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旋、高树伟丨《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事新证
项旋 高树伟
项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思想文化史；高树伟，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新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翁方纲、姚鼐等纂《四库提要》稿1册，收录22种书的26篇提要，其中6种书的提要未见于已知著录。此稿经四库馆总纂官审阅并拟定处理意见，钤“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比勘目前已见翁方纲、姚鼐《四库提要》分纂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底稿内容与之基本一致，修订文字则未见于其他分纂稿，且部分修订文字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采用。考订可知这批底稿抄写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至乾隆三十九年九月间，修订文字形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间。从时间上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稿晚于分纂稿，早于《四库提要》汇总稿，应属《四库提要》修订过渡稿，保留了提要早期修订过程中的原始面貌，对于厘清《四库提要》早期纂修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四库提要》 翁方纲 姚鼐 早期纂修史
《四库提要》是《四库全书》研究中的重要资料，提要的纂修过程尤为学术界重视。近年来，随着翁方纲、姚鼐等所纂提要分纂稿[1]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2]等早期《四库提要》稿本、抄本的陆续发现，为深入探索《四库提要》相关问题提供了资料基础，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3]但由于资料所限，尤其是早期提要稿的阙失，关于《四库提要》的早期纂修过程，仍有许多细节问题有待厘清。
近期，我们新获见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简称三峡博物馆）藏《四库提要》稿[4]，是探研《四库提要》早期修订过程的重要文献。三峡《四库提要》稿收录22种书的26篇提要，其中一书两提要者4篇，包括19篇翁方纲纂提要，2篇姚鼐纂提要，5篇佚名纂提要。6种书的提要未见于已知著录。本文拟在考订三峡《四库提要》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批提要底稿的抄写及修订时间，管窥《四库提要》的早期纂修过程及四库馆臣围绕提要的互动情况。
一、三峡《四库提要》稿基本特征述略
三峡博物馆所藏《四库提要》稿1册，册页装，乾隆年间朱丝栏稿本，纸张为四库全书馆专用纸。收录提要凡26篇（29个半叶），半叶尺寸为21×35厘米，半叶10行，行字不等。底稿为工楷书写，凡遇“国朝”“国初”等字皆顶格书写，另有大量行间批注和文末修订意见，涂乙勾画之处甚多。《春秋大全》提要及末叶《明钟惺评左传》提要两处均钤有“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可见此稿曾经四库馆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审阅。多数提要底稿[5]末署“纂修官编修翁方纲”“纂修官编修翁方纲恭校”，部分提要末署“纂修姚”。
多年前，学术界发掘澳门何东图书馆所藏翁方纲《四库提要》分纂稿（以下简称澳门《四库提要》稿）并充分揭示其价值。该分纂稿收录提要982篇，现已出版有影印本及整理本。[6]我们发现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多达19篇提要署名为翁方纲，底稿内容与澳门《四库提要》稿一致，二者字迹亦完全相同，可知三峡《四库提要》稿中署名“翁方纲”的提要应即翁方纲本人所撰。三峡《四库提要》稿与澳门《四库提要》稿有两处不同：其一，澳门《四库提要》稿有翁方纲所撰校阅札记，而三峡《四库提要》稿并无校阅札记；其二，澳门《四库提要》稿内容多有涂乙潦草之处，三峡《四库提要》稿底稿字迹清楚规整。三峡《四库提要》底稿应是分纂初稿的誊写稿，以便于四库馆总裁、副总裁、总纂官等其他馆臣进一步校阅、修订。如《梦虹奏议》提要，其底稿抄写不足一纸即跳至下一个半叶书写。由此可见，抄写提要时纸张部分留白，应是为后期校阅、修订提要所考虑。
