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气象事业的创始人
——缅怀我的父亲李永亨先生
在敦煌市工商联查找父亲的历史资料时，看到父亲1955年《干部履历表》的档案。表中详细记载着父亲的履历：李永亨﹙字伯平﹚。1914年生。1922年至1934年敦煌县私塾启蒙、高小、简师读书；1934年至1936年初，敦煌周氏私立小学任职：教师、校长；1936年省﹙兰州﹚气象测候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至1952年在敦煌气象测候所工作；同年，调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建﹚任职会计……
▲祖父李文蔚﹙字翰缘﹚（1885-1960）1956年祖父为敦煌肃州乡高台堡村刘氏家族撰写的家谱，时年71岁。
▲父亲李永亨﹙字伯平1914-1958﹚墨迹遗作。
父亲受祖父身教，幼承家学，拜师吕钟﹙父亲姑父﹚，自幼敏而好学，志坚毅韧；对求知不畏其难，对其职敬畏有余。其涉猎广泛，于天文、声乐、书法、岐黄之术均有造诣。1936年初，父亲经民国敦煌县政府推荐，省气象测候所考试、审核后被录取，入省气象测候训练班学习。河西走廊古有丝绸之路之文明，但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甘肃的交通还很落后。没有公路。虽宣统元年（1909年）开通了邮电代办所，取代了驿站，但交通仍处骡马旧道和驿站状况，据甘肃省交通史料载：“1941年甘新﹙甘肃至新疆﹚碎石公路通车，1942年安敦公路（安西至敦煌）通车。”另据王渊著《啊﹒敦煌》（敦煌的一代精英）篇载：“在此之前﹙1943年﹚，敦煌县没有初中、高中。敦煌学子上初中、高中都须负笈千里，坐上牛车、马车，走上半月以至一月去酒泉或省城求学，其艰难困苦，不可言状。”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父亲就是在那样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沿着绵延千里的茫茫戈壁，踏上了满目苍凉的河西走廊的骡马古道，坐着牛车，拖着行李，背着干粮，跋山涉水，负笈千里地去省城兰州求学深造。那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的后辈们在问：在那个没有公路，只有骡马驿道的年代，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父亲做出那千里求学的抉择？走那不可预测的险途，去饱尝那茫茫戈壁中漫天的黄沙和烈日酷暑的煎熬，还有那祁连山沿途出没不定的土匪们的劫持，闯那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乌鞘岭的关山险阻。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父亲去省城求学前，他有着受人尊敬而又舒适的职业，使我们所不解的是又何必远涉关山，冒着危险，去吃那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之苦。其实这就是那个年代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命的志向、抱负和赤诚的家国情怀。他们用其一腔热血和苦读寒窗学来的知识：开化民智、服务桑梓、图强救国。为了实现其人生的理想和价值，父亲在那样艰困的条件下，踏上艰辛的求学之路、气象之门，用自己的青春，用一生的艰辛努力，诠释对人生信念的追求。父亲的一生可谓是坎坷蹉跎，命运多舛。十九岁时（1933年），被马仲英匪军抓去当兵。因父亲是读书人，马仲英要让他做文案，他不愿为军阀效力，三个月后逃回敦煌，躲在祖父的世交张桐家(现敦煌肃州乡板桥村)。马仲英的人来敦煌找不到父亲，又将祖父抓去严刑拷问，要祖父交出父亲，祖父始终没有说出父亲的下落，算是躲过了一劫。1936年11月中旬，父亲学成毕业正值返回时，又遇上了麻烦。1936年10月，我党的西路军部队从宁夏渡过黄河，向新疆进发，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以打通苏联援助国内抗日战略物资的通道。西路军途经河西走廊时，遭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匪军的围追堵截。在河西走廊，两万余西路军将士与近十万人的马匪骑兵展开了惨烈的戮战，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了两军对垒的战场。父亲的回家之路断了。据明辉兄讲，他小时听母亲说：父亲当年毕业后路上打仗回不来，是从青海绕道回来的。母亲说的路上打仗，其实就是1936年底西路军过河西走廊时与残暴的马步芳匪军的那场厮杀战。钩沉父亲当年的回归之路是何其之难。河西走廊的骡马道走不通，青海的路就更难走了，父亲是怎么走回来的？从省气象测候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职员录》上看，有与父亲同班的同学王笃秀是张掖气象测候所的学生。当时在兰州以西，只有张掖和敦煌俩人参加了第一期省气象测候训练班的学习，估计父亲是与张掖的同学结伴而行，张掖的同学肯定知道另有回归的路可走。在祁连山横隔的青海与甘肃之间有一条南北约一百余里的峡谷，它是一条从青海通往张掖境内唯一的一条古骡马驿道。无疑，他们绕道青海后从西宁出发，经大通、门源和海拔3600米的俄博岭崖口的雪域高原，后入扁都口，横穿祁连山，入民乐、入张掖境内河西走廊的中部后，父亲又继续负笈西归。今天的我们，猜想着当年父亲在那交通落后，土匪出没的年代，是怎样坐着牛车，忍受着酷寒与饥饿，冒着生命危险，在那苍凉的骡马古道上，迎着漫卷的西风和那硝烟弥漫的战火回到敦煌的。这样的求学之路，殊非常人所不可及！据窦老先生（窦侠父）著《敦煌史跡》，（民国时期的教育）篇载：“1918年到1948年敦煌考入酒泉、省城及省外的学子约有70余人，而1935年以前不足10人，可见那个年代的教育状态和外出求学深造有多艰困。”看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爱国之心有多赤诚，他们的报国之情又有多壮烈。为了造福桑梓，他们献身于科技、教育事业，以他们的使命、责任、精神，身体力行地传播着传统文化、科学知识和中华文明，诚如窦老先生所说：“这些人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教育的脊梁”。学成归来后的父亲，亦为开创敦煌的气象事业，披星戴月，十数年如一日，付出了他的艰辛、汗水和心血!
二、开创敦煌早期气象事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甘肃省气象事业的创始人，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第一任所长朱允明先生编著的《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5周年纪念册》，详细的记载了甘肃省气象机构的组建和发展历程。
该书对甘肃及各县、市气象测候所的开创与发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就省立气象测候训练班学员的学习内容、招收录用等事项，民国省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例如第五条规定练习生有左列情事者之得令其退学“一、品行不端者；二、染有嗜好者；三、成绩过劣者；四、连续两个月无故旷课至三分至一以上者……”
在书中还载有甘肃省立兰州气象测候所暨各县测侯所职员录：“敦煌县观测员、李永亨、二十一岁、敦煌、本所第一期训练班毕业、民国二十六年元月、敦煌县测候所。”见《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5周年纪念册》第153页。﹙该书现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馆﹚。
