姜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