三峡《四库提要》稿署名为“翁方纲”的19篇提要当中，有14篇与澳门《四库提要》稿书名重合，分别是：《梦虹奏议》《古史要评》《知白堂稿》《狎鸥子摘语》《隆池山樵诗集》《蠙衣生晋草·楚草·家草》《甜雪斋集》《云湖堂集》《蘧庐诗》《经义斋集》《恕谷后集》《岁时杂咏》《瑞金杨氏五家文钞》[7]及《天台续集》[8]。不过二者仍有不少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三峡《四库提要》稿前注明“谨案”，而澳门《四库提要》稿为“谨按”；其次，三峡《四库提要》稿落款为“纂修官编修翁方纲恭校”，澳门《四库提要》稿无此落款；最后，三峡《四库提要》稿凡列为存目者，均在文末钤“存目”木记，而澳门《四库提要》稿并无此木记。三峡《四库提要》稿中署名翁方纲的提要中，《归田稿》《易学》《春秋左传属事》《樊榭山房集》《雁湖钓叟自在吟》5种书的提要不见于澳门《四库提要》稿，也未见于其他已知文献。
三峡《四库提要》稿册末《群公四六续集》和《春秋大全》2篇提要落款均为“纂修姚”。此外，《明钟惺评左传》提要原无纂者落款，但察其字迹，与《群公四六续集》《春秋大全》完全一致，应也是“纂修姚”所纂提要稿。考察目前所见姚鼐分纂稿中恰有《群公四六续集》一书提要，此提要见于姚鼐《惜抱轩书录》刊本[9]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抄本[10]，与三峡《四库提要》稿中的《群公四六续集》提要内容基本一致。再结合姚鼐手迹，可以判定这3篇提要均为姚鼐所纂，且其中2篇不见于已知文献著录。
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四库提要》稿中有4种书存在一书两提要的现象，分别为《甜雪斋集》《经义斋集》《隆池山樵集》和《瑞金杨氏五家文钞》。
一书两提要的现象，在《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都曾出现过。如罗璧《拾遗》一书有2篇翁方纲提要稿，《周易古今文全书》分别有翁方纲、姚鼐纂提要，[11]《两朝纲目备要》有邵晋涵与佚名纂修官所拟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收录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戴侗《六书故》、王邦直《律吕正声》、顾元镜《九华山志》、冯应京《月令广义》[12]，均为一书两提要，提要文字均有差异。对于一书出现两提要的原因，学者曾作探讨：“综合《初次进呈存目》一书两提要现象言之，不妨推断诸书提要由不同纂修官分别进呈，而四库馆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未作通览改定，《初次进呈存目》仍处于四库馆总纂官汇整编订阶段，一书两提要现象在所难免。”[13]
实际上，“诸书提要由不同纂修官分别进呈”并非一书两提要现象的唯一解释。从三峡《四库提要》稿看，《甜雪斋集》《经义斋集》《隆池山樵集》和《瑞金杨氏五家文钞》4篇提要底稿落款均为翁方纲，但底稿之后又附有重新撰写的提要改写稿，首尾完整，没有纂者落款，字迹则与翁方纲所写底稿明显不同，但与三峡《四库提要》稿中标记为“张阅”“李阅”“曹阅”的四库馆臣修订意见笔迹一致，应是其他四库馆臣的手笔。由此可见，馆臣互改提要也是造成一书两提要的重要原因。
二、三峡《四库提要》稿的抄写及修订时间
署名信息是考察文本作者及形成时间的关键资料。三峡《四库提要》稿在《经义斋集》提要后有标记“张阅”“李阅”“曹阅”的墨笔修订意见，写明了具体修改要求。“张阅”二字下批注：“是集所载奏疏皆关大体，其余诗文，虽非卓然名家，亦尚无浮肤之习。熊为本朝硕辅，似可抄存。况其余讲学诸集，皆列于存目。”“曹阅”二字下注：“赐履所著尚有《闲道录》《道统》[14]《下学堂札记》等书，分别著录……经义斋者，盖圣祖仁皇帝所赐御书斋额，故以名其集。”[15]类似修订意见在目前所见《四库提要》中较为罕见，无疑也是揭示《四库全书》早期提要稿纂修过程的重要信息。20世纪90年代，学者注意到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经籍异同》书前所附提要稿后有“张阅”“李阅”二签，并推测签条应出自四库馆臣，判定张、李二人即是“总目协勘官”中的张羲年、李潢。[16]实际上这一问题值得细究，我们可以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找到考察这一问题的线索。《梦粱录》提要书眉有“六月十二日总裁李于此序删去数句，改云应存其目。今且不细校”。《梦粱录》校阅单有“六月十二日总裁李于小序签上删去数句，谓存其目”。《授经图》提要书眉有“总裁李阅。批云：无所发明，存目可也”。《雅乐发微》提要书眉有朱笔批注：“总裁李批云：亦是老生常谈，存其目而已。”[17]整理者吴格认为，这里出现的“总裁李”当为四库馆副总裁李友棠，此说至确。三峡《四库提要》稿中的“李阅”与《翁方纲四库提要稿》的情况如出一辙，此人应即是李友棠。
