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色”中推开一道历史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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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9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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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札能够再现时代风云，赋予历史以个人化气息。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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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书札仿佛是来自历史深处的“纸宾客”，用“墨色”带来历史缝隙中不经意流逸出的生动，让今天的我们一窥曾经的风云。
李俭著《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创新使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梁启超等161位清末民初风云人物的200多通书札，串连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运动、辛酉政变，直至辛亥革命的19个重大历史事件，用书札透露性情的笔墨文字去打破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间的壁垒，散文化的笔调中融入了这位历史学博士自己的史学观点。
艺术情趣和公共精神
最私密的情感交流成了历史最忠实的记录和见证——这也间接证明了历史首先是个人史
读书周刊：书中收录的大部分书札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小部分来自藏家的玩品。200多通您所称的“书札”，不只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书信，还有一些扇面和公文，您似乎宽泛化了“书札”这个词，或许您认为书札本身并非完全私密，其本身就有公私不分的混沌地带？或者说这种个体的、唯一性的艺术形式体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情趣与公共精神？
李俭：这个观察是准确的。
在古代，书札又叫手札、手翰、手启、手帖、尺牍、尺墨等，其名有数百种之多。书札在源头上并没有公私之分，或者说有公有私，比如李斯《谏逐客书》是上书、奏章，《报任安书》则是私信。
不管属公属私，书札都有强烈的个人属性，是作者在相对放松、真实的状态下完成的，是一种中心书或自由书。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书札往往和个人尚简求易的心境密切结合，代表了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常说“纸短情长”，书札还被一些人誉为“最温柔的艺术”。除了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情趣之外，书札还能展现一个时代的公共精神，是因为那些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对历史有补充作用的书札，已超越艺术审美而成为独特的历史文献。
读书周刊：如您所说，魏晋时代的书法作品确实大都以书札形式保存下来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等，都是无意中完成的艺术瑰宝。
李俭：是的。现存最早的纸质书札是陆机的《平复帖》，该帖共9行、84字，乃晋武帝初年陆机用麻纸写给一个患病友人的。董其昌在帖后跋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有此数行，为希代宝。”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最私密的情感交流成了历史最忠实的记录和见证——这也间接证明了历史首先是个人史，具体到书札特别是名人书札，其能够再现时代风云，使历史事件在具有质感的基础上，赋予一种浓重的个人化的、艺术性的气息。
读书周刊：今人常说“生活美学”，而古人早已实践之。除了书写内容，书札使用的笺纸也颇多讲究。
李俭：古人称纸中尺幅较小者曰“笺”，以之为书札称“信笺”，以之题诗名“诗笺”。魏晋时便出现花笺，以后愈成规模。南朝徐陵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曰：“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宋代孙光宪云：“襞花笺，艳思牵，成篇。”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予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李商隐提到的浣花笺是蜀中笺纸，又名“薛涛笺”“松花笺”。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薛涛笺）以芙蓉等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两宋时期，制作笺纸成为一门较为瞩目的手工业，不仅颜色有别，且勾以画作，精美异常，除澄心堂纸最为著名外，还有碧云春树笺、团花笺、龙凤笺、金花笺等行世，这种笺纸不仅可以用来写信、作诗、为文，甚至还能画小品画。明清以后，制笺技术更为精湛，涌现出“萝轩变古笺”“十竹斋笺谱”等名品。迭至晚清民国，诸多笺纸品牌风行一时。
笺纸和个人书法技艺一样，是一种涵养的象征。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载：“上海有这许多的诗人墨客，为甚么总没人提倡，同他们弄些好笺纸？”旧时，唱酬和通信之笺纸印有八条红线，俗称“红八行”，文人雅士以为市井笺纸俗气，有伤雅意，便自制之，美其名曰“彩笺”“花笺”“锦笺”，若辑之成册，则称其为“笺谱”。俞樾、吴昌硕、郑孝胥、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经常自作笺纸笺画，供个人使用，以彰显其身份和品位。
还原“时间中的人”
200多通书札串起19个历史事件，“串”就是逻辑、结构和框架
读书周刊：历史学家钱乘旦曾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但也有反对者，比如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他声称不要体系，而要在自己的作品《世界：一部历史》中书写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个种群的所有文明。但多人的阅读体验是读到了一堆碎片，缺乏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以书札勾连历史，会不会也会导致历史的“碎片化”？
李俭：我很理解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下我的写作初衷。
我目睹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副所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原会长、历史学家虞和平先生，也就是我的导师，以一人之力，用6年时间，编辑整理出版了457册、32万页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如果不是虞先生，这些名人书札至今仍躺在故纸堆里睡大觉；但即便整理出来了，受众也十分有限。可见，就整体而言，书札被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性工具，若干年之后，受信息技术的冲击，恐后人求我们今人的一通书札而不可得了。所以我就想用一种大众更易接受的方式，请出这些被束之高阁的“纸宾客”，让它们“开口说话”，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让我们“看见”历史细节。
