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割肾、拔牙、禁食后，梁启超方知医生搞错，晚年要靠输血保命
1926年3月16日，代表着中国国内西医最高水平的协和医院，正在进行一台外科手术。陷入昏迷的病人，是一位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护士姑娘确认无误后在他的腰子部位做好了记号。
迎着苍白惨淡的手术灯光，主刀医生娴熟地挥动手术刀，朝病人的肋间剖开，不稍多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蚕豆形的器官。
旁边的一位手术亲临者顿时愕然，望向主刀医生问：“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
主刀医生一脸认真地回答：“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
说完，空气突然凝固，二人相视不语，片刻后，“噗呲”放声齐笑。
此种开玩笑的轻松气氛，意味着手术非常顺利，只是可怜了那位仍在昏睡的病人——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就被割掉了一个肾。
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他已经不完整了。
那么，梁任公（任公是梁启超的号）到底得了什么病，何故要严重到割肾的地步？
悲剧的起源得推回三年前，从他妻子得的那一场大病开始。
图 | 青年梁启超
1924年，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乳癌复发，此病已纠缠其夫人九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年夏末，终告不治。
妻子离世，梁启超深受打击，精神上萎靡不振，加之此前六个月以来，对妻子的陪护照顾，使得身体渐渐吃不消。在这种心力交瘁的作用下，某一天清晨，他起身如厕时，突然发现自己“尿中带血”。
起初，梁启超毫不介意，且秘不告人。并不是因为此病隐晦，而是因为原配刚逝世，他不愿增累家人，其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小便虽带血，然从无痛苦”，使得梁启超放松警惕。
但到了1925年间，梁启超在给到孩子的信中说：
“我每天总是七点以前便起床，晚上睡觉没有过十一点以后，中午稍微憩睡半点钟......酒也绝对不饮了。”
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规律了作息与节制了饮酒，但他以往向来是工作通宵达旦、昼夜颠倒、废寝忘食的，而且还酷爱饮酒。为何做出改变？其子梁思成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中提到，父亲次年尿血渐多。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中也说：“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了起来。”后来，清华校医替其尿检，发现尿液中“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
从中可以了解到两个信息，第一，梁启超的血尿症状严重了，而且家人已知晓；第二，血尿症状与劳累程度息息相关，故而促使梁启超调整作息。而且，虽然没有证据指向梁启超以往的不良生活习惯是直接导致的“血尿”症状的主因，但明显或多或少与此病的诱因密切相关。
图 | 梁启超与家人
出于家人的担忧，梁启超自病情一拖再拖后，终于开始行动起来，找瑞典、日本的医生诊治，可惜吃药打针都未见好转。亲友劝他到更高级的医院看看，但梁启超却不胜其烦地说：
“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闭眼不看便万事大吉”？朋友们都感觉梁启超对待疾病的格局小了，力劝他去医院关几天看看。耐不住周围人的劝说，梁启超终于在1926年1月，入住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德国医生说梁启超膀胱有病，遂用折光镜从溺道中插入检查，颇为痛苦连插两次，还说要是检查出有问题，就需要手术。
一听到“手术”二字，梁启超就慌了，立马给唐天如发电报，想转看中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病还没去到要手术那种程度——“我意非万不得已不用手术，因用麻药后，体子终不免吃亏。”
得任公传唤后，唐天如并未能立即闪现，因军阀乱战，交通堵塞，回电说非半个月后不能到达（唐天如曾治好梁启超的腹膜炎，颇受信任）。
回到德国医院这一边的诊断，医生说检查不出任何问题，梁启超松了一口气，但医生推测是“极细微的血管破裂”导致尿中带血，医嘱他静养些日子。然而实际情况是，梁启超住院欲静养的日子反而更加忙碌起来，因为自进德国医院后，大小报纸争相报道，使得病情完全公开，前来探病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出院后，梁启超的病仍然反反复复，遂找来他的中医团队成员之一的吴桃三问诊。吴桃三说：“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梁启超一听，心中安慰许多，但梁启勋（梁启超弟弟）却对此一说法保留怀疑。
吴桃三给梁启超开了药，但数个疗程下来，无甚效果。此时，梁启超的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举荐中国医疗技术水平最高，且是社会高层看病首选的协和医院，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
梁启超被老友这么一吓，同意再去医院关几天，遂于3月8日（1926年）进入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
协和医院器械完善，检查手段比德国医院仔细得多。而且鉴于梁启超是社会名人，协和医院高度重视，派出的联合诊疗小组高达八人。
