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 · 批评家档案 |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初版本在写作与定稿过程中，我正热心于和另外两位同学——子平和平原合作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全书完成后，由我负责统稿并执笔写“绪论”，也就很自然地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这样,《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今天回过头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
“燕园三剑客”，左起依次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2000年重逢时合影）
我曾在一次与韩国学者的座谈会上，谈到我今天认识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受到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对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对“现代化后果”的思考与描述，都被简单地称之为“民粹主义”而加以否定。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撞击与回应”的模式的印记是十分明显的。记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正是王瑶先生的及时提醒，使我开始反思，更使我懂得了应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这是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思考方式的。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我自己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等等。以上三个方面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以及具体到现当代（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0年代就自然受到了冲击。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专业的追问：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同时被追问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王瑶先生当年就不同意我们的“晚清起端论”，这一时期就有更多的朋友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追问：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突现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以及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学史观？除了这些前提的追问之外，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断裂传统”的罪恶的渊薮，并连及对五四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强调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敢肯定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时候，连是否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似乎都成了问题；在重新评价旧体文学与通俗文学时，出现了对新文学（例如新诗）的全盘否定，在一些朋友看来，新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移植，惟有通俗文学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略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念、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等等。
《丰富的痛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面对这一切，我感到了极大的困惑。如果说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思想比较单纯，也充满了自信心，看准了某一点，就毫无顾忌地，旗帜鲜明地大加鼓吹；那么到了90年代，思想就变得复杂了，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与“疑惑”。借用我的《丰富的痛苦》的说法，似乎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尽管骨子的堂吉诃德气仍要时时显露。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在我看来，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又经历了一次剧变，其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次。这种变化也是一种清醒；我终于明白象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很多朋友期待我能够写出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期待对我的压力是不难想见的；但我今天却要公开坦白承认：在可以见到的日子里，我大概是无力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我并非无事可做：我所要做与能够做的，是在“文学现代化”这个大题目下的一个一个的具体课题的研究——单是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出一些差强人意的回答的。这或许是一种“低调”的策略选择；只说自己想说、又能够说的话，对虽然想说、却一时说不了的话，不妨暂时悬置起来——因此，我对当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并不后悔，那是迟早要解决的课题，只是现在我不愿也无力多谈罢了。这也是我这次参与修订《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删去了原来包含有许多总体概括的长篇“绪论”，而代之以现在这个偏于提出问题的简短的“前言”，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也偏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对文体发展中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这都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学史的重写——从基础重新开始。
原文见《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