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史记》是中国史学第一书,太史公是中国史学第一人。太史公的伟大,看《史记》的体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对这个体例,李零先生总结得很好:本纪相当于一棵大树的主干,世家相当于分枝,列传相当于枝叶。
《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个本纪,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独秦有两个本纪,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秦本纪》,一个是《秦始皇本纪》。问题马上就来了,司马迁创造了一姓一本纪的编写体例,为什么又要违背这个体例?都是秦的历史,它在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是连续的政治体,为什么要分设两个本纪呢?这是当代学者也在思考的问题。一般的理解认为,司马迁有他专门的用意,秦对司马迁的意义和夏商周不一样,而且超过了夏商周。秦对汉代的人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夏商周却是古代史;这对司马迁来说能不重要吗?秦的历史关乎汉王朝为什么能成立及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他对秦要做综合、全面的回顾和理解。
司马迁的理解分为两方面:秦统一前的发展是铺垫,就是《秦本纪》,写秦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大约五百到六百年的发展。始皇上台之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变,《秦始皇本纪》将之描写得非常细致,它分为三个小阶段:秦攻拔六国,秦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记》很关注巨变中的细节。同时要原始察终,揭示秦王朝兴亡的原因,为汉王朝合法性寻找理由。当然,《史记》不只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还是一部生命史,是众多的生命汇聚成的历史长河。总之,司马迁对秦的历史比较看重,所以分设了两个本纪。
如果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考古感兴趣,最基本的阅读文献就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读《史记》一定要读“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时出现将二家或三家注解并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最早的合刻本是南宋时的黄善夫刻本。后来在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为官版善本精品。1959 年,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后世研究《史记》比较有名的著述,有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以及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相关部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地下的材料来考证纸上的文献,最有名的当推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有一位前辈陈直先生,他对瓦当陶文的研究特别精深,写有《史记新证》和《汉书新证》,用金石汉简、铜陶器铭来印证《史》《汉》,创获颇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记》还应该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用考古学新的发现、收获和认识,来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修正、完善和补充。
所以,这本小书是以《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在对正文文本简单考证后,我会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解答。全书共有八讲,涉及二十个学术问题。
秦历史发展的概况,最重要的参考书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荐给读者。该书成书比较早,1981 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到现在学术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调往北京,1997 年去世,终年63 岁,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是无出其右者。林剑鸣先生是陈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 年西北大学专门开过一个会议纪念他,大家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秦史稿》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一本能与之媲美的系统的秦史著作,希望将来有人能有志于这个事业。《秦史稿》出版到现在将近30 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还没有一本系统性的著作,来专门讲秦的历史。

我将秦史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西周—春秋早期,约三百年。年代下限是公元前677 年秦德公居雍,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共327 年。从公元前677 年秦德公居雍至公元前350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
晚期:战国中期—秦统一后,共143 年,从公元前350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
这个分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林剑鸣的认识角度不太一样。林先生是把秦建国之前作为周人附庸的时期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与我们现在习惯的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虑到了秦都城的迁徙特点:中期基本是雍城时期,晚期相当于咸阳时期。而且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秦物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面貌上的变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迁都咸阳之后,秦施行变法,文化面貌又发生巨变。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谈过,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发生了跳跃式的巨变,此前此后像两个文化,脱胎换骨。除了葬俗没变,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在内全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巨变的原因在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个阶段秦国落伍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之后颁发求贤令,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耻辱感。秦国“僻在雍州,夷狄遇之”,东方诸侯把它当成夷狄来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赶超心理,他要变法,要图强,要大幅度地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有大量东方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看起来很相像,但和之前秦的铜器在发展脉络上不衔接。这种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发展的断裂。