图 | 协和医院
从梁启超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可知，协和医生用折光镜检查，首先排除了尿管和膀胱有病；接着转向检查双肾，发现右肾分泌鲜血；又用一种药剂注射测试双肾，右肾反馈异常；最后用X光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
梁启超说：“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
那么这黑点到底是何等肿疡物？医生回答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也就是说，一定要手术割开看看才能知道是啥，但又推测说：“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
综上，梁启超的西医团队一致认为，病在右肾，割掉才能断根（或者说，根据当时的医疗水平，只能这么做）。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的话中提到“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协和已经检查出梁启超因“长期失血（尿血）”出现贫血症状，而入协和之前，梁启超的中医团队也曾给出诊断报告说任公的“血轮已少五分之一”。
如此看，中西医的诊断都凸显，梁启超的病拖着没有好处。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一直全程陪同大哥看病，他回想起前面吴桃三的话——“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不免感到荒谬，怒忖道：“不亟治，将即死。”
本来“割肾”方案只有梁启超和家人知道，但不知为什么消息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各路“吃瓜神医”纷纷建言献策，但大多都是蹭流量的家伙，众说纷纭只管拿任公的病开刷，不过倒是有一点很统一，围观群众都认为割肾事大，力推另延中医。
为慎重起见，梁启超请中医团队之一的萧龙友老先生复诊。萧龙友是“京城四大名医”的领军人物，北平国医学院院长，他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警告说：“肾脏绝无大病，切勿行事草率，以致不可挽回之后果。”
萧龙友给梁启超开了药，颇见功效，但不久，梁启超病情又出现反复，寻思中医能力有限。萧龙友给出意见说：“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梁启超却视死如归地答复：“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萧龙友听后无语。
图 | 名中医萧龙友
求医问药数月以来，梁启超已经失去耐心，一心想要一劳永逸，所以协和给出可以断根的方案，不可谓不吸引。加之梁启超本人是革新派领袖，一向偏爱“新事物”西医，苛责“旧事物”中医，想必是否割肾，心中已早有定论。但亲友依旧激烈反对，拗不过任公之后又退让说，如果一定要看西医，那么大可到欧美去，而不能看中国西医。但梁启超坚定要亲身检阅中国的西医，劝慰亲友说：“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 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手术前夕，协和为梁启超安排的主刀医生，基本上毫无悬念地选定为一位极为有名的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协和医院内部的人都说任公幸运，因为这位外籍医生两个月后就要回美国了，趁现在动手术是个好机会。但不知为何，梁启超却要求阵前易帅，特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外科专家刘瑞恒来做主刀医生，而将原先的美国医生贬为刘瑞恒副手。
对此，梁启勋点赞说：“任兄乃国际观念作祟，觉得自己的病由中国学者割治疗愈，岂不是为国争光，所以不舍得将机会交予外籍医生之手。”
1926年3月16日，已被“血尿”困扰逾两年的梁启超终于被推进协和医院的手术室，手术过程顺利，成功摘掉右肾。
至于割下来的肾是否存在病变，参与手术的友人力舒东说，手术结束当天下午五点，便可知道情况了。于是梁启勋在下午五点半，询问主刀医生刘瑞恒结果如何？但刘瑞恒却告知两日后再来问。两日后，梁启勋再去问，刘瑞恒又重复说，再过两日再来问。但之后梁启勋没再追问了，因为当下最着急想知道的，不过是兄长恢复健康没有。
梁启超高兴地说：“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
但医生却保守反馈：“那一礼拜内并未全清，只是肉眼看不到有血罢了（化验得知）。”
随后，梁启超被转到内科继续治疗，但照他自己的描述来看，手术算是立见成效的。梁家人也都以为任公的“血尿”症状会循序渐进向好的趋势改善。但不料，一个星期后，小便又见红了。医生答复“血管壁硬，恢复需要时间”。
梁启勋起初信任医生的说法，但陪护期间，总感觉医生在汇报兄长病况时语焉不详，似乎有意隐瞒什么，一再追问下，得到了一个令他沮丧的消息——“割后二十余日，尿中依然带血。”
图 | 主刀医生刘瑞恒（左）
接下来，为查出病因，发生了十分荒诞的事情。
医生忽然觉得任公的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七颗恒牙；可尿血状况仍维持，又转而认为病在胃，饿几天试试，结果任公饿瘪了，病还是没好。最后，西医团队一致认定，任公的血尿症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
听得结论，梁启勋当场愣住，表示反复被震撼，大为不满地抨击说：“天下岂有无理由之病，或公等未知其理由耳。”
然而，当事人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医生的结论虽然有点非科学，但“与身体无妨害”这句话是靠得住的，因为自生病以来，自己的精神如故——但他似乎忘了入院时已查出贫血症状，后续病情一再加重时，他还得去输血以补损失。
