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华春莹一起长大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她的一张照片
朋友转来一篇文章：许久没露面的华春莹去哪了？（点击可看）
被这么一提醒，我也意识到：好久没在新闻里看到她了。
说来也有趣，凡是与她相关的话题，总会有人第一时间推送给我；有关于她的传闻，也会跑来跟我求证，好像我是她的姐妹。比方2012年她被宣布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当晚，好多人发来贺电，恭喜我。好像就是我本人似的。
我对于华春莹的记忆，大多跟童年有关，那时，仿佛一直是夏天；而她，永远是沉静而温和的。
我感觉，好像一出生就跟华春莹是邻居，这至少说明，从我开始有记忆，她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
华春莹的优秀不是横空出世的，小学、初中、高中，我们一直在同一所学校，她高我一届，小学时，她一直戴三道杠：大队长。
到了中学，没有三道杠，她好像是班长和学生会主席——中学有学生会吗？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她在哪所学校，最受瞩目的那个学生肯定就是她。
每次学校需要人在主席台上发言、朗诵什么的，她都是必然的人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普通话都不好，那时候我感觉她的普通话真是标准啊，比很多老师都标准。语速倒是不快的，但也没觉得慢。
现在知道，记忆里很多东西都不一定是对的。
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前后排，都是平房，她家的厨房对着我家的门。放假的时候，她经常会在厨房里出现。作为家中长女，她好像承担了一些家务。
院子里的长辈应该都记得，华春莹有个小名“小卫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卫星”）。她妹妹的小名我也记得——“钱小二子”（华春莹随妈妈姓，她妹妹随父亲姓，性格也跟姐姐迥异）。他们家邻居是我同班同学，叫“朱大胖子”。
很显然，跟后两个小名相比，“小卫星”这个名字起得还是比较用心的，很有点像古人在名之外还有“字”“号”，总是寄托了些什么。
我们住的县委大院，虽说都是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但也分出三六九等。小卫星的爸爸妈妈属于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非常金贵的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出身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很多，他们这些人家里的书都比较多，父母对子女的管束相对较严，孩子们往往显得文雅有礼貌。
我则属于城乡结合部——父母也是小干部，但又没有完全洗干净泥腿子。喜欢看点书，也喜欢疯玩瞎玩。比方我小时候会爬树，翻墙头，到现在额头还有从墙上摔下留下的一块疤——当时觉得自己头摔漏了一个洞。这种疯狂的事情，“小卫星”是不会做的，“钱小二子”也不做。
她打网球，我打羽毛球。以后我拍一个同款的照片对比一下
小卫星和我同年，比我大月份。她走路很有特点，有点内八字，因此走路有点扭扭捏捏。印象中她不像是擅长运动的，但每次运动会好像也少不了她。现在想想，那大概就叫重在参与、有集体荣誉感吧。
小卫星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懂礼貌，像个小大人，所以她在院子里并没有什么朋友——我猜的
，甚至意味着你在同龄人中属于不那么受待见的。我印象中，总有几个女孩子会聚在一起说她的是是非非，甚至当面挑衅。她从来没有气急败坏过，也没有委屈过。她好像总是云淡风轻地对待那些流言和挑衅。这样的事到了高中，就不再有了。
她做外交部发言人，有时新闻会写她“怒怼”，以我对她多年形成的印象，那不是她的作风。每当看到她的名字与这个词相连，我的心都有点痛。
因为她太稳重了，又太自律，我们不大玩得到一起。不过她肯定不孤单，她的时间都用来汲取各种知识了。偶尔我沉浸于阅读中时，也能明白，那种人生体验，真是很宝贵的。小时候的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快乐；而她，则拥有很多幸福。
80年代，有电视机的人家不多，他们家是县委大院中比较早有电视机的，但肯定也是整个院子里打开率最低的。即使放暑假，她也很少看电视。我家很迟才有电视，所以我只好到处蹭电视看。印象中，我在她家看过《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科幻电视连续剧。
我们捉迷藏的时候，她在看书；我们抓知了的时候，她在看书；我们玩地雷、爆炸的时候，她在看书。看书，看书，看书，她总是在看书，所以她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比较早戴眼镜的。现在她在电视上不戴，估计是戴了隐形眼镜。
时间晃晃悠悠地，1988年，我们终于不再同校了。华春莹进了南京大学，我上了高三，班主任杨钦老师也曾是华春莹的班主任。她对我们这个班诸多不满，我后来总结出来，其实她不满的是我们班没有“华春莹”。
杨钦老师最热衷于表扬上一届，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自习课上，教室里进来几个小混混，指名道姓地喊“张*春给我出来”，气焰极为嚣张。全班同学都愣住了，那位被叫到的男生脸都吓白了。这时候华春莹站了出来，厉声呵斥那几个小混混。那几个小混混也被她镇住了，灰溜溜地走了。
30年过去了，这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脑海里总是会想像她以柔弱之躯、慢条斯理的语气，不怒而威地喝退一帮小混混的场景。
以往，华春莹留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稳重、彬彬有礼，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以绕道走的方式对待那些年里承受的非议和挑衅，并不是出于胆怯。她比我们都更有勇气，这么多年里，她从小学时的大队长，到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并非全是老师的偏爱。
1989年，我也上了大学。南师和南大离得不远，偶尔我会去找她玩。南大食堂的伙食比南师好。她住的宿舍好像是8舍，很老旧的中式建筑，宿舍里8个女生，每张床都挂了蚊帐，并用帘子遮挡出一个专属的小世界。
大学时我还为她过过一次生日，应该是1990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一直记得那天是4月24日。30年过去了，我牢固地记着这个日期，从来没有人跟任何人求证过，就认定了这就是她的生日。
等到她成为外交部发言人，我查她的简历，最着重的是看她的出生年月：1970年4月。对她的介绍并没有详细到日期，但我坚定地相信：就是24日，没错的。
后来，我终于拗不过自己的玩心重，和稳重、踏实的她渐行渐远，虽然寒暑假偶尔会见到，但并没有太多深切的交往。
慢慢地，我们就从一条路上的人，变成了折叠时空中永远难以交汇的两个点。
“小卫星”，在自己的舞台上愈发耀眼，而我，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台下看她、听她，欣赏她，心疼她，也祝福她。
当然，我也终于有比她厉害的地方：我的普通话说得比她好。
有的时候看到她的照片，我会悚然一惊，感觉有点像镜子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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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计划写一写我记忆中的淮阴县城。我的活动范围大致是，最东到县化肥厂，最西到缫丝厂；最南是南大桥，最北是小营。
地标性建筑将涉及但不限于：县委大院、一院家属区、卫红小学、县中、百货公司、前进路、淮阴县电影院、回民墓地、酱醋厂、糖厂、粮店、机面房……
如果各位有相关图片或文字资料，请提供。感谢。
如果有兴趣一起回忆，欢迎。
我妈仍住在县委大院，断壁颓垣外，是淮阴县城中心的一处神秘之境。照片拍摄于201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