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黄霖同志的论文推定《金瓶梅》作者为屠隆，写作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作者发现小说第五十六回《应伯爵荐举水秀才》中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和明末《开卷一笑》卷五所载署名一衲道人的《别头巾文》相同，只有个别文字差异，而一衲道人是屠隆的别号。作者据屠隆《鸿苞·舆图要略》:“武进县，梁为兰陵”，又据《由拳集·少司马屠公传》，得知屠氏由句吴即常州迁来。《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二字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开卷一笑》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作者由此断定笑笑生即《开卷一笑》的笑笑先生，也即哈哈道士。
黄霖同志还在作者思想、生活作风等方面作了一些旁证。它们不是主要证据，而且大都是推测性质，暂且不论。
《金瓶梅》作者问题近年展开讨论以来，包括今年五月间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举行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许多论文在内，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
它的论证是前人所未见的，但是细加检点，疏漏之处不少，试为辨之如下。
主要资料来自《开卷一笑》，又名《山中一夕话》。
这本书本身首先需要加以审查。它记载笑话趣闻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文，部分出自新作，很多却由古代和当时笔记小说抄摘而成。“闷向窗前观《通鉴》，古今世事多参遍。兴亡成败多少人，治国功勋经百战。安邦名士计千条，北邙山下无打算。争名夺利一场空，原来都是扯淡精。”文字浅薄可笑，和现存刘基《诚意伯集》所载作品完全不同。此其一。再则刘基功成而身危，战战兢兢，处于忧患当中，何至于在俚词中公然以“治国功勋”和“安邦名士”自居。这首诗又见于清初尤侗的杂剧《读离骚》。九篇《扯淡歌》组成一折《刘国师教习扯淡歌》。它和《杜秀才痛哭泥神庙》《痴和尚街头笑布袋》《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合成全本《读离骚》。
此书出版年代究竟在明末，还是清初，值得研究。如果在清初，李贽编次、屠隆参阅之类的欺人之谈就不攻而自破了。
看来情况正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出版物，往往托名李贽、汤显祖和其它名人雅士作为广告，这是书贩的生意经，不可轻信。该书续集同样题为“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仍有“一衲道人屠隆参阅”字样。而卷二《太仓库偷儿》云:“太仓库于万历中，有偷儿从水窦中入。”这分明是万历以后追记的话。万历当时的人不会这么说。而屠隆在万历三十三年去世。
《开卷一笑》署名一衲道人的有四篇，即《醒迷论》(卷三)、《别头巾文》《励世篇》(卷五)和《秋蝉吟》(卷六)。
屠隆曾以一衲道人为号，但以一衲道人为号的并不一定只有他。《秋蝉吟》说:“蝉兮本名虾鳖虫，自小生身水窟中。”虾鳖虫一名土鳖虫。蝉和土鳖虫习性相近，又都可以入药。此文作者不知辨别，混而为一。土鳖虫一名虾鳖虫，苏北宿迁、淮安、睢宁一带有此叫法。
我曾向动物学家董聿茂教授请教。他现年八十七岁，他的家乡离开屠隆故居只有数十华里。他说土鳖虫在他乡间叫灰鳖虫，从来没有听说叫做虾鳖虫。
屠隆《修文记》传奇第十四出，蝉写成蝉燎，说它“清高”，“价高凌物”，没有暗示说它是“生身水窟”的生物。可见《秋蝉吟》不是屠隆作品。
其它三篇，包括《别头巾文》在内，是否屠隆作品至少也有疑问。
《开卷一笑》序云:
“春光明媚，偶游句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班荆道及，因出一篇，盖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署名:“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 从序文看来，这位三台山人倒是不折不扣的编者，既“删”且“补”，正是“编次”者的工作。国内以三台为名的山分布在江苏、广东、云南、陕西、四川各地，不下十来处。从序文看来，应以苏北宿迁和它的近邻萧县的三台山比较适合。这一带的方言恰恰称土鳖虫为虾鳖虫。这位淮河傍的三台山人比宁波的屠隆有更大的可能是这篇《秋蝉吟》的作者。
作为专名，《金瓶梅》作者笑笑生不可等同于《开卷一笑》的增订者“笑笑先生”。
虽然“生”有时可作“先生”解。一衲道人名为“参阅”者，不等于编者，更不是作者。明代许多诗文集，有时在各卷卷首标明某某参阅或评校。各卷具名并不相同，但参阅者或评校者并不是作者本人，两者不可相混。
屠隆别署娑罗馆，因为他从佛寺中移得娑罗树而得名。他自己有说明。这和黄霖同志设想的“武进古有婆罗巷”无关。
作家在白话或准白话作品中不可能不流露出他的乡音。
屠隆在《修文记》传奇下层人物的说白中就有“昏头搭脑”（头脑胡涂)、“舍子”(什么)、“结煞”(结束)(第十六出)、“撮空”(空话、无中生有)、“精光”(干净)等方言词汇，而在《金瓶梅》全书中却找不出屠隆家乡所独有的任何方言词汇。
以思想而论，屠隆迷信道佛，罢官之后而变本加厉。
他曾先后以昙阳子、莲池大师为师。著有调和三教的著作《广桑子》。又受道诀于李海鸥、金先生，以为这是“旷劫良缘”。友人丁此吕被捕下狱，他写了一篇《关真君疏》，哀祷半月，祈求神力解脱苦厄。他最后写的《修文记》传奇，虔诚地相信自己夫妇和亡女都是上天仙子下凡，最后成仙证道。“其谤经毁佛者，此劫虽坏，复寄在他方地狱，永无出期”，称为“极恶大罪”。说他曾在“银河偷觑天孙，蟾宫调弄月姊……太白无赖老儿偷拐嫦娥侍婢”，后来就得承认这是堕落，要求悔过自新即解脱。《金瓶梅)第五十七回作者却让西门庆说出尖锐地“毁经谤佛”的话：“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屠隆和《金瓶梅》对待宗教的态度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也足以证明两者之间不会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
1983年10月17日于普林斯顿珞珈山寓所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选自《徐朔方<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