对这一判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佐证。乾隆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乾隆帝谕旨任命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四库馆首批副总裁，“李”姓和李友棠的任职时间均若合符节。三峡《四库提要》稿“曹阅”字迹，与目前所见曹秀先书札中“曹”的署名字迹一致，可据此判定“张阅”“李阅”“曹阅”分指四库馆副总裁李友棠、曹秀先、张若溎三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别录·纂修翁第一次分书二十四种》校阅单中，罗璧《拾遗》眉注：“六月十二日总裁刘取阅。”[18]查四库馆总裁仅有刘统勋和刘纶两位刘姓，二人均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被任命为正总裁，刘纶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病逝，刘统勋则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病逝。“总裁刘”应是刘统勋。由此可见，四库馆总裁和副总裁均参与了《四库提要》的早期修订，以往学术界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四库馆总纂官、总目校勘官、纂修官对《四库提要》修订工作的贡献，反而相对忽略了四库馆总裁、副总裁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副总裁署名信息的发现可以更新我们原有认识。[19]此外，此次发现的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唯独《经义斋集》提要后有标明“张阅”“李阅”“曹阅”三位四库馆副总裁的修订意见，推其缘由，可能与《经义斋集》作者熊赐履乃当朝硕儒，馆臣修订此类提要更为慎重有关。
考察三峡《四库提要》稿的成稿时间，有必要回溯《四库提要》的撰写和修订过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20]而据军机处档案，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令四库馆总裁将藏书人姓名附于各书提要之末：
办理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名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今进到之书，于纂辑后，仍须发还本家，而所撰总目，若不载明系何人所藏，则阅者不能知其书所自来，亦无以彰各家珍弆资益之善。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古之家，应即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其官板刊刻及各处陈设库贮者，俱载内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为详备。[21]
乾隆帝这一谕旨明确四库馆臣撰写提要之后，需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这一旨意在三峡《四库提要》稿中有直接的反映，可借以判断这批提要稿的形成时间。据统计，三峡《四库提要》稿有11篇提要采用与底稿笔迹不同的墨笔方式补注进呈书目的来源。如《云湖堂集》提要下补注“江西巡抚海成采进本”，《知白堂稿》提要下补注“孙仰曾家藏”，《甜雪斋集》提要下补注“两江总督高晋采进本”，《易学》提要下补注“浙江巡抚三宝采进本”，《樊榭山房集》提要下补注“浙江巡抚三宝采进本”，《蘧庐诗》提要下补注“浙江三宝”，《蠙衣生晋草·楚草·家草》提要下补注“江西巡抚海成送到本”，《梦虹奏议》提要下补注“江西巡抚海成采进本”，《古文要评》提要下补注“江西巡抚海成采进本”，《群公四六续集》提要下补注“懋柱家藏”，《明钟惺评左传》提要下补注“厂本”[22]，亦即琉璃厂采购本。这里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这些进呈书目的来源信息均为补写，补写时间当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令附载藏书人姓名之后，补注行为应是遵照乾隆帝谕旨添加。其二，11篇提要注明的书籍来源，其格式尚未统一，有的著录为“采进本”，有的著录为“送到本”，甚至有的简写为“浙江三宝”，说明此时提要尚属修改的草稿阶段。到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其格式已统一标注为“某省某人采进本”“某某家藏”。因此，从补注进呈书目来源的信息看，三峡《四库提要》稿的形成时间当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后。
