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军 | 新版《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勘误与辑佚：以《贞宪公张承业碑》为线索
顾春军，文学博士，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论文曾在《民族艺术》、《中原文物》、《文艺评论》、《文化遗产》、《民俗研究》、《民族艺术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社会科学动态》、《黑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本文原刊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感谢该刊及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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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承业是晚唐五代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为其立传。《贞宪公张承业碑》是元代张鼎新依据《旧五代史》撰写的碑文，主体框架基本保留了《旧五代史·张承业传》的主要内容。从清代邵晋涵辑佚《旧五代史》，直到今人陈尚君等学者重新整理《旧五代史》，均没有留意到保存在《山西通志》中的《贞宪公张承业碑》，比勘墓碑志文与张承业传记，就可以校勘、补充《旧五代史·张承业传》的错讹和佚失。
关键词
五代 张承业 墓碑 旧五代史 勘误 辑佚
近年来，以陈尚君先生为代表的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对《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再次做了整理，两书均在2015年8月由中华书局付梓刊印，整理工作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清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传世文献中辑录《旧五代史》，还是今人在陈垣等上辈学者所校勘的《旧五代史》基础上的再整理，均没有留意到清代《山西通志》中的《贞宪公张承业碑》一 文。《贞宪公张承业碑》是元人张鼎新依据当时流布的《旧五代史》之卷七二《张承业传》写就的，依据《贞宪公张承业碑》，基本可以恢复《旧五代史·张承业传》的大半原貌。利用方志所载碑文校勘正史，不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有所裨益，而且还为传世文献的整理提供了一种新思维。
新版《旧五代史》的《修订凡例》说：“特别注重利用今存本《永乐大典》、《资治通鉴考异》以及其他宋元明典籍中引录《旧五代史》文字进行校勘，并对《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同源文献做了大量充分的他校。碑碣墓志有资于校订者，亦多有参酌。”［1］用出土文献校勘传世文献，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文献整理方式，然而百密一疏，对于《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修订者恰恰遗漏了张承业墓碑这一重要资料。
关于张承业墓碑的存世情况，新版《旧五代史》的主要修订者陈尚君先生曾经撰文称：
承业碑，同光元年(923)立，元至元乙酉(1285)张鼎重刻，清乾隆间武亿见之，云 在交城洪柏村。然迄清一代，未见摹录，今恐元碑亦已不存。《授堂金石文字续跋》卷六有跋，云碑与《五代史》本传略同，叙其历官则稍详，并引碑文：“光启中，主邠阳军事，赐紫。入为内供奉。昭宗幸太原，以为河东监军。幸华州，就加左监门卫将军。庄宗为晋王，承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固辞不受，但称唐官终身。”又谓碑题称“贞宪公”，知史传云谥正宪，为避仁宗讳而改［2］。
武亿，字虚谷，一字小石，号半石山人，清代河南府偃师县人。他是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清代经学家江藩曾这样评价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摸拓，若不能施毡椎者，必 手录一本。”［3］武亿在《授堂金石文字续跋》中记载了张承业墓碑的存世情况：
《河东监军张承业墓碑》同光元年敕立，至元乙酉重刻，在交城县洪柏村。《碑》先经焚，后为元张鼎新重勒。立石已失书撰人氏名，今以《碑》按《五代史·承业本传》，事迹略同。其劝晋王听周德威退保高邑，及与安金全破梁兵二事，则各见德威、金全《传》，不具录也。承业历官，《碑》称：“光启中，主郃阳军事(郃阳，《授堂金石跋》整理本误为“邠阳”，此据原刻本改)，赐紫，入为内供奉。昭宗幸太原，以为河东监军。幸华州，就加左监门卫将军。庄宗为晋王，承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固辞不受，但称唐官终身。”今《传》言：“初为河东监军，卒赠武卫上将军”，略之甚矣。《旧五代史》实取《承业碑》文，书官纪事，皆与之同，而“自离石渡河，凌晨蹑冰而济，旋踵冰解”，欧阳以其事诡异，削之不书是也。碑题称“贞宪公”，《传》作“谥曰正宪”，《旧史》与欧阳《史》避仁宗讳易之［4］。
据此可知，张承业墓碑的勒石者是张鼎新，而非陈尚君先生所言的“张鼎”。此外，陈尚君先生以为“然迄清一代，未见摹录，今恐元碑亦已不存”之说，实为谬误。此墓碑文字保存在清代《山西通志》卷一九六中(有《四库全书》本) ，今人整理的《全元文》亦有收录。