从朱允明《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五周年纪念册》的书中，我们看到了父亲当年到省城气象训练班的学习情况。纪念册中清楚地说明了首期训练班的要求、规定与学习的内容。学成归来后的父亲，既着手筹建敦煌气象测候所，并同时开展气象测候工作。在吕钟先生《重修敦煌县志》﹙志感他山﹚篇中，对父亲有这样一段描述：“气象测候即古之天文学，内侄李伯平先生，充本县测候所之测候生，课晴问雨、风角占星，于天文部所增益。”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吕钟先生撰写《重修敦煌县志》时，父亲为该志﹙天文志﹚篇撰写提供了1937年至1941年五年的敦煌气象资料，见《重修敦煌县志》第14至18页﹙天文志﹚篇。朱允明﹙1906–1960﹚。甘肃会宁人。甘肃气象事业的创始人。1931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受农业专家张心一、气象专家竺可桢的教诲和指导，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气象研究所研究班深造。1932年创建了甘肃省立兰州气象测候所。以国计民生计，朱允明先生倾其心力，上下奔走，积极筹建甘肃各地气象测候所，建立甘肃气象网，培养气象人才。后经多方努力，经省政府批准，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举办了甘肃省第一期气象训练班。先生著作等身，为甘肃气象事业的开创、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3年调离省气象测候所，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残遭迫害；1960年病逝于酒泉夹皮沟劳改农场；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2006年，在纪念朱允明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中科院院士、国家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为其题词：“创始陇测候，赤子故园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父亲呈省气象测候所《敦煌气象测候所工作总报告》摘录（该报告原件现存省气象局）：本县情形甚为特殊，无任何基础，而本所处于交通不便，财政万分困难之区，无场所，一切设备环境莫不可能。幸而感会诸公既各方人士热心指导，对于本所极为重视，兼之……颇具决心……今后工作如何推进，俟中国气象局普遍之记录准确预报，于民生有莫大之裨益，此则尤望诸公共同扶掖并祈有以教之，尤为馨香而祷焉！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筹建初的敦煌气象测候所对运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情况，民国敦煌县政府应召开过专门会议或是省上主管部门有过相关指示或安排，才生成的这份总报告。因资金、交通、人员、环境等各方面条件所限，组建一个带有科技性质的新机构，其难度可想而知。据朱允明《甘肃省气象之刍议》述：“当时因财政困难，其除筹建、设备、资金不足外，给县、市气象人员的薪水时续时断。”父亲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和艰苦的环境中砥砺前行的。交通不便是开展工作的瓶颈。其次是资金短缺，设备、设施、场所更无着落。测候所正式成立后，所长、所员父亲一肩挑。没有办公场所，经请示省气象所同意在家办公。为了及时开展工作，父亲因陋就简，不等不靠，自制器材，创造条件，克难而上。在气象器材和资金极度不足的情况下，硬是奠基开创了敦煌气象事业的先河，开始了敦煌真正意义上的气象测候的筹建与运行。至此，在父亲的辛劳努力下，从1937年元月开始，首次对千年敦煌的气象开始了测候与记录，并在气象测候的岗位上，耕耘之十数载。十数年间，父亲用他的刚毅坚韧、勤奋执著的精神，在枯燥且乏味的气象岗位上，用他的汗水、勤奋、敬业的不拨之决心，给敦煌气象史留下了百余万字的文献资料及学术之遗产，为后世的气象研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亦填补了敦煌气象史的空白，奠定了敦煌气象事业的基础。父亲是敦煌气象事业当之无愧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建国后，主要是“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开始重视修史，继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外，1994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部《敦煌市志》，以后的各届政府相继出版的《敦煌市志》，除气象数据的采集从1937年至1952年更为全面外，敦煌气象机构的沿革及发展，凡涉及天文、气象部分，必有父亲之留档的气象资料。
▲父亲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吕钟编著的《重修敦煌县志》撰写提供的天文志原稿影印件，现原稿藏于敦煌市档案馆。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志感它山﹚篇载父亲撰写、观测记录的﹙天文志﹚气象资料﹙1937年至1941年﹚摘录：敦煌气候纯系大陆性，寒暑剧烈。温度准、平均为摄氏零上十二度二。极端最高在四十四度一，合华氏约一百一十度上下。最低多降于零下二十二度六。雨量极少，五年准统计年降三十七公厘五。（民国二六、七、八、九、三0年，敦煌气象测候员李永亨测。）一：敦煌为雪山极高屏障之故，终年不吹南风、西北风，西南风、东风甚多。二、天空布满积云。须层厚、色土黄，鸟燕翱翔。或积云雨。须层厚，行神速，色黑时。四、雷雨多发于下午三时之后，毛毛雨多发于上午九时之前。五、下雨方向多由西或西北、西南；云亦由西北向东南散布；风亦由西北争力向东南吹来。六、必待温度下降（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之间）至极度时，雨点始得下降。（一）、先有西北起雾或霾，向东南散布，天空模糊不清，能见度达二级至四级，霎时烈风即起，时间很短。倘由东北起点，定续吹数日不止，时间很长。足见敦煌老东风之言，为不谬也。（二）、烈风发生之时间，在下午二时，集中不差分秒。二、本日日出时现霞，及发现高层云与其它云状夹杂时，本日定变风或阴（敦煌气象测候员李永亨测）。”又据2016年出版的《敦煌市志》卷二：（气候及气象与国土资源管理机构）篇，详细记载了父亲1937年至1952年十七年间记载的敦煌气象资料数据、气象机构的沿革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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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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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干旱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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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干旱最长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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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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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干旱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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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干旱最长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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