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亭大追踪

九曲亭大追踪

一古楼、二宝塔、三眼桥、四眼井、五家巷、六大坊、七星塘、八卦石、九曲亭、十字街，“九曲亭”成了吴都脍炙人口的十大名胜之九。人们当然也知道在现在西山寺的不远处。

说到九曲亭，我与它还真的有一段情缘。2003年，我写樊口探古的系列文章时，读了苏轼《武昌西山诗并引》“同游困卧九曲岭，褰衣独到吴王台”的诗句后，感慨激昂，再作苏轼探峰人。苏夫子是“困卧九曲岭”撩衣上吴台，我却是驻足九曲亭，脱衣轻装上吴台的。并写了《游孙权即位坛，仰千古风骚》的游记。2003年、2004年我写《寻吴王岘及败舶湾》和《吴王长安号史探》的文章时，发现与九曲亭有联系。最近，我对吴王“长安”号、吴王岘、败舶湾、九曲亭进行综合史探，却惊奇地发现今天的九曲亭并非是当年苏轼困卧的九曲亭。苏轼当年的九曲亭，应在樊口抔湖东的西山山道九曲的地方，这真是“南辕北辙”。“尴尬”的笔下，又令我感叹不已！

为此，我查阅了有关吴王九曲亭的历史文献资料，阅读了宋代大文豪苏辙的《九曲亭记》：

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隐蔽松枥，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倘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返，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小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予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帐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在，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苏辙的《九曲亭记》是一篇经典的樊口赋记，又是一首优美的樊口赞歌，可与其兄苏轼的黄州赤壁两赋相媲美，而又并传。大文豪笔下的樊口实在是太幽绝，而又太精彩！

苏轼的弟弟苏辙的《九曲亭记》，是说苏轼游西山，引入松柏之间，羊肠九曲之处，有一小块平地，游人至此必在此歇息。“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其旁有古木数十，一旦大风雷雨拨去其一。” 废亭旁边就宽了许多，苏轼与客人“遂相与营之” ，在废亭的遗址上重建了一座新亭，即九曲亭。这是文史资料中第一次记录了西山九曲亭。

那么，九曲亭原址在什么地方呢？苏轼在《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并引》里说：“九曲亭，即吴王岘山，一山皆槲叶，其旁即元结陂湖也。”陂湖即抔湖，这就是说九曲亭在樊口抔湖西山侧不远的山道九曲之上。“元结陂湖”之说，是否准确呢？应是准确的，苏轼对樊口九曲亭下的“元结陂湖”是十分熟悉的，他在《武昌西山诗并引》诗中有：“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抔饮无尊罍。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可见，他对唐代元结（浪翁）与当时武昌县令孟士源“抔樽、抔湖、退谷”的典故也是清楚的。

九曲亭的方位在什么地方呢？苏轼在《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中，则说得更为清楚：“西上九曲亭，众山皆培塿。”这里是说九曲亭在西山的西边樊口侧。

苏轼在这里留下了很多踪迹，他的《东坡八首》之七“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诗句中的“江南村”，就是指九曲亭下抔湖退谷周边这一带的山水村落。他是说在黄州好久没有看到潘丙，是不是跑到“江南村”的樊口，他侄子潘大临的酒店里喝潘生酒去了；在《与秦少游书》中则说：“樊口有潘生，酿酒醇浓。”苏轼“策杖载酒”及“忆从樊口载春酒”都应是指这里樊口的潘生酒。同时，又是从这里“步上西山寻野梅”的。

“昔予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帐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者。” 这里真是“武昌樊口幽绝处” ，怪不得“东坡先生留五年” 。从《九曲亭记》中也察视到了九曲亭下的“抔湖”周边已有人烟村落，又是一个“世外桃源”。

“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来已百日，欲济空搔首。”苏轼谪居黄州后“一百日”，就游览了西山樊口，饮潘生酒，食武昌鱼。回去之后，在《初到黄州》诗中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佳句。这“绕郭”也就是九曲亭下抔湖一带水域。

九曲亭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苏轼在《樊山记》中写道：“九曲亭，皆孙权遗迹。”这就引出了一段吴国辉煌的历史。据《三国志·吴主传》载录，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秋七月正是涨水的汛期季节，吴王在武昌新造了一艘巨舰“长安号”，能“坐直之士三千人” ， 这是当时“三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舰船。吴王带领群臣试航于樊口钓台附近的江中，时遇特大狂风，长安号在樊口上一里，即现在六五三油库抔湖附近的水域败舶，船被大风吹坏。吴王命士兵凿路以上，供吴王踏脚的地方叫吴造岘（吴王岘），吴王所经过的山叫吴岘山。在抔湖的西山侧的山路上，吴王君臣在士兵们新挖的一块三角空地歇息。后来吴王在此地建了一座亭子，以示纪念，即吴王岘山亭。不远处下方为吴造岘（吴王岘）。吴王当年走过的这条路，后来成了樊口上西山的一条古道。九曲亭也成了游人观赏、歇脚的地方。苏轼的“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的诗句，当是所指。

