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临沂大山里一位浓眉大眼的汉子“火”了，他就是二十多年不涨面价的“拉面哥”。他的大“火”一不是来自主流媒体的“强推”，二不是来自出奇搞怪、卖萌装傻的“表演”，而是源自老百姓对稳定物价、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拉面哥”不必担心自己会“过气”。至少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问题是只要是在“太平盛世”，物价几乎都会“疯长”。这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虽然几乎每任合格的统治者都会以“平抑物价”作为终极目标之一，但他们中成功的少之又少，大部分能做到不“惨淡收场”就已经不错。人主如是，那么作为日挣日吃的升斗小民，在面对诱惑满满的“涨价狂潮”时能守住底线，则更不容易。还好，有位眼光独特的史学家，跳出“帝王将相”的窠臼，用异军突起的神来之笔，给我们记录了这么位“平民英雄”的故事。话说这作者皇甫谧出身汉代的“甘凉军功集团”。他的先祖是先剿黄巾、后灭董卓的槐里侯皇甫嵩。因为有了“大汉纯臣”的身份加持，皇甫嵩死后身入武庙，得以享受千年香火。但也决定他的后人在魏晋禅代之际的不得意。因不愿和两朝“篡弑者”合作，皇甫谧的父辈多以“孝廉”终身，不愿走上仕途。到皇甫谧时，更是屡次拒绝晋武帝司马炎的征聘，以著书立说自娱，获得了“晋时著书之富，无如皇甫谧者”的美誉。为了抒发其胸臆，他采撷古时清白不仕的九十六位隐者的故事，编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平民史书《高士传》。为什么说是“平民史书”呢？这是因为他在选择入书人选时唯一的标准便是“未曾为官”。凡是借“隐居”欺世盗名，肥遁鸣高，进而“脱去蓝衫换紫袍”者盖不入选。相对于歌颂追名逐利、甚至以身殉主的《刺客列传》，这本同是以百姓为主角的书可谓纯洁得像是“刚长出角的羔羊”。《高士传》里有这么一位人物，他生活在政局渐紊，天下将乱的东汉桓灵末世。姓韩明康字伯休，是个平平常常的卖药人。只不过这个老头脾气有点倔，在长安市上卖药三十年，一直口不二价，不肯随行就市。和边鄙郡县不同，作为首善之区的长安受到战火、天灾的影响较小，而且因为商业发达，自愈能力也很强。韩康生活的时代在长安光门里大道两旁分列着两大市场，它们分别是“东市三市”和“西市九市”。其中又按商品的具体内容分为“柳市”（卖编织品）、“牛市”、“屠市”、“药市”等多个“行肆”。市场中不仅有专门的“平准司”、“交易丞”勘定、平抑物价，甚至还设置了专门的安保措施。更有意思的是，在富平仓附近，还有着独一无二的“直市”存在。这个市场之所以被称为“直市”，是因为它和今天的“超级市场”一样，都明码标价，不能砍价的。但它是不是就一直不涨价呢？其实“直市”是秦文公设立的，此公是秦国的二代统治者。因为秦国立国纯属捡了西周灭亡的“大漏”，中原诸国都不愿和它平起平坐，甚至一般性的会盟也不发请帖。为了扭转这种被当做“西戎蛮人”的命运，秦文公不惜封山造神，搞了许多“面子工程”。“直市”正是其中之一。它将秦人质直、忠厚的性格具象化，让善于贩卖鱼盐、坐地起价的齐国人自愧不如。但这种严重违背商人“逐利”天性的市场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汉灵帝时，一般的家庭妇女已经对“口不二价”的经营模式非常陌生，就说明了它的衰退。商业的繁荣并不能让“物价”保持稳定，相反倒让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日益走高。汉初时斗米不过数十钱，和秦始皇世代的“斗米三十”所差不多。等“文景之治”结束之后，府库充盈的西汉政府财大气粗，武帝之初创造了“斗米六钱”的物价奇迹。可到了汉灵帝时期，京都米价竟然涨到了斗米二百文左右！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在历史上，如果一斗米卖到“三百文”，那么绝大多数百姓都是承受不起的。再加上愚蠢的统治者骄奢淫逸，不断拉高奢饰品价格。灵帝本人就好“胡风”，身边吃的用的无不来自于遥远西域的舶来品。下边的官僚也群起仿效，花天酒地，终日沉湎。本来只需要50文便能买上一斗的好酒，被层层加码，“炒”到了数千文以上。而这价格几乎可以买下一所小型的住宅！！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有个叫蒙佗的官员，由于长期不得志，就用一斗葡萄美酒贿赂大宦官张让。结果一下得到了“凉州刺史”的美差。这是因为“葡萄酒”这种奢饰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已经被炒出了千万身价！！高歌猛进的奢饰品又对其联动商品的物价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经济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一发不可收拾。这已经不是“物价狂潮”，而是被无限放大的“人欲狂潮”了。试问，又有几人能头脑清醒，终不沦陷？！但韩康，这个“骓黄之外”的默默黔首却用无比的定力抵制着已畸形病变的潮流。汉灵帝虽然是一代昏主，但他把“西园卖官”的赃款大部分充作公帑，还是有一些责任心的。所以要说他不想力挽物价的狂澜也是不公正的。只不过在这个“举世皆醉”的世上要找个“道德标杆”，教人改弦易辙谈何容易！好在还有这个“口不二价”的韩康。于是征聘书一道道飞来，连当地的基层干部也被动员起来，修筑道路，打扫驿舍，准备迎接“韩征君”过境。工程是如此急促，所以当亭长大人看见一个赶着牛车的瘦老头时，想要征调他的牛儿为国出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当前来迎接韩康的使臣告诉他，那老头就是“皇帝要的贵人”时，他却没能保住先前颐指气使的风范，趴在地上号得像条丧家之犬。老头很大度地说，牛是自己甘愿奉上的，与亭长无关。说完便翩然而去，连那最后的“累赘”——牛车也不要了。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