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试金石，制度竞争决定成败
甲午战争，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非常重要、以至影响了未来百年国运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数千年来东亚秩序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成为检验两场著名改革，即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试金石。
战争最终以双方马关议和、签署条约而告终。《马关条约》堪称清朝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步骤。巨额的赔款、大片领土的割让、经济权益的损伤，不仅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此后，力主变法的维新派势力逐渐形成，清廷内部的帝党、后党之争也逐渐加剧。那么，导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因素有哪些，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君主宪政和君主集权的不同
甲午战争前的清朝，正处于中国两千多年君主集权的最高峰。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屡兴文字狱的社会氛围，致使当时外出访问的官员和留学生往往不愿过于涉猎与政治相关的西方事务。比如清廷的外派官员在游览西方的时候，面对西方人邀请参观议会大厦这一类政治建筑时，都是一律拒绝的，并明确表达清朝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毕竟，当时的出访官员身边一般都有随行人员记录言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被政敌扣上谋反的罪名。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兴办实业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但由于其根本目的依然未能摆脱维护清廷统治的窠臼，因此必然会与工商业近代化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产生不兼容的情况。不了解或者说不敢了解西方国力强大的背后是商业规则以及商业和资本服务的社会制度，这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局限。
与之相比，在通过倒幕运动迫使德川幕府将军“大政奉还”之后，倒幕运动中的开明派并未止步于让天皇重掌权力，而是通过“君主立宪”、“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等政策，以藩阀和资本家取代武士阶级，从而完成日本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变革。西南战争（1877年）以后，掌控政府的开明派势力更是剪除了倒幕派内部的旧贵族势力，推动了政治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受此影响，以岩仓使团为代表的众多使节通过学习西方，为日本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效法蓝本。当然，日本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殖产兴业建立工厂的过于激进，导致了国家赋税以及外债增加，从而激起国内不满。在西南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开明派维新人士便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刺杀，备受旧贵族推崇的“征韩论”尘嚣日上。到了1887年，日本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行动以后，由参谋部正式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以制度的模式将“征韩论”变成了国家高层共识。
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旧贵族势力中的保守派武士势必需要通过向外征战获得战利品和功勋，否则将进一步丧失政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而对于新兴资产阶级而言，伴随着殖产兴业激发出来的多余产能，同样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的方式消耗掉。所以，自倒幕运动以来，日本国内的这两股势力再度合流，并将首先征服的目标锁定在了朝鲜。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曾有过漫长的利益纠葛，双方均曾殖民过对方。然而自5世纪“倭五王时代”以后，大和国迅速发展并取得了针对朝鲜半岛的绝对优势。此后日本曾在唐朝白江口海战、明朝万历朝鲜战争中屡次被中华击败，阻断了其殖民朝鲜的图谋。及至晚清，伴随着清朝的腐朽和日本的逐渐壮大，其心心念念的征韩论再度被摆在决策者的桌面上。
财政收入和分配情况的差异
然而，恰如唐朝、明朝时一样，朝鲜作为中华的藩属国，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因此，日本一旦染指朝鲜，必将和清朝出现利益争端，所以制定《征讨清国策》，从一开始就将清朝置于敌国位置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自古以来，兵家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箴言。进入近代以后，资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粮草”通货，是战争的基础。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总量达到了日本的5倍之多，可是财政税收效率却远不及对方。彼时，日本的政府财政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总收入的30%，清朝仅占3%~4%，这源于日本更为强劲的收税能力。毕竟对于长期处于严厉等级制度熏陶的日本而言，明治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明显高出内忧外患的清廷太多，专业的收税官僚体系亦比“皇权不下乡”的清朝高效的多。不仅如此，由于过去日本农民一直需要给大名领主们缴纳过半的赋税，所以国民对高赋税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凡此种种，甲午战前的1893年，日方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为5449万两，清朝则为8867万两，超出不过三分之一。