按照武亿的说法，“立石已失书撰人氏名”，似乎张鼎新乃勒石者，而非碑文撰写者。武亿称：“同光元年敕 立，至元乙酉重刻，在交城县洪柏村。碑先经焚，后为元张鼎新重勒。”同光元年为923年，而张承业卒于922年，可见墓碑撰写于张承业去世后不久。到元代至元乙酉年(1285) ，此时距当初立碑已有360余年，这时重新勒石，其文字就有两种可能：利用原碑文摹写；重新刻写碑文。《贞宪公张承业碑》云：“自后唐同光元年，迄今大元至元乙酉，约四百有余岁矣。缘在先碑铭已经焚毁，恐后世湮没无闻，再立石刊文，革故鼎新，以旌遗迹焉。”显然，原墓碑已经焚毁，再依照原碑文摹写是不大可能的，那么只能求助于传世文献重新撰写。当时，可凭借之传世文献只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的《张承业传》了。但《新五代史·张承业传》非常简括，其内容不及《贞宪公张承业碑》的1/5，那么就可以判定：此碑志是利用了当时尚在流布的《旧五代史》中的《张承业传》撰写的。
笔者认为，《贞宪公张承业碑》就是元人张鼎新撰写的。武亿所谓“立石已失书撰人氏名”，应该是指最早墓碑的撰写者。武亿认为“《旧五代史》实取《承业碑》文”，如果说薛居正最初修《旧五代史》时还有这种可能，而元人张鼎新，也只能是依据《旧五代史》撰写碑文了。这里武亿有“倒因为果”之嫌。
《贞宪公张承业碑》的内容既然来自于当时还没有散佚的《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那么，利用《贞宪公张承业碑》校勘并完善《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也就很有必要了。
张承业墓碑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甚至被武亿误认为碑文系后唐文人撰写，《全元文》整理者从清代《山西通志》中辑出《贞宪公张承业碑》，实在有功于学界。但是，校书如扫尘，《贞宪公张承业碑》的整理也难免存在疏误。为讨论方便，笔者以《山西通志》所载《贞宪公张承业碑》为底本，比照《全元文》的录文，重新校勘并划分段落。录文如下：
公諱承業，字繼元，大唐寺人也。自唐僖宗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為内供奉。昭宗将幸太原，以承業為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衞将軍。昭宗遇弑，復為監軍。
夾城之役，武皇復遣公求援於岐(岐，《全元文》作“崚”。《旧五代史》作“凤 翔”，“凤翔”“岐”一 也)，時河中阻絶，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戉(⻊戉，《全元文》作“越”，两字通)，艤舟不得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解。使還，武皇疾篤，召承業囑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横，後事公善籌之。”言終而卒。時天祐五年戊辰正月。公奉遺顧立嗣王即位。
二月，克寧謀侵位，承業與王殺之。
天祐七年十二月，梁将韓勍等兵逼鎮州，晉王救之，遣周德威等以勁騎追梁。見韓勍等賊勢甚盛，謂晉王曰：“吾騎兵利於平野，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足，且衆寡不敵，請避之。”王不悦，退卧帳中，諸將不敢言。德威往見承業曰：“大王據勝而輕敵(據，《全元文》作“骤”。依照句意，当为“據”)，不量力而務速，何不退軍高邑，誘賊離城。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别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處耶！德威老将知兵，其言誠是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是日拔營退保高邑。後梁兵果敗，非承業啟其意，則德威必死矣。
天祐十三年，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請發兵襲晉陽。安金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全元文》句读为“晋阳根本之地”，但考虑到其为判断句，故加逗号)，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憂國家，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金，同李嗣昭等擊梁兵，死 傷什二三。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承業知變，收德倫斬之。
天祐十四年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軍府政事一委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榖，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寛貴戚，由是軍民肅清，饋餉不乏。
王或時須錢蒱博及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庫中置酒，令子繼岌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曰：“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悦，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惜此庫錢，所以佐成王覇業，自取用之何與僕，不過財盡兵散，一無所成。”王怒，顧李紹榮索劔。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首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受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将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天祐十八年，魏州人得傳國寳，以為常玉，将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寳也”。