由于协和给出的结论太过荒谬，许多文豪都无法容忍，比较有名的就有《闲话》主编陈西滢，他调侃说：“这没什么要紧的病，丢腰、拔牙、挨饿，还得花好几百块钱。”还有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发声说：“（协和）最后的答案其实足太妙了。”“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
这个“大笑话”，还一度穿越历史时空，在20世纪末制造了一个传播甚广的谣言——说是任公之所以“割后血仍不止”，是因为主刀医生刘瑞恒左右不分，割掉了健康的肾，留下了坏死的肾。
这个谣言出自费慰梅和林洙之手，二人一个是林徽因的闺蜜，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媳。但很显然的是，刘瑞恒并没有犯“左右不分”这等低级错误——梁启超的好友，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曾看过梁启超割下来的肾，他只对医生的诊断有异议，但并没有质疑手术发生了左右不分的重大事故。
图 | 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
转而言之，医生可能在诊断层面上出现了重大过失（但一直隐瞒梁启超）。
诊断上，右肾应该是有问题的，从入院检查的测试中就可看出。但右肾的问题应该不是什么恶性疾病，手术的亲临者力舒东告诉梁启勋：“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故而医生一开始推测右肾的黑点大约是瘤可以排除掉。
既然没有发现瘤，那么把肾割下来岂不闹乌龙了？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作为手术亲临者的力舒东惊讶地问主刀医生刘瑞恒，“是不是把人家的肾割错了。”当时，作为副手的美国医生，也随口说了一句话：“吾生平所未之见也。”意思是，从未试过把病人一个没有恶性疾病的肾割下来的事情。
虽然右肾没有恶疾，但检查报告表明右肾的的确确是异常的，这也促使医生把“血尿”症的病灶指向了右肾。即使右肾不至于割掉，但割了，病灶铲除，“尿血”应该停止才是，然结果却是“尿血”依旧。依此看，只有两种可能，任公的“右肾异常”不是“血尿”症的病灶，或者仅是病灶之一。如果答案为前者，就可以怀疑医生在诊断上确实存在重大错误，错把任公的“右肾异常”和“血尿”症混为一谈，而实则是两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病。
不过，协和的误诊并不完全是人为过失，客观地来说，这一次的误诊是受时代的医疗技术所局限。梁启超的西医团队所处的年代只有X光，没有CT，尤其对瘤和癌的认识极为浅薄（今天也是），这才导致了误诊悲剧。而选择切肾，也不过是西医团队反复权衡过后，认为的最佳方案而已。如果时光倒流，医生再来一次，任公的肾还是会掉的吧。
但不管如何都好，一个顶级名流（任公），在顶级医院、顶级专家小组的会诊之下，竟然没有“刀落病除”，说公众没有愤怒，那是不可能的。
《现代评论》周刊的主编陈西滢首先发难：“协和的医生，在美国，也许最多是二三流罢了。在建筑和设备上，他们化了不知多少钱，却让二三流的先生来糟蹋了......”
其实这段话，陈西滢大抵针对的不单止是主刀医生刘瑞恒，而是协和医生的“在座各位”，但是莫名其妙的，刘瑞恒却成了被公众骂的最惨的那个。让刘瑞恒背锅实在不应该，因为事实上，他不是主治医师，只是被梁启超特请过来操刀割肾的，下命令割肾的人，是那群欧美医生——“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 请施刀圭！”
骂完医生，陈西滢又把火烧到了西医这一新进外来物身上，
“近年来，不信中医的人渐渐的多了，可是他们又把对于中医的信仰，移在西医的身上......他们自己脱不了迷信，因为他们以为西洋医学己经是发达没有错误的可能......我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而且不止一二位。我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同中医相比，也许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
图 | 陈西滢与其妻儿
这一段抨击西医的话，虽然是流于舆论表面，却也有意无意地把矛头指向了梁启超、鲁迅、胡适等“神化西医，唾弃中医”的革新派。
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虽然有人说中医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
信。”
胡适曾患水肿，受中医治愈，却绝口不承认。他的学生傅斯年也放言说：“宁死不请教中医。”
而此次受西医所害的梁启超，向来也是坚定地反对中医，他在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说：“（中医）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
得益于梁启超等人的推动呼吁，1929年2月，西医学者将一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递交给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又向教育部递交了《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的提案。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陈西滢为挽救中医的地位，不遗余力逮住此次热点向西医开炮。他称赞西医比中医更有试验精神，但很可怕的是，西医的试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夫妻子女，谁不感觉痛苦悲哀，我们怎能把我们同类做试验品？......近代的一般医生，眼中只见病症，不见病人，医院也成了一种冷酷无情的试验室......”