姚鼐为四库馆早期分纂官之一，负责校办各省采进书、拟定提要。姚鼐《惜抱轩书录》收录其所撰提要88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收录提要92篇，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另有新发现的姚鼐所撰提要3篇。据清人郑福照编《姚惜抱先生年谱》记载，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选一时翰林宿学为纂修官，诸城刘文正公统勋、大兴朱竹君学士筠咸荐先生，以所守官入局充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时非翰林为纂修者八人，先生与程鱼门晋芳、任幼植大椿尤称善”[23]。但至乾隆三十九年秋天，姚鼐乞病解官，“先是刘文正公以御史荐已记名矣，而金坛于文襄敏中当国，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门，竟不往会。文正薨，先生乃决意去”。至同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山东泰安”[24]，此时姚鼐已离开四库馆，不再负责《四库提要》分纂之事。据姚鼐在馆、出馆时间，三峡《四库提要》底稿的形成时间当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25]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之间。
如前所述，三峡《四库提要》稿有四库馆副总裁张若溎、李友棠、曹秀先等人标记为“张阅”“李阅”“曹阅”的批注意见。查李友棠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被任命为四库馆副总裁，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离馆出任浙江学政，据此亦可判断这些修订意见形成时间当在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至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之间。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曹秀先、蔡新现在阿哥书房行走，张若溎年逾七旬，俱不必办理四库全书总裁事务。”[26]结合补写版本来源的墨笔批注，可进一步判断三峡《四库提要》稿修订时间应介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之间。
综上，三峡《四库提要》底稿的抄写时间应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馆开馆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姚鼐离馆之间。郑福照所编《姚惜抱先生年谱》已注意到姚鼐《惜抱轩书录》所收提要稿“其中或与提要小异，盖当时总纂官有所损益也……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不遗余力”[27]。以姚鼐现存的提要稿与《四库提要》相比较，可发现二者在体例、内容、观点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不同。实际上，比较翁方纲分纂稿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定稿，二者的区别较大。早期提要稿或分纂稿普遍比较简略，中间经过几度删削、修改，与定稿区别很大，所以不能以同一标准绳之。[28]
三、从三峡《四库提要》稿看《四库提要》早期纂修
学术界认为，《四库提要》的纂修流程，一般先由负责某书校定辑录的纂修官拟出初稿，再由总纂官交由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考证、修改、润饰，形成分纂稿。总纂官再对分纂稿增删改写，形成定稿。如吴格认为：“所谓《四库提要》分纂稿，即《四库全书》编纂初期，四库馆各纂修官校阅图书之整理记录及所撰提要初稿。《四库提要》之编纂，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写初稿，后经总裁等批阅、纂修官改写重撰，最后由总纂官纪昀等修订成稿。现有文献表明，《四库提要》由分纂稿至于定稿付刻，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屡经修改，先后流传，形成不同版本。”[29]也就是说，《四库提要》的纂修大致经过了初稿、分纂稿和定稿三个阶段。那么，此次发现的三峡《四库提要》稿处于何种阶段呢？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乾隆帝即下谕旨：“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厓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30]这里所说的“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厓略”即撰写《四库全书》采进本的提要稿，完成后“粘贴开卷副页右方”。当然，纂修官完成分纂稿初稿后，还需经过修改的过程，方可粘贴于《四库全书》采进本副页。