虽然清朝的财政收入依旧超出日本，但落实到军费项目的开支却并不多。当时，正处于忧患之际的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凭借制衡权术建立了以洋务派、清流派和满清贵胄三股势力，以此稳定朝局。另外，同治皇帝驾崩以后，慈禧太后一直独揽朝政，但此时储君光绪已经成年，国家开始进入谨慎的权力交接之际，各方博弈日趋激烈。为安定人心，促成慈禧顺利退位，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斥800万两银子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当时称作“清漪园”）。甲午战争当年，恰逢慈禧六十大寿，国库同样需要筹备数额巨大的“礼金”，无法挪为它用。修建颐和园以及光绪的婚礼、亲政大典等，共计花费了1300万两白银，加之为慈禧寿宴预留的1000万两白银，国库已然空虚。正因如此，甲午战争之前的北洋水师，几乎年年军费匮乏，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没有购入一艘新舰。 加之，当时把持户部的是洋务派政敌、清流派代表人物翁同龢，最终北洋水师在战前仅获得150万，却依旧有部分拨款迟至黄海海战时也未能到位。后来战事全面爆发，清廷不得已从国内紧急筹集了3000万两白银，战争最后两个月又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2800万两，但依旧杯水车薪。
与之相比，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筹集军费高达1.5亿日元，到了战争末尾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5亿日元，是清朝军费的2.5倍。当时明治天皇为了筹集军费，带头每天只吃一顿饭，皇后更是捐出所有首饰购置新舰，各级官员乃至民间百姓也纷纷踊跃捐款。不过，日本国内的这些捐款行为虽然十分普遍，但捐助总额依然只占到甲午军费的1.3%，绝大多数军费其实是由发行短期国债募集而来的。天皇、皇后以及官员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资本购买国债的信心。日本之所以可以发行国债，是因为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效法西方金融体系，通过建立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这其中，甲午战争时发行的短期国债，更是专门为了应对这一阶段战争而准备的。通过运用近代金融系统进行融资，堪称日本当时针对清朝的降维优势。毕竟此时的清朝还是以白银通货为基础，并没有相应的金融体制和社会环境。 所以，清朝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却因为税收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落后，政治斗争掣肘等原因，在军费上落入绝对下风。
军队素质和军备装备的对比
1888年，北洋水师自建成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由于建军的目的还是封疆锁国，在清廷自认为海疆可以高枕无忧之后就不再投入海军建设。很显然，清廷并没有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也招致甲午战争前夕，除了熟悉海军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李鸿章等人力主前期避战以外，包括慈禧太后、翁同龢在内的清朝大多数人都力主作战。这是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清朝既然能够在19世纪70年代打退日本对台湾的试探、80年代阻挡法国在越南的攻势，那么此时击败日本就不在话下。然而，恰是在北洋水师止步不前的6年里，世界海军装备和新式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舰队与北洋水师的力量对比同样发生了逆转。
在北洋水师建成之时，日本海军仅有几艘近海铁甲舰和少数鱼雷艇，只能算岸防部队。可是伴随着“征韩论”成为高层权力共识以及《征讨清国策》计划的制定，在赌国运思维的指引下，日本开始极力拉拢西方资本加速扩军计划，以清朝作为假想敌装备了大量新式战舰。仅在1890年，日本就有6艘新式大型巡洋舰服役，这其中就包括后来黄海海战的旗舰吉野号。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海陆军均已完成了近代化建设，而清朝陆军依旧处于八旗加绿营的麻木状态。相较于北洋铁甲舰，日本海军新列装的快速巡洋舰有两大技术革新。其一是装备了当时最新高温高压锅炉，机动性能比铁甲舰提升一大截；其二则是中口径速射炮技术的出现，促使战舰两侧得以加强火力攻防。因此，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机动优势和火力优势。与之相比，老式铁甲舰依旧装备的是可以四周旋转的大口径架退炮，且在厚实铁甲的基础上在舰首配备了撞角，这便是邓世昌发出“撞向吉野号”的战法来源。只是撞击战术的战舰机动速度不及敌人，这种战术也就毫无用处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方舰队虽然在军备武器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鉴于“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吨位上依旧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同时由于日本水手经验的不足。当时日本最先制定的计划，是通过精锐陆军攻克朝鲜，继而穿插辽东，直抵北洋水师的母港，从而废掉清朝的海上力量。毕竟在准备充分的日本决策者眼中，相较于北洋水师，八旗和绿营等地方清军才是毫无悬念的软柿子。事实的确如此，鸭绿江江防战，清军屯兵3万，日军2天攻克；旅顺攻防战，清军屯兵1万3千，日本1天攻克；营口攻防战，日军不战而克。与之相比，北洋水师的军队素质可圈可点。
要知道，由于军费的长期不足，战前北洋水师在战舰装备上已经处于绝对下风。然而即便如此，北洋水师在命中率和指挥水平上依旧与日方保持大体相当的水平。双方在黄海海面的不期而遇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预期，但是很快日军巡洋舰凭借高速机动能力拦截在北洋水师前方，并以侧翼速射炮进行攻击。受制于战舰构造的北洋水师，只能以舰首正对敌舰进行还击，却很快因难以灵活转向，遭到日方快速巡洋舰的侧击打击。不过，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内的北洋水师，常常能够在舰身千疮百孔的情况下持续航行、继续作战。与之相比，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经验和勇武程度要远远不足。最终，日方在获得一定战果以后，凭借高速机动性逃离战场，北洋的铁甲船则完全无力追击，只能缓慢的返回母港、龟缩不出，将制海权拱手让人，并最终招致灭顶之灾。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都有北洋水师上炮弹填沙子的传言，这是因为当时的炮弹分为开花弹和实心弹，这其中实心弹通常是少量装药或不装药，以水泥沙石配重作为击穿敌舰铁甲之用的。至于北洋水师训练松弛、内部腐败，以至于在主炮上晾衣服被子的传言，更是日本人东乡平八郎在战前为鼓舞己方士气而抛出的谣言。
综上所述，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落败的因素有很多，其直接原因是由于长期缺乏军费支持，导致北洋水师在军备上处于绝对劣势，从而在战场上处处被动，以至于最终落败。然而，由于清朝相较于日本的国民经济总值处于碾压地位，以官僚税收体系、金融体系为代表的制度化竞争才是决定甲午战争胜负的根本。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近代化富国强兵去的，所以即便国家体量相对较弱，却依然可以建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近代化海陆军队。而清朝洋务运动依旧摆脱不了维护清廷统治的窠臼，如此必然会被清朝上层统治者的权力博弈所波及，即便北洋水师的将士们拥有一腔报国热血，还是难以决定战场的走向。
黄海之上，英烈传响，提醒着我们那个时代的国殇！以史为鉴，鉴古论今，吾辈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