由于医疗事故基本被坐实，彼时的协和公关完全失势，但仍不乏有勇士出来辩护——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学生陈志潜（日后是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出来应战陈西滢。他在致信中反驳说：
“难道医生就不是人身父母养的吗？难道医生就丧心病狂到先生所说那个纯粹对象主义的地步了吗？病人是医生的饭碗，医生为对象主义，连饭碗问题都置而不顾，我相信今日的医生还莫有那样的勇气！”
图 | 协和医学院学生陈志潜
陈西滢是个辩论高手，他首先调侃了一番陈志潜的医学生身份：
“陈先生的态度，实在和气到一万分，可是像一切的专家，他免不了开首便考一考你有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是各种专家普遍的毛病......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人的资格。”
随即，他又抓住了陈志潜提到的“饭碗问题”火力全开：
“'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这场舆论战中，医学生出身的鲁迅也横插了一句：“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显然，鲁迅的笔锋是群嘲，只会让争论火上添油，于缓和矛盾没有丝毫意义。
1926年4月12日，梁启超正式出院。可能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作为当事人，他并没有立即发声，而是将近两个月后（6月2日），才发表了下面这番话调停舆论战：
“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诊病应该用（西医）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终于，这一场中西医之争，得到了平息。
此时，梁启超已经吃上了中医团队成员唐天如开的中药，效果颇见效，尿血一度不见踪影。他在信中告诉女儿梁令娴：“好教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的清清楚楚了！”。
实际上，梁启超一出院就立即电唐天如前来治病，唐天如诊断他的病为“胆失其分泌之能”，梁启超应该是信任唐的，但不知为何回头却跟家人说唐“言涉虚杳”。
9月4日，梁启超自上一次致信女儿说血尿症好的清清楚楚后，不到一个月，又复发了。此后余生里，他的病反反复复，一直没得到根治。他本人已然久病成医，洞悉自己的病一旦操劳，或者情绪不好，便会复发加剧。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也不再寄望于任何治疗，只是心中一直萦绕着三个不解的问题——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割肾有没有必要？割掉的肾有没有像医生所说有瘤？
这一切的疑虑，直到伍连德的到来，才拨开云雾。
伍连德是中国极具权威的防疫学家、医学专家，他去天津访友时，顺道探望了梁启超。看了梁启超的小便后，伍连德首先就推翻了“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伤”的中医结论，警告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后又前往协和询问主治医师，调阅病历，继而推翻协和“无理由出血”的结论，他诊断是一种轻微的肾炎。最后责备地指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西医团队）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图 | 伍连德
这回梁启超了解得明明白白了。手术以来，他第一次在家人的信中露出了痛苦面具：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冒失）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不过，得益于梁启超本人的乐观性格，他又自我安慰了一遍：
“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1928年1月，梁启超再次进入协和，医治血尿症以外的病（高血压、心脏病）。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协和的信任是矢志不改的。同时，从这一年开始，为缓解尿血而导致的贫血症，医生让其一个月来输血一次，以保性命。
或许这种需要外来血液维持机体的手段，也暗示着梁启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最后一次进入协和。但这一次并不是因为以往所既有的病，而是检查出了新的病情——肺部有罕见病菌。
医生说此病医学界仅有过三例，治疗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协和没有治疗此病的经验者，如果勉强用药，又怕任公的身体虚弱扛不住，故而“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说白了，就是令其生扛，做保守治疗。然而梁启超入院时，身体已经是消瘦、虚弱、极度憔悴、步履蹒跚的萎靡之态，医生已晓得其一只脚迈入鬼门关，凶多吉少了。
图 | 梁启超抱着孩子
1929年1月18日，梁启超入协和逾一个半月，《申报》刊出爆炸消息：“梁启超病势垂危：梁启超近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殆无生望云。”
次日下午二时十五分，一代知识分子领袖梁启超终告不治，享年5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唯一的非正式遗言，只是嘱咐死后尸身交由医学界解剖。
据说，梁启超所感染的病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只有当宿主免疫防御机制受到损害时才会致病夺命。如果要追溯梁启超防御系统被击碎的原因，那么此前的割肾、拔牙、禁食，当属一大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在最后一次进入协和的两个月之前（9月27日），梁启超曾因痔疾复发而入住协和。放出来后，他给长子梁思成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大抵，这些就是任公抵抗力骤然下降，最终丧命的原因吧。
图 | 梁启超晚年
意料之中的是，梁启超走后，身后又留下了一个炮轰西医的舆论场。他的好友伍庄发出振聋发聩的心声：“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令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
我想，中西医各有优点，根本不对立，一个精明的患者，当学梁启超，做一个实用主义者，哪种医术有效就用哪种。不过，人的生命只有可贵的一次，大可不必像梁启超那样献身医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