及詣行臺獻之，将佐皆奉觴稱賀。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摭拾財賦，招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全元文》漏“王”字)，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内(汎，《全元文》作“汛”)，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愈堅。夫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予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軍血戰本為唐，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天祐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七。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慟，亦不食者累日。同光元年癸未，王立為莊宗，勅葬承業，立碑文、栢株、石人馬。
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有逺不能及者。渡河冰合，應感也(《全元文》句读为“渡河冰合应，感也”。此据文意改)；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寛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受命，守也；居唐官終身，義也。
自後唐同光元年，迄今大元至元乙酉，約四百有餘歲矣。緣在先碑銘已經焚毁，恐後世湮没無聞，再立石刊文，革故鼎新，以旌遺迹焉。(清雍正十二年刻本《山西通志》卷一九六、乾隆十八年刻本《太原府志》卷五四)
(一)《贞宪公张承业碑》碑文来源再考辨
前文从文献流布情况得出结论，《贞宪公张承业碑》文本材料系来自元代尚存世的足本《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本节再从墓碑文本出发，做一考辨。
《贞宪公张承业碑》记载：“同光元年癸未，王立为庄宗，敕葬承业，立碑文、柏株、石人马。”也就是说，原碑文的写作时间，为张承业死后次年，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这符合当时的礼俗。但从现存碑文记载的内容看，绝对不会是当时的产物。碑文第七段记载有张承业拒绝庄宗索钱一事(即“王或时须钱蒱博及赐伶人......”)，描摹刻画，栩栩如生，有传奇小说笔调，且与《旧五代史·张承业传》所载略同。不过，该则故事虽然描述了张承业忠于职守的作为，但也贬斥了后唐庄宗的无赖行为，在“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皇权时代，哪个碑文撰写者，有如此之胆量敢于贬斥帝王？又有哪个勒石者敢于将如此有损皇帝尊严的事情呈现于世人面前？所以，这种笔调，只能来自于后世史家之手。
张承业一生忠于唐王朝，他支持李克用及其儿子李存勖，不过是手段罢了，最终目的是恢复大唐王朝，这也是历代史家、甚至后世帝王如乾隆皇帝，对他赞誉有加的地方，而非支持后唐政权成为新王朝。碑文第八段有其对李克用父子的指责与贬斥之语(即“承业闻之......”) ，这样直接质疑后唐政权合法性的文字，断然不会出现在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时期，也只能出现在后代史家笔下。
因此，从墓碑文本出发，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元代重新摹刻的张承业墓碑碑文，已与最初撰写的墓碑碑文大不一样，是张鼎新依据当时流布的《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重新撰写的。
(二)《贞宪公张承业碑》与《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之比勘与辑佚
根据前文所述，张鼎新撰写的《贞宪公张承业碑》与《旧五代史·张承业传》可谓是姊妹篇，二者形成“互文”关系，可以互校。这里依据《贞宪公张承业碑》，对陈尚君先生等点校的《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校勘如下。
1．《贞宪公张承业碑》(以下各条简称为《碑》)云“春冰方泮，凌澌奔⻊戉”，《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以下各条简称为《传》)则为“春冰方泮，凌澌奔⻊戚”。“⻊戉”为“越”的异体字，而“⻊戚”则为“蹙”的异体字。“蹙”之意有二：一为紧迫之意，二为收缩之意。故“凌澌奔⻊戚”显然不通，而“凌澌奔⻊戉”则畅晓明白。所以，可用碑文校改“⻊戚”为“⻊戉”。
2．《碑》云“武皇疾笃，召承业嘱之曰”，《传》则为“武皇疾笃，召承业 属之曰”。“属”为“嘱”的通假字，但用“嘱”更恰当。可依《碑》文。
3．《碑》云“吾儿孤弱，群庶纵横”，《传》底本则为“吾儿孤弱，群臣纵横”，点校者依《册府元龟》改“臣”为“庶”，而《碑》亦可为佐证。
4．《碑》云“言终而卒。时天祐五年戊辰正月”，《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这里记载了李克用死亡的具体时间，甚为重要。