关于早期提要稿的纂修流程，张升根据乾隆帝谕旨认为：“拟提要稿的程序可推知，纂修官所拟提要，是贴于初办之书的副页之上的。纂修官在拟写提要时可能大都要先起一个初稿，然后对其作进一步修改，再誊抄好贴于原书之内。”[31]他提出《四库全书》采进本提要稿的办理流程为：首先撰写分纂稿，继而在原稿上修改，最后将修改后的提要稿誊抄，粘贴于采进本副页。关于办理流程，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乐怡注意到翁方纲提要稿中某些提要书名前批有“酌”“毁”等字，应非初稿所有，实为后补之字，同时指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分纂官撰写提要初稿后，送交总纂官审阅，总纂官审阅后逐篇提出修改意见，或径修改于原稿，然后连同原稿发还，由分纂官遵改后再送交。”第二种可能：“总纂官审阅提要初稿后，逐篇修改后另行誊清，而将修改意见回馈给分纂官。”[32]鉴于提要数量颇多，该文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应该说，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近些年新见部分《四库全书》早期提要稿均直接粘贴或书写于《四库全书》采进本，如《笔史》《经籍异同》《南夷书》《讲学》提要都有在原稿中直接修订文字的现象。
通过比对三峡《四库提要》稿与澳门《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定稿等不同阶段提要的格式和内容，我们发现三峡《四库提要》稿存在诸多差异，需要加以辨析。
首先，从底稿到修订稿，三峡《四库提要》稿中部分书名、卷数前后有所改动，且与《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存在一定出入。如三峡《四库提要》底稿原有书名为“隆池山樵诗集”，修订稿改为“隆池山樵集”[33]；三峡《四库提要》底稿原有书名为“狎鸥子摘语”，修订稿改为“狎鸥子摘稿”[34]。修订稿的上述改动皆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采用。[35]由此可见，这批提要稿尚属早期修订阶段，其修订对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定稿产生了直接影响。
资料来源：[清] 翁方纲等纂：《四库书目稿册》，第7、6、6、11叶；[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606、1529、1638、1603页
其次，我们择取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各阶段提要内容较为完备的《云湖堂集》《甜雪斋集》《群公四六续集》3篇提要加以比较。
资料来源：[清] 翁方纲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第315页；[清] 翁方纲等纂：《四库书目稿册》，第1叶；[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第1633页
《云湖堂集》目前留存有澳门藏翁方纲分纂稿、三峡藏翁方纲纂提要稿和《四库全书总目》定稿三个不同阶段的提要稿。澳门藏翁方纲分纂稿较为简略，涉及《云湖堂集》作者籍贯、履历及著作。三峡《四库提要》底稿与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将“谨按”改为“谨案”；“或存目”改为“存目”；增加提要撰写者落款“纂修官编修翁方纲恭校”。三峡《四库提要》修订稿在底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书籍来源“江西巡抚海成采进本”，同时增加注明《云湖堂集》各卷情况，“第一卷曰《湖山诗集》，二卷曰《北征诗》，三卷曰《南归诗》，四卷曰《寓情诗》，五卷曰《赠怀诗》，六卷曰《离忧诗》”。这两处增加的文字皆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全部采纳。需要指出的是，澳门藏翁方纲分纂稿将易学实的籍贯著录为“雩都人”是准确的，三峡《四库提要》稿却又讹作“宁都人”，可见修改过程中有所疏失。