至于会不会导致碎片化，钱乘旦另有一个说法，“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100万、200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要做的是小中见大，即宏大的历史都来自个体和日常的累积。历史学家布洛克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时间中的人”，“以多数形式表现出来的人”——这意味着历史是多样的、发展着的、个体化的历史。一段历史，如果缺少在场者的现身说法，将被化约为成败得失或规律化的“一家之言”，由此不但历史的温情不见了，我们也会对曾经存在过的“我们”缺乏尊重。
200多通书札串起19个历史事件，“串”就是逻辑、结构和框架。
读书周刊：历史学家金兹伯格曾说：“虽然过去历史学家被指责只想知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但在今天这已不再确切了。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那些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您的书很好地佐证了他的观察。
李俭：金兹伯格、列维等历史学家率先提出了“微观史学”一词，认为这是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宏观史学家眼里，“人”只是被统计数据化了的普通人，关于他们的历史叙述都是宽泛的、化约的，即使单独存在，也是粗线条的，亦即“人”被群体性特征取代，一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如果不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像他们这样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的所作所想，是起作用的”。而微观史学的出发点，即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展示了历史更加真实的一面。
捕捉时代风貌和社会变迁
在以往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人物包括事件只是一个个被标准化的符号，而打开一纸前人的书札，实际上推开了观测历史的一道缝隙甚至一扇门窗
读书周刊：书札现在是一个收藏热门，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您所关注的书札应是不同于藏家的。微观史学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再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来完成对历史的整体把握，您收入的这些书札能否达成这一目标？
李俭：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并不存在必然的壁垒，“见微而知著”“特殊到一般”这样一个历史认识过程正表明宏观史学是建立在微观史学基础之上的。比如，张之洞虽为洋务派，且同情变法，但并不必然就是维新派，其骨子里是坚持“中学为体”的，他的《劝学篇》就遭到了维新派的强烈批评，章太炎说该书“多效忠清室语”。但如果说他是守旧派，则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变法。有意思的是，六君子被捕后，张之洞积极营救其中的杨锐，这段故事在李瑾所著《纸别裁》中有详细分析，不妨查看。张营救杨锐，并非因为同情维新派人士，而是因为杨锐是张之洞的密探。梁启超在《杨锐传》中称，“张出任封疆将二十年，而君供职京僚，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杨锐被捕第二天，张之洞获悉消息后，立即密电京中的密探，询问事情缘由，“急。京。立。叔峤（杨锐字——引者注）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必已见明发，速摘要告。凡各处函电，务即付丙。即刻复。迂。佳。”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可见，张之洞接连发电十数通，试图营救杨锐。事后，康有为却污说“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如果不借助于书札，我们无法理解张之洞这个人以及这段历史的复杂性。
读书周刊：“墨色”如蛛丝，潜藏着诸多历史细节。
李俭：吴宓曾说，“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不惟书籍，书札亦是如此，它们都是“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这些载体，我们才存有换一个角度看历史、观文化、推世变的可能。有位学者曾评价《墨色将至》，“所试图表现出来的，就是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场感”。要知道，在以往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人物包括事件只是一个个被标准化的符号，而打开一纸前人的书札，实际上推开了观测历史的一道缝隙甚至一扇门窗。以小见大、以管窥豹，通过“在场”的言说捕捉即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变迁。
探究“隐秘”并非为了猎奇
每通书札都是历史的“孤儿”，只有将这些承担着个体命运的“白纸黑字”自波谲云诡的时代大潮中打捞出来，历史才会鲜活、生动且入耳入目
读书周刊：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如果对历史人物没有丰满的细节上的了解，恐怕很难产生这种“了解之同情”。
李俭：是的。举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刺马案”，清朝一代“名臣”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回衙途中，有人拦轿告状，就在他接纸阅览时，一名男子手持匕首刺入他的右肋。“刺马案”曾被拍成电视剧，前些年还被改编成电影《投名状》，但其实历史现实比文学虚构更精彩。
当日马新贻口述遗折，次日不治而亡。由其继子马毓桢代笔的遗折墨迹仍在，自遗折可知，马新贻对自己为何被刺毫不知情。据传，慈禧听说后也惊异莫名：“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朝廷落实了江宁将军魁玉、布政使梅启照来审理此案，不得明白；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去“熬审”，也无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由此结案，曾国藩监斩，张汶详被依法处置。
凶手虽然死了，围绕此案的种种是非却一直没有消停，有曾国藩主使说，有丁日昌指使说。而会审人员的异常举动也令人瞠目结舌：钦差大臣郑敦谨审完案，立即退出官场；与马新贻交厚的会审官员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签字。
如果只是脸谱化地看问题，就会简单地推论，被刺的马新贻代表的是权贵势力，刺客张汶详代表的是新生力量，参与会审的官员则是腐朽阶层的帮凶。但真正走近这些人物，你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
读书周刊：为什么“刺马案”有曾国藩指使说？
李俭：坊间传闻，曾国藩本为两江总督，时人均疑心曾氏兄弟吞没破太平天国根据地天京的巨财，王闿运即赋诗曰：“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清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载：“闻忠襄（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而对于朝廷而言，剿灭太平天国才是最大的财富，至于有没有人发了战争财，倒在其次。又有人说曾氏谋反。朝廷派马新贻接替曾氏任职，既是查宝、查谋反线索，也是给如日中天的湘军势力掺沙子。故而，传言曾国藩为杀人灭口，指使下属买通死士，刺死马新贻。
坊间还传闻，有可能成为直接买凶者的是黄翼升。黄翼升其人从属湘军，一生追随曾国藩，多次由其荐举任职，马新贻被刺时，黄翼升任长江水师提督。补充一句，曾国藩死后，黄翼升被革职。
传闻是否属实？我们从相关的书札中可以梳理出脉络来，孰是孰非，读者自然心中有数。每通书札都是历史的“孤儿”，只有将这些承担着个体命运的“白纸黑字”自波谲云诡的时代大潮中打捞出来，历史才会鲜活、生动且入耳入目，它的悲欢离合、起落兴衰才会给人切肤之受并能引人省思。
李俭，历史学博士，著有《新史学和新范式》《博览会史话》《接班的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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