它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其他列国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发展,从器物群的演变来看,旧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产生是此消彼长的,是渐变式的;秦文化却发生突变或巨变。我对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物质文化面貌的情况,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断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变法。把春秋早期归入到早期阶段,是因为当时虽然秦已经建国,成为一方诸侯了,但其物质文化面貌和西周还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却隔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将之断开。
左 凤翔长青镇鹿蛇纹瓦当;
右 雍城豆腐村鹿蛇纹瓦当(采自雍城考古队资料)
上面讲的是秦的时间发展,现在讲秦的空间发展。
学界常说秦有九个都城,八次迁徙。从西往东迁徙,秦人的力量逐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发展壮大。现分述之。
秦的“九都八迁”(据田亚岐,2015 年)
秦的第一处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从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秦襄公立国的时候还继续作为秦的都城。它作为中心都邑存在的时间大概有200—300 年。可以把“西犬丘”这个词分解一下,每个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汉时有专门的含义,就是指西县。秦汉已经实行郡县制,西县在今天甘肃的礼县。秦国早期的好几处都邑,名字前面都带了个“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为都在秦汉西县的范围之内。2004 年,我们全面调查了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西犬丘。
有西犬丘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东犬丘”?的确,在甘肃以东的陕西、山东还有犬丘,而且不止一处。陕西关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兴平市,周名犬丘,秦名废丘,汉名槐里。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古代县城遗址,即阜寨乡南佐遗址,规模很大,面积约300 万平方米,秦砖汉瓦随处可见,俯拾皆是,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期。更东面的山东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学者们产生联想:秦是不是在东边的犬丘也居住过,后来西迁把地名也带过去了?这个观点目前还缺乏证据,仅仅因为地名相同是不足为据的。
六八图遗址在红河水库,名字跟元代的地名有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秦人的都邑西垂(西犬丘)在杨廉川水,也就是今天的红河。
第二处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国之所以叫秦,最初来源于“秦”这个地名。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繁息”,周王很高兴,就把他封到了秦这个地方。后来非子的后人逐渐发展壮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系后代。秦汉时期有县、乡、亭、里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秦”设有邮亭,又叫“秦亭”。2005 年、2008 年我们两次调查天水地区渭河北岸的牛头河流域,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非子的封邑——秦邑。西周时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于被封在秦这个地方,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这个人群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王国、帝国,名号也不改变,这就是秦人称号的来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个人拿着杵在臼里舂米,是一个象形字。
清水李崖遗址(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资料)
第三处都邑被认为是“汧”。今天关中西部宝鸡地区有一条汧河,还有一个汧阳县。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迁到了“汧”这个地方。但《秦本纪》里没有这条记载,所以,很多学者不承认“汧”曾经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汧就在今天陕西的陇县。陇县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关心也很认可皇甫谧的记载,甚至开发出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比如陇县的“秦源文化园”。
上世纪80 年代在陇县县城东南4 公里、汧河西南岸的边家庄发现一处秦国墓地,发掘出春秋早期的铜五鼎墓,表明那里有高级别的贵族聚落。在墓地东南3里有一座磨儿塬古城,曾被认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但我们调查发现该城城内大范围分布着汉代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夹杂汉瓦,是一处汉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说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证实。
陇县边家庄春秋墓出土铜器
第四处都邑是“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就是汧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处。《秦本纪》说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 年)在汧渭之会营建新的都邑,也是秦人进入关中后的第一处都邑。南北向的六盘山—陇山是渭河北岸东、西支流的分水岭,西边支流有牛头河,东边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泾河。渭河穿越陇山的峡谷险峻狭窄,不宜人马通行,在古代,翻越陇山需循其两侧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于今甘肃清水县,就在陇山西侧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东翻过陇山就到达汧河、泾河上游,沿着汧河顺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会。
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有东夹角和西夹角。西夹角有贾村塬,地形高陡;东夹角有三畤塬,地形低平。2008—2009 年,我们全面调查汧河下游地区,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汧河下游春秋时期遗址分布