资料来源：[清] 翁方纲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第313页；[清] 翁方纲等纂：《四库书目稿册》，第2叶；《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7册，第600页；[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〇，第1626页
《甜雪斋集》提要目前留存有澳门藏翁方纲分纂稿、三峡藏翁方纲纂提要稿、纪昀删定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四个不同阶段的提要稿。三峡藏《甜雪斋集》提要稿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时保存了底稿、修订稿和改写稿。应该说，这一提要稿在各阶段修订的过程记录较为清晰、完整，颇具价值。澳门藏翁方纲分纂稿所述较为简略，涉及《甜雪斋集》作者履历及著作内容。三峡《四库提要》底稿与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为将“谨按”改为“谨案”，增加提要撰写者落款“纂修官编修翁方纲恭校”。二者较大差异之处有三：其一，三峡《四库提要》修订稿在底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书籍来源“两江总督高晋采进本”。其二，修订稿将“著”改为“撰”。其三，修订稿增加了对著作优劣的评判：“气体卑弱，俱无足取，前有思恭自序，不免惓惓于竟陵，其所宗尚可知矣。”馆臣给予了偏向贬义的评价。三峡《四库提要》改写稿删略了部分文字，将“不免惓惓于竟陵，其所宗尚可知矣”删去，改作“大旨以竟陵为宗”。纪昀删定提要稿又对三峡《四库提要》改写稿进行了部分增删，将“气格卑弱，俱无足取”改为“气格纤琐，皆无足取”，末句还增加了“宜所造如是也”。再对比《四库全书总目》定稿，纪昀删定提要稿除了多一句“宜所造如是也”外，与定稿文字一致。
资料来源：[清] 翁方纲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第438-439页；[清] 翁方纲等纂：《四库书目稿册》，第14叶；[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第1736页
《群公四六续集》目前留存有姚鼐分纂稿、姚鼐纂三峡《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定稿三个不同阶段的提要稿。姚鼐分纂稿与三峡《四库提要》底稿相较，格式和内容均有一些差异。在格式上，三峡《四库提要》底稿增加了提要撰写者落款“纂修姚”；在内容上，三峡《四库提要》底稿对分纂稿的评价作了一些调整和修订，将“其人品猥下者，往往不择所与，极口赞扬，阅之使人憎恶，如此集中方云翼、葛谦白等贺秦太师启皆是也，选此者不甚有识”，改为“其人品猥下者，往往极口赞扬，阅之使人憎恶，如此集中方云翼、葛谦白等贺秦太师启皆是也”。三峡《四库提要》修订稿在底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书籍来源“范懋柱家藏本”，同时说明系“无编辑姓名”。评价亦与底稿略有出入，改为“又其人品猥下者，往往不择所与，极口赞扬，阅之使人憎恶，如此集中方云翼、葛谦白等贺秦太师启皆是也。大概选此者不甚有识”[38]。《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则将修订稿“无编辑姓名”改为“不著编辑者名氏”。内容上《四库全书总目》亦作了较大的精简，特别是将著作评价改为“所录无非应酬泛语，无足采录。如方云翼、葛谦白等贺秦太师诸启，尤秽简牍也”[39]。
通过上述三篇典型提要的分析，可以看到，三峡《四库提要》稿与目前已知的《四库提要》稿均存在一些差异，较之早期分纂稿增添、删改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对作者及著作优劣的评价文字，给予明确的褒贬意见。此一现象在三峡《四库提要》稿中较为普遍，例如《梦虹奏议》提要修订稿在底稿基础上增加了一段评语：“此本乃列谏疏于讲学疏后，盖明人以讲学为至荣，故其子孙沿袭旧习，视为第一大事，取以冠编，而不计其年月颠倒也。”[40]《狎鸥子摘稿》提要修订稿在底稿基础上也增加了评语：“皆词意浅薄，无足观也。”[41]上述书籍皆列于存目，结合前文的考察，这些评语应是四库馆副总裁所为，充分体现了四库馆总裁于敏中提出的“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42]这一思想，也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清廷的官方意见。三峡《四库提要》稿的修订意见又多为《四库全书总目》定稿所采纳，显示三峡《四库提要》稿与最后的《四库全书总目》定稿存在密切的承继关系，直接影响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成稿。