从以上诗文中可以看到，九曲亭是从吴王“长安号”的历史中演绎出来的，九曲亭悠悠，吴王古道幽幽！这条古道伴随着苏轼渡过了那蹉跎、艰难而又尴尬的岁月，他在结束五年（四年）的流放生活，奉调离开黄州前夕，还特地《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凄然泪下。向九曲亭，武昌樊口幽绝处作最后的叩别！

从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九曲亭是三国遗迹吴王岘山亭，八百五十年后，宋代元丰年间苏轼重建，名为九曲亭，其亭址在樊口抔湖的上方西山九曲山道的地方。

那么九曲亭现在为什么在西山寺不远的西山坡上呢？为此，我对后人重建或游览九曲亭的有关诗文及史料，进行了研读，想从中找出九曲亭演变的踪迹。

据光绪《武昌县志·古迹》载曰：“九曲亭在武昌县西九曲岭，为孙吴遗迹。（案：《东坡志林》云：九曲亭，孙氏遗迹。）宋苏轼重建，苏辙有《记》，后废。（《一统志》）”

又据乾隆《武昌县志》载录：“元泰定间判簿王野奴建，改名最乐亭，又废。明嘉靖二十八年，给事中刘起宗谪武昌推官，檄典膳严汉节建，改名怀坡亭 。隆庆四年亭圮，汉节尚存，年已百岁。以知县李有朋言，复修之。崇祯中知县邹逢吉修，改名怀苏亭，后又废。国朝顺治七年，知县徐翀修。康熙三十年（公元1692年），提学缪沅修，仍题为九曲亭。乾隆二十一年知县谢奉璋修。”又光绪《武昌县志·古迹》记载：“咸丰初贼毁，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提学张之洞重修。”

由此可见，九曲亭历尽沧桑，几经兴废。由吴王岘山亭—宋代九曲亭—元代最乐亭—明代怀坡亭—怀苏亭到了清代康熙以后仍复名为九曲亭—名人雅士又称为苏子遗亭。

九曲亭是何年何月何人移建到西山寺的山坡呢？《武昌县志》并无记载，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宋代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重建九曲亭至二百年后的元代泰定年间（公元1326年左右），判簿王野奴重建，改名为最乐亭。

明代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九曲亭经过又是一个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已不复存在了。此时给事中刘起宗，谪武昌作推官，多次游西山，他从苏辙的《九曲亭记》中得知西山有宋代大文豪苏轼重建的九曲亭，他与苏轼同是四川老乡，同遭流放，又同是游西山，缅怀苏轼的九曲亭遗迹，同情和仰慕之情油然而生。特邀武昌人严汉节重建，并改名为怀坡亭。严汉节，字方塘，武昌城关人，早年考取秀才，受任过王府典膳。此人乐善好施，曾捐修文星塔。

二十年后亭又废，此时严汉节已是百岁老人，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时任武昌县令的李有朋又特邀严汉节二度修复之。并写了《重修怀坡亭记》：“……沿松桥逶迤而历九曲，探访斯亭。则复堕甍倾壁，藜藿所鞠，生由

据之，曾不三十年，已零落山阿，无怪乎吴苑庾楼之荒凉也……”从文中看到此时的九曲亭（怀坡亭）在西山寺的不远处。这是否是李有朋移建的呢？应该不是，李有朋与严汉节只是修复之。

为此，我又特地查阅有关诗文资料，原来刘起宗和严汉节建亭后，明人乔世宁为此撰写了《怀坡亭记》：“……《记》与《赤壁赋》并传，而亭废久矣。亭傍故有孙权宫，又有试剑石，又东有庾公楼……”可见九曲亭在四百年后,已在“孙权宫”（西山寺）的不远处，这是否是武昌推官刘起宗移建的呢，还很难说，但是刘起宗移建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为此时的九曲亭已湮没了二百年，其遗址究竟在西山什么地方，刘起宗并不清楚，只是从苏辙的《九曲亭记》或是传说中知道的。《九曲亭记》是从苏辙的《滦城集》中看到的，还是从其它文史资料里看到的不得而知。