第五处都邑是秦宪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阳。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 年)“徙居平阳”。今陕西宝鸡还有阳平镇,平阳就在阳平,西距汧渭之会不远。平阳作为秦都只有37 年的时间。上世纪70 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武公钟镈的窖藏,为寻找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五处都邑均处在秦史的早期阶段,可称之为秦的早期都邑。这其中可能还遗漏了一处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说秦宪公“居西新邑”。有学者认为这个“西新邑”就是平阳,但我认为它在秦汉西县的范围内,在甘肃而非陕西。
平阳与汧渭之会、雍城相对位置示意图
第六处都邑是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城南。从秦德公居雍到秦孝公迁都咸阳凡327 年,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8 位秦公的统治。正是在雍城时期,秦国发展成为可与晋、楚比肩的大国。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了雍城的基本面貌:城址位于纸坊河与雍水河之间,面积约10 平方公里,城内多处地点发现有朝寝、宫室、宗庙建筑和作坊遗址,在城南分布着秦公陵园。
雍城秦公陵园位置示意图(据雍城考古队资料)
第七处都邑被认为是泾阳。《秦记》说秦灵公“居泾阳”,但《秦本纪》中并无这条记载。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认为,秦灵公时向东北扩张领土,与三晋争霸,因此徙居泾阳;这个泾阳不是汉安定郡的泾阳(在甘肃泾河上游),而在高陵以西的泾河下游,也就是今陕西泾阳县境内。由于灵公及其子孙都葬在雍城,所以王国维认为灵公虽然徙居泾阳,但并未定都,而是作为经营东北的据点。但其位置在哪儿,到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2009 年我们曾调查泾阳县中张镇的王浩遗址,在泾河北、王浩村南,面积约24 万平方米,堆积丰富,采集到秦的云纹瓦当。该遗址是否与秦灵公所居泾阳有关,还需要确认。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金器
第八处都邑是栎阳。《秦本纪》说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遗址在今陕西西安阎良区的武屯镇。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勘探出一个面积约400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城址,有城墙、门址、干道、建筑基址等。2013 年以来重新启动了栎阳城的考古工作,结果发现80 年代勘查的城址其实包括两座古城(一号和二号),在它西面1500 米处又发现一座古城,编为三号。三号古城出土葵纹、动物纹瓦当,以及带“栎阳”字样的瓦片,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应即秦献公所建的栎阳城。
事实上,秦最后一次迁都是从雍城迁到咸阳,《史记·商君列传》说“秦自雍迁都之(咸阳)”,秦孝公将都城从雍城直接迁到咸阳。栎阳相当于一个前敌指挥中心,并不是经常居住的都城。秦献公当时想收复河西之地,即黄河以西、陕西的北洛水这一块,包括陕西的韩城、澄城、大荔,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这里一度被魏国所占据。魏国当时出了一个军事家吴起,镇守魏国的西河郡,彼时秦国如骨鲠在喉,如芒刺在背,因为整个关中东部都被魏国占据,国家毫无安全可言,魏军可沿渭水兵临城下。秦献公于是把作战指挥中心东移,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把河西地夺回来。秦真正、彻底夺回河西地是在秦惠文王时期,那时的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秦公簋及铭文
第九处都邑是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 年)迁都咸阳,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 年)秦灭亡,咸阳作为秦都达143 年之久。遗址在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汉代称之“渭城”。秦都咸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秦惠文王时的咸阳还局限在渭河以北,昭王以后都城扩展到渭河南岸。在都城西郊的咸阳塬上和东南方向的骊山西麓,都发现了战国秦王的陵区。骊山北麓则有秦始皇陵。
秦咸阳“ 水神骑凤”空心砖
秦的世系比较长,其中早期世系如下:
传说中秦人的始祖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载。黄帝是华夏始祖,葬于桥山,在陕西黄陵县。《汉书·郊祀志》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成之日,有龙下迎,黄帝乘龙,群臣后宫共骑者七十余人,一起升天。颛顼的都城传说在帝丘,“丘”是东方的地名,东方地形多为丘堆,一个个圆丘形,或者说鼓起的土包包。帝丘在河南濮阳,颛顼一族是东方的族系。西北地形多为“原”。陕西、甘肃是黄土高原地形,从下面看很高,但顶部很平坦。现在水土流失比较厉害,沟沟岔岔,沟壑纵横。
女脩是颛顼的孙女。大费(伯翳)辅佐大禹治水,大禹一度想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伯翳,说伯翳很有功劳,但伯翳推给了启。大费的大儿子大廉又名鸟俗氏,二儿子若木又称费氏——大费后裔的名字里很多都带费字。后来又有孟戏、中衍、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非子。成是大骆的长子;非子不是嫡子,是庶子,被封在秦。非子的儿子是秦侯,再下来是公伯、秦仲、庄公。庄公的大儿子是世父,次子是襄公。襄公时秦开始成为诸侯,然后是文公、静公、宪公。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金箔饰片
秦早期的世系有两个特点:第一,中潏之前的世系有很大缺环。大费与夏禹同时,相当于夏代的早期;费昌为商汤驾车,相当于商代的早期。前后整整隔了一个夏代。夏代按文献说法有400 多年,从大费、费氏到费昌之间肯定有缺环,这已经不可考了。孟戏、中衍与殷太戊同时,相当于商代早期;中潏、蜚廉为殷纣王臣下,纣王已到商代末年,是商代最后一个王。商代有400 多年,从孟戏、中衍到中潏、蜚廉肯定隔着代,而且不止一代。总之,中潏之前的秦世系是有严重缺环的,中潏之后一代代却很完整,没有失载的现象。中潏的儿子是蜚廉,蜚廉的长子是恶来,次子是季胜,由此分为两支:恶来这一支是秦人,季胜、孟增、衡父、造父这一支就是赵人的祖先,赵即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赵”。赵人的祖先和秦人的祖先往前追溯,是同一个祖先,秦赵共祖。在探讨秦人来源的时候不能把赵人撇开,他们是一家人,这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从秦侯开始有明确的纪年。非子在位多长时间不可知,《史记·秦本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等没有提到,《史记·三代世表》也没有讲到。但《秦本纪》记载秦侯在位时间10 年,公伯在位3 年,秦仲在位23 年,庄公在位44 年,襄公在位12 年。纪年可以一年年从后往前推,相当清楚。庄公、襄公的纪年,每一年都可以和周王的纪年相对应。比如秦襄公元年相当于周幽王五年,即公元前775 年;往前推的话,秦侯即位于公元前857 年。关于秦人早期的世系,这两个特点是需要知道的。
文章节选自《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梁云 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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