四、余论
学术界曾发现粘贴于《四库全书》底本上的多篇《四库提要》，包括郑际唐《笔史》提要稿、姚鼐《经籍异同》提要稿及程晋芳《南夷书》提要稿各一篇。其中郑际唐所撰《笔史》提要稿[43]附于《四库全书》进呈本《笔史》卷末，另纸书写，粘贴于卷末，提要左方钤“存目”木记，右方书“已办”二字，末署“纂修郑”[44]。姚鼐所撰《经籍异同》提要稿[45]附于《四库全书》进呈本《经籍异同》卷首，另纸书写，粘贴于卷末，提要左方钤“存目”木记，末署“纂修姚鼐”。此提要右侧有行书批语: “分二部，另作提要。”稿后有“张阅”“李阅”二签。程晋芳所撰《南夷书》提要稿[46]书于《四库全书》进呈本《南夷书》卷末，系直接在卷面书写，末署“纂修官程晋芳”，后钤“存目”木记。[47]励守谦所纂《讲学》提要稿，[48]附于四库底本《讲学》书之前。[49]这4篇提要的共同特点都是直接书写或另纸书写于《四库全书》采进本或底本书前或卷末。我们发现其用纸、行款、修订格式及钤印，均与三峡《四库提要》稿一致，皆可归纳为四库提要稿中的同一种类型。
有学者把《四库提要》划分为分纂提要、汇总提要、刊本提要、书前提要、总目提要5种类型。[50]从我们考察的情况看，三峡《四库提要》稿并不能完全归入以上类型之中，它是已知诸多提要稿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早期提要稿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批提要具有较为突出的共性特征：其一，三峡《四库提要》稿与《四库全书》采进本关系密切，绝大部分为采进本所撰提要，且这批提要大多数列为存目。其二，书写格式相同，前有“谨案”，后书“纂修某（恭校）”。其三，钤印相同，都有“存目”木记。其四，用纸、行款相同，均为朱丝栏白棉纸，半叶十行。从时间上看，三峡《四库提要》稿晚于《四库提要》分纂稿，早于《四库提要》汇总稿。[51]从文字内容看，三峡《四库提要》稿已经具备了《四库全书总目》定稿的雏形，在分纂稿基础上增加了对作者及著作的褒贬评价，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定稿的基本架构。此前就有学者指出：“分纂提要与库本提要、总目提要之间，缺乏明显的过渡。”[52]三峡《四库提要》稿在性质上应属《四库提要》的修订过渡稿。
关于《四库提要》的办理流程，学术界曾作过探索：“首先由各位纂修官对图书进行校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拟好提要稿，然后将应刊、应抄、应存目三类书汇总为校阅单，经总裁官审核后确定取舍；最后将各位纂修官提交的校阅单汇总到一起，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列出应刊、应抄、应存目书单，与《四库》提要同时进呈。”[53]这些办理流程的细节以往学术界并不太清楚，该文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考察新见三峡《四库提要》稿，可以补充、完善《四库提要》办理流程的具体细节：首先由分纂官阅看相关书籍，草拟分纂稿，内容包括书名、籍贯、履历等基本要素，同时注明“应刊”“应存目”“不应存目”初拟建议。其后又由分纂官工整誊写一遍，再将誊写稿交由四库总裁、副总裁修订，补充评判优劣意见，继续讨论是否应抄、应刊。修改批注后的提要稿粘贴于《四库全书》采进本副页，由总纂官酌定最后意见，钤盖“存目”等木记。三峡《四库提要》稿中多篇提要钤有“臣昀臣锡熊恭阅”朱文长印，表明提要稿仍需经过总纂官的阅定并拟定最终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此次发现的三峡《四库提要》稿不仅数量可观，且文献价值高。比勘目前已见翁方纲、姚鼐《四库提要》分纂稿与三峡《四库提要》底稿，三者内容基本一致，但三峡《四库提要》稿修订文字则未见于其他分纂稿，且部分修订文字为《四库总目》定稿所采用。三峡《四库提要》底稿的抄写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至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之间，修订文字形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九月间。从时间上看，三峡《四库提要》稿晚于分纂稿，而早于提要汇总稿，应属《四库提要》修订过渡稿，保留了修订过程中的原始面貌，对于厘清早期《四库提要》的纂修过程、格式、提要修订人员等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此据作者修订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项旋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