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最接近现代文明的宋朝，为何会有“农奴”和“杀婴”的恶俗

作者：文山樵人   校正/编辑：莉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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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外历史学者有一个大约的共识，即宋代是最接近现代社会的中国古代王朝。

但是我国历史述事范围广漠，时间跨度更是动辄参与商，尽管史料浩瀚，不免仍殊有未尽。

而就是一度被网友力推为“最佳穿越目的地”的宋朝，竟存在着许多原始愚昧的陋习愚行。

• 农奴制

农奴制又称封建领主制，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剥削奴役农奴的经济制度。一般认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除了西藏云南个别地区外基本都已向雇佣性质的佃户制过渡。尤其是宋朝，土地兼并现象远不及明清两朝那样骇人，更没有爆发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似乎农民的压迫不至于过甚。

但是出乎今人意料之外的是，农奴制度在宋朝（至少至北宋时期）仍在中国广大地区普遍存在。视乎江淮及之南，巴蜀仰之西，浙闽迎以东，各路州县皆存此状况，所异不过多寡轻重而已矣。

有史具载：“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

很明确，田客亦即佃户，不得到地主的许可以及凭证，就不能自行迁移。这已经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带有典型农奴特点的人身依附关系，即农奴之身附着于土地，也就自然依附于土地主。

 

佃农被地主禁锢，迁移还要凭证，说明已经形成了成套的规章制度。而且既言“旧条”，说明是成规久已。不过自两汉以后，直至李唐，未见有此等事记载，也许是五代乱世，豪强擅专强行成例。但是在宋仁宗天圣年十一月，仁宗下旨废止此旧条：“自今起，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需要天子御诏廓清，足见旧条不是民间俗成那么简单，应该原本也是正规法令。

《宋史·刘师道传》里说：

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凡租庸调敛，悉佃户承之。

这类投靠而来的旁户，一般“相承数世”，子孙世代为奴，更是农奴无疑。

• 杀婴恶俗

宋代社会发达，文明程度领先同时代大多数国家。宋代已有水龙会（消防局）、仪制令（交通法规）以及救济院等完备的社会公共管理服务机构，生活习惯高度接近现代，然而大家所不熟悉的是，宋代竟存在有一种堪称病态的丑恶习俗——杀婴。

这个残忍的陋习，更行盛于南方诸省，荆湖南北两路（即今之湖南湖北）、皖闽尤烈。

有个词叫“生子不举”，说的就是此事。

苏轼的《与朱鄂州书一首》中曾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以及“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一个“例”字足可知溺毙子女早已成为作为一种习俗，以宋人之开化竟仍致狃于此故习，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弑杀幼儿可谓极其残忍，更别说是亲生骨肉。所以也有不忍心亲自下手的父母，便将婴儿直接弃之荒野，倘如此必定葬身野兽口腹，死无全尸。所以许多父母还是选择浸于水盆之内溺毙，过程中把脸狃向后面，或者干脆紧闭双眼。对于这一惨状同在《与朱鄂州书》之中苏轼曾有泣血描述：

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辄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想想其情其景，真是人间惨剧，不忍卒睹。

《宋会要·刑法二》五七亦曾记述：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

“薅子”，真是一个血淋淋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多少令人胆寒发指的罪恶和幼小的孤荒冤魂。

至于薅子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是出于供养的经济压力。所以大都发生在贫苦之家。宋代有征身丁钱，按家庭人口收取的苛捐杂税，显然是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二六也有所载：

访闻湖广等处州县……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甚伤风俗。

神宗绍兴年间的礼部尚书刘大中曾上疏奏言称：

浙东之民苦贫有不举子者……生女者例不举。人伦崩坏，实伤天理。

南宋名臣虞允文亦有悲悯之言：湖、处州……因苦乏生子不举，有伤风化，至惨至绝。

《塵史·惠政门》载：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

因为这种行为已近变态，按今时说法，实可按反人类罪论处。久之朝廷也无法容忍，连续颁布法令予以禁止。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大礼赦：可令逐路诸军，检举见行条法，令于县镇乡村晓谕，严行觉察，许人陈告。

光宗绍熙五年九月，明堂赦：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仍仰监司严行觉察，毋致远戾。

徽宗政和二年七月，上有诏：委守令以禁戒之，联保户以督察之，仍委监司按察。如有违犯，重寘于法。

法令虽是明禁，奈何“乡野习以为常，人不知畏……不遵官禁而固守土风。”

直到高宗南渡，仍多次诏谕防禁薅子。之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也不断强调，足见此恶俗屡禁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著名政治家章得象、章惇；南宋的主战派人士胡寅皆是被人从“薅子”盆之中拯救而死里逃生的。其中的章得象得救经历还颇具传奇色彩。《孙公谈圃》记述：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时家妪将不举。凡灭烛而复明者三……家人惧甚，遂收养之。

有关杀婴的史料甚多，大约到宁宗朝之后，渐渐少见于文献，但是其原因并非恶弊得以革除，而是战乱致使载籍残失，更或者是朝廷州府眼见法令如同空文，转而放任随流，不闻不问。更不知有多少嗷嗷小儿惨遭毒手，能像章得象那样幸运的只是少之又少，沧海遗珠。

现代研究一直认为，宋代时期文化空前兴盛，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庞大的社会文化族群将儒学的忠孝礼仪层层渗透至乡村田间。民风之开化甚至还超过之后的明清两代。然而就在这样的景况下，竟然还广泛普遍地发生残杀小儿的变态丑行，全不顾骨肉亲情，人伦天理。

参考资料：《宋会要·刑法二》《宋史》《道山清话》《宋会要·食货一二》《塵史·惠政门》《塵史·风俗门》《孙公谈圃》《齐东野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