5．《碑》云“二月，克宁谋侵位，承业与王杀之”，《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6．《碑》云“天祐七年十二月，梁将韩勍等兵逼镇州，晋王救之，遣周德威等以劲骑追梁。见韩勍等贼势甚盛，谓晋王曰：‘吾骑兵利于平野，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足，且众寡不敌，请避之’”，《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7．《碑》云“德威往见承业曰：‘大王据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何不退军高邑，诱贼离城。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处耶！德威老将知兵，其言诚是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传》则记载相对简略，可据此补充。
8．《碑》云“天祐十三年，梁匡国节度使王檀，密请发兵袭晋阳。安金往见承业曰：‘晋阳，根本之地，失之则大事去矣。仆虽老，忧国家，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击之。’承业即与金，同李嗣昭等击梁兵，死伤什二三。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承业知变，收德伦斩之”，《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9．《碑》云“天祐十四年十月，晋王还晋阳”，《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10．《碑》云“惜此库钱，所以佐成王霸业”，《传》底本则为“借钱为大王霸业”，整理者据《资治通鉴》改“借”为“惜”，而《碑》亦可为佐证。
11．《碑》云“自取用之何与仆，不过财尽兵散，一无所成”，《传》则为“何妨老夫，不过财尽兵散，一事无成”，整理者笺注曰“何妨老夫，原本疑有讹字”，此处可参《碑》文。
12．《碑》云“王怒，顾李绍荣索剑”，《传》则为“庄宗怒，顾元行钦曰：‘取剑来！’”元行钦为李存勖养子，后赐名李绍荣。故二者所书人名虽不同，但系一人。
13．《碑》云“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首谢承业曰：‘小儿忤公，已笞之矣’”，《传》则为“庄宗归宫，太后使人谓承业曰：‘小儿忤特进，已笞矣，可归第。’”两相比较，后者之说，更合常理，疑《碑》文录文有问题。
14．《碑》云“承制受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传》底本则为“承制受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燕国公”，整理者笺注：今从《册府元龟》改“右”为“左”，显然《碑》文亦可佐证。
15．《碑》云“天祐十八年，魏州人得传国宝，以为常玉，将鬻之。或识之曰‘传国宝也’。及诣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传》则失载，可 据此补充。
16．《碑》云“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摭拾财赋，招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愈坚。夫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传》所载张承业言则为“王父子血战三十余年，盖言 国仇雠，复唐宗社。今元凶未灭，民赋已殚，而遽先大号，蠹耗财力，臣以为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来，伏事宫掖，每见国家册命大礼，仪仗法物，百司庶务，经年草定，临事犹有不可。王若化家为国，新立庙朝，不可乖于制度。制礼作乐，未见其人，臣以为不可二也。举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谭也。”上述两段文字差异较大，但《碑》文与《资治通鉴考异》所载文字部分相同或相似，三者可互补互校。
17．《碑》云“诸军血战本为唐，今吾王自取之，误老奴矣”，《传》则失载，邵晋涵加按语说：“‘吾王自取’之言不书，史官讳之也。”薛居正是宋代大臣，宋代与后唐没有渊源关系，说史官“讳言”，乃是邵晋涵的一己之见。
18．《碑》云“即归晋阳，悒悒成疾，不复起”，《传》则失载。《新五代史》云“不食而卒”，《资治通鉴》则亦云“悒悒成疾，不复起”。
19．《碑》云“天祐十九年十一月卒”，《传》则为“十九年十一月卒”。显然，《碑》文的表述更为完整。
20．《碑》云“晋王恸，亦不食者累日”，《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21．《碑》云“同光元年癸未，王立为庄宗，敕葬承业，立碑文、柏株、石人马”，《传》则失载，可据此补充。
22．《碑》云“渡河冰合，应感也；为晋养民畜财，军兴不乏，职也；受克用顾托，不敢违负，忠也；行法不宽贵戚，不以官物为私礼，公也；晋王欲使分过，终不受命，守也；居唐官终身，义也”，而《传》不载。笔者判断，这段话当为元人张鼎新所写，因为这里称后唐为“晋”，事实上，此时李存勖已然称帝。
元人张鼎新尽管是依据《旧五代史·张承业传》撰写的碑文，但删除了某些细节，比如张承业重用冯道之事、保护放荡不羁的卢质之事，均见于《旧五代史·张承业传》，而不见于墓碑之中。不过，现存《旧五代史》为辑本，其篇章的书写次序某种程度上已被打乱，文章段落之间有时已失去必然联系；比对墓碑文字，就可以进一步理顺《张承业传》，这是碑文另一个层面的校勘价值。
参考文献:
［1］《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陈尚君：《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
［3］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
［4］武亿：《授堂金石跋·授堂金石文字续跋》卷七，高敏、袁祖亮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