值得提出来的是，苏轼的《樊山记》中，记载了樊山（西山）的名胜古迹：“循山而南至寒溪寺，上有曲山。山顶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萨泉……”这里把“九曲亭、西山寺”连在一起，是不是“误导”了刘起宗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

最近我查阅九曲亭的史料时，发现《寿昌乘·古迹》有关九曲亭的记载：“九曲亭在西山寺之东，苏文忠谪黄，日常游西山，即废亭遗址营之，颖滨（苏辙）为之《记》。宝佑甲寅年（公元1254年），郡守段震午修之，再刻石焉。”由此可见在元代之前的南宋，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郡守段震午重新修建。但是这个时候的九曲亭已在“西山寺之东”。这《寿昌乘》的载录是否准确呢？值得反思。《寿昌乘》是清代柯逢时于光绪丁未年辑录于《永乐大典》中的。《永乐大典》成书于明代永乐年间（公元1420年左右）。明代永乐年间九曲亭已经是在西山寺的不远处，这“九曲亭在西山寺之东”是否是明人或柯逢时加“记”的呢？柯逢时同是光绪《武昌县志》的编辑之一，又为什么没有收录南宋段震午重建九曲亭的记载呢？

为了考证这段历史，我在辑录有关九曲亭的诗文时，发现元代丁鹤年咏的一首《九曲山房》诗：

九曲园亭结构牢，画图谁为重挥毫。

蛟螭起陆岩蛮秀，风雨号空树木高。

五色神光通岳气，三秋明水荐溪毛。

泷冈墓表情何急，手把梧卷泪满袍。

这首诗很有研究价值，前二句“九曲园亭结构牢，画图谁为重挥毫”。是说重建不久的新九曲亭结构很牢固。丁鹤年是元末明初的大诗人，与王野奴是同时代人，王野奴重建的九曲亭与丁鹤年“结构牢”、“重挥毫”的诗意很相吻合。后两句则说自己母亲的墓地就在九曲亭附近。“情何急”、“泪满袍”表达了诗人对自己母亲的哀思。《九曲山房》诗题下注：其夏母墓庐也。其诗选自丁鹤年的《海巢集》。这丁母墓庐“九曲山房”与不远处的西山

九曲亭十分重要，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

追根刨底，明代李有朋—刘起宗—元代王野奴—南宋段震午，这种逆向推理，反向寻踪，南宋的段震午移建九曲亭的可能性很大，但我又对柯逢时在编辑《武昌县志》时，为什么没有收录“南宋段震午重建九曲亭”这段史记，而“心存疑问”。

历史遗址的移位，就出现了文人笔下的“错落”。明代何以让《苏子遗亭》：“眺望南亭上，徘徊古寺头。”陈滴的《苏子遗亭》：“西竺寒溪果胜游”，“宾筵笑我非坡老”，“林下高僧谙九曲”。张维龄《怀坡亭和姜野修明府》：“第作西山看”，“伊人在九曲”。严希旦《苏子遗亭》：“偶来西寺一探奇”，“游人不见元丰迹，此地犹存颖老碑。”又如清代诗人咏《九曲亭》诗：邵遐龄“江上西山山上亭”，“俯视江东数点清。”又王追骐的“高吟山半万山鸣”，“一亭空忆武昌城”。

值得欣赏的是清代提学张之洞的《九曲亭》诗：“只合岩栖陪老衲，石楼横榻听松声。”“坡公选地抉山灵，奥旷两奇会此亭。”由于九曲亭的移建，又没有移建的记载，故后代人还以为西山寺边的九曲亭，就是苏轼当年在樊口抔湖的西山侧重建的九曲亭。明代武昌县令李有朋撰写的《三贤祠略》中：“沿（寒）溪西上为九曲亭，亭有苏子由《记》……”明人乔世宁《怀坡亭》文中也有：“故子瞻（苏轼）常往来于亭上，其弟子由为之《记》……而亭废。亭傍孙权宫（即西山寺），又有试剑石，又东有庾公楼。”

还不仅如此，由于九曲亭的“南辕北辙”，就出现了“张冠李戴”的史记。《大明一统志》载曰：“吴造岘在九曲岭下。”《大清一统志》说吴造岘在武昌县西一里樊山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则说：“九曲岭下为吴造岘，亦曰吴王岘。”把樊口的吴王岘弄到了西山寺边九曲亭的山下。

一座九曲亭是一座西山人文历史的丰碑，凝聚了多少名人、文人美丽的遐想、梦幻，遗笑了多少动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