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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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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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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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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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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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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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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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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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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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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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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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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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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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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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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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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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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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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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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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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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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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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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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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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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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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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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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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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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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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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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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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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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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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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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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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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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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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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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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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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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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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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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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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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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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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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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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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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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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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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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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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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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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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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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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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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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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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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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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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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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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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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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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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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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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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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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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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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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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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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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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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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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6年版《敦煌市志》有关父亲气象部分资料了解到，敦煌气象站始建于1937年四月，位于县城内国民政府东花厅，时称甘肃敦煌气象测候所，这是敦煌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气象测候机构。
父亲也是首位测候所测侯生。当时所内测候设备有：风向仪一架、百叶箱一架，（内有气温最高、最低温度表各一只，干、湿温度表各两只，其中包括杨炳辰(杨灿)县长捐助的两只。测云器一架，量雨器一架，自制露天时刻表一台，由于当时政府不太重视天文气象建设的发展，办公场地无法解决，为了尽快开展工作，父亲征得省气象测候所的同意，办公暂设家中，每日观测四次，逐日观测的时间为：6时。9时，14 时。21时），日、旬、月、年报得按规定时间发出或寄出。观测薄分临时、永久两种。临时记录薄中测定的数字计算核实无误，然后誊入永久记录薄，以求整齐精确。据初步统计，从1936年七月至1952年5月6日，十六年中保存无遗的观测记录薄达七十四本。
1941年，甘肃省敦煌县气象测候所为四等气象测候所，父亲对全年各月气象要素均有详细记载、观测记录，要素主要为温度（每日三次，6时、14时、21时，记录平均，最高，最低），绝对温度，相对温度，风力、风向、云量、日照时数，雨量，能见度及其他杂项。后又增加干球，湿球温度。1944年，敦煌气象测候所改为敦煌气象测候站，又增添测候员一人，归祁连山测候站和酒泉航空站气象台管理。1949年以后，敦煌气象测候所曾先后由甘肃省农村厅气象所，西北军区气象处领导。1952年改名为敦煌气象站，开展常规地面观测和预报业务。1954年迁至敦煌市东郊，1982年开始农业气象观测，1987年更名敦煌国家基准气象站。同年，成立敦煌市气象局。父亲倾其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敦煌的气象事业。他履职气象测候所及工商业联合会其间，给敦煌气象和建国初的敦煌工商业、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经营、公私合营的状况，留下了百余万字的文献资料。在各时期的《敦煌市志》和《敦煌文史资料选辑》中，都有抹不去的历史记忆。1936年至1952年，父亲在敦煌气象测候所工作的十七年中，对其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现在阅读《天文志》篇时，可以看到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天文气象知识之造诣，对敦煌地域各季节及昼夜气象变化的观测、预测论述之论点，是那样的一丝不苟，细微至真。就《天文志》原稿中的错、漏字，添、改处，父亲都盖有自己的印章，足见其敬业之精神，勤奋之坚毅，处事之严谨，深为我后辈之惭愧，堪为我后辈之楷模。我到市气象局查阅父亲的气象资料遗稿时，气象局管理档案的同志讲：敦煌民国时期的气象资料档案，无论永久或临时的资料，在甘肃省县、市内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敦煌的气象资料最完整、最齐全；其资料除装订整齐外，气象记录准确，资料精细详实，无一日缺录，无一页遗漏。省气象局来敦煌气象局归集档案的工作人员称：如此完整的资料，在甘肃省内实属罕见，李永亨先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气象学术资料和历史遗产。按气象档案管理的要求与规定，其气象方面的历史资料归省局统一管理，十几年前，省气象局已将这些资料全部调走。1952年父亲离开气象测候所，同年调入筹建中的敦煌工商业联合会，任该单位的会计。在我们查找父亲相关资料时，没有看到1958年至1978年间工商联的档案资料，只有1953年至1957年前后几年的档案。在百余本的案卷内，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文字都出自父亲之手：收发文件名录记录簿、会议记录、值班日志、各项报告、工作总结、会计帐册和用腊板刻印的各类文件资料等。
在翻阅那些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的档案时，我们像是在“考古”中发现了汉竹简，倍感惊喜！当看到父亲用心血和汗水著就书写的那些隽秀的笔迹和文字时，又好像穿越过了历史的隧道，与父亲相见、与父亲对话；在翻阅父亲的遗稿时，幻境中像是看到了父亲当年那坚毅的身影和辛勤工作的情景。
▲父亲在工商业联合会拟文遗稿﹙影印件﹚
在查阅父亲的相关资料时，看到1956年的整风会上有这么一段褒扬、批评父亲的会议记录和父亲的发言，还有父亲书面的自我检讨。对父亲的意见：“李永亨：1．工作踏实肯干，能吃苦，尊守纪律好；2．不经领导同意，用小楷毛笔作记录，性格孤傲……”父亲的发言：“贺同志﹙时任工商联公会书记﹚的优点：一是工作进度快，二是学习抓的紧；缺点；一是生活不紧张，如迟到；赊欠商人的东西：詹才的毡、习巨财的酒糟；二是对人严，对自宽。”父亲的书面检讨：“……本位主义还是存在，怕事多出错，没发挥好自己的潜能，只想把自己的会计工作做到帐目数子清楚，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今后要克服”。看这些记录和父亲的发言时，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怎么能给单位领导提这样的意见。那个年代，给领导提意见可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就是反革命。旋既，在随后的运动中，便给予父亲不公正的“待遇”，遭受了那大千之劫难。我在想：当时贺同志是否有腐败嫌疑﹖父亲该不该在会上提这样的意见？贺同志欠小业主的钱与父亲有关系吗？我不拔高父亲有执著的反腐勇气，嫉恶如仇的处世思维和爱民情结。但小业主们挣钱不容易，遇上这样的领导，吃了亏又不敢说，便由父亲说了。父亲是在抱打不平﹖还是反腐倡廉﹖还是引火烧身？还是太过书生气！今天，我们很难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创这样的马蜂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终还清白。翻阅父亲的过往与历史档案，我们看到了父亲那执着严谨的职业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三哥提起他们儿时的往事：“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父亲办公、读书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三兄弟﹙大哥、二哥、三哥﹚也陪在父亲的身边读书、学习，直到父亲收工，我们才能休息；我们兄弟中如有谁做错了事，除批评做错事者外，其他兄弟都须陪其左右，以受训教。父亲营造这样的学习、教育环境，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启蒙、被熏陶，才有了我们的今天。父亲对我们虽然严刻，但至今忘不了儿时那寒窗苦读时的情景，还有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1949年9月28日，敦煌和平解放了。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中。1951年，他把15岁的大哥送去酒泉师范读书，把13岁的二哥﹙正上初中二年级﹚送去解放新疆的远征；一个东去求学报国，一个西征疆场杀敌，家里只留下了老与少。兄长们回忆说：我们离家后，父亲给我们的信里总是鞭策、鼓励、教诲，每每在信中都寄予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团结同志、勤奋学习、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使我们受到更好的教育，还常寄一些进步书籍。印象最深的是方志敏著的《可爱的中国》等书。为家国，为使命，亦为了子女们的未来，父亲一如他当年艰辛求学时的抉择，毅然舍子割爱，送子远征，这在当时是何等的胸境和果敢！父亲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无怨无悔地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养育他的这片热土和他挚爱的气象事业，其精神和事迹永留青史。
李明光 1951年9月生于敦煌。中共党员，经济师。2011年10月建设银行酒泉分行退休。现居住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