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酷吏及其他

王　畅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根据《魏书》的记载，竟是一个“酷吏”。据说根据如下：

一，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中年，郦道元在作冀州镇东府长史的时候，为政严酷，州县的官吏们都很怕他，老百姓当中犯有奸盗罪行的人，也都因为怕他的严刑酷狱而逃到外地去了；

二，后来郦道元到了鲁阳郡作代理太守，那里的山民原来很蛮野，经常聚伙为寇，郦道元到这里以后，设立塾学，提倡读书，教育人们遵纪守法，有违法者，严加惩处，于是山民们都惧怕他的威名，再不敢去作强盗；

三，北魏宣武帝末延昌中年，郦道元在作东荆州刺史的时候，为政“威猛”，跟在冀州时一样，结果闹得当地的士人跑到皇帝那里去告状，说他苛酷严峻，人们无法忍受，要求换掉他，让前任刺史寇祖礼回来复任，这么一来，郦道元就给免去了东荆州刺史的职务；

四，郦道元后来又作了御史中尉，因为他的威猛之名，使朝廷内外的一些权豪们也都有点怕他。当时的司州牧、汝南王拓跋悦，远妃妾、亲男色，并因此宠护他身边的一些坏人，有个名叫丘念的家伙跟他特别亲近，时常跟他一起吃住，司州牧职权内的州官的任免，也大都是丘念说了算。丘念就藏匿在汝南王悦的府第中，当时郦道元访明了丘念的活动规律，趁他回家时抓住了他，并把他投进监狱。汝南王悦找到其母灵太后为丘念求情，请求宽恕丘念不死，于是灵太后下了一道敕令赦免丘念，而郦道元却乘机把丘念杀了，还进一步向朝廷弹劾汝南王悦玩忽职守、袒护罪犯。这样一来，郦道元深深招致了王公贵戚们的忌恨，结果让城阳王拓跋徽借机把他害死了；

五，说郦道元对他的弟兄们也很苛刻，兄弟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性情又多嫌忌，等等。

从以上的这些记述来看，郦道元秉政威猛严峻，大概是确实的，但说他是个“酷吏”，却实在太不公平。郦道元为官清正、执法必严，这和那种巧取豪夺、贪赃卖法、中饱私囊、残忍酷毒的酷吏完全是两回事。况且郦道元的执法之严峻，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权势者们的，不仅那些州县的贪官污史们怕他，连朝廷内的不法权豪们也都怕他。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郦道元的这桩冤案，问题在《魏书》作者魏收身上。魏收小郦三十五、六岁，算是同时代人。自从他编修《魏书》，臧否人物，擅自由之。比如，和他参与编修《魏书》的诸人，其“宗祖姻戚，多被书录”，并“饰以美言”。当时有人讽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魏收作太常少卿时，因修国史，得到过阳修之的帮助，他于是对阳修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于是，阳修之的父亲，曾在魏时作北平太守的阳固，因为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劾而获罪。这件事，在魏收的笔下，竟变成为“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还胡说“李平(对阳固)深相敬重。”更有甚者，朱荣在魏时是个贼臣，因为当朝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氏原来出自朱族的属下，而且又因为魏收接受了朱荣之子的贿赂，所以魏收就公然在《魏书》中对朱荣“减其恶而增其善”，论曰：“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

这件史实，其实古人早已指出。今天来说这事，当然包含责备魏收的意思在内。但是，是不是因此说《魏书》就毫无用处了呢？未必。即便象魏收这样一个人，也绝不可以去诸史书，弃之记忆，因为他的确也有可取之处，一如其才，二如其尽管有所失实的《魏书》。没有魏收之才，也就没有虽说令人遗憾但却流传至今的《魏书》，它毕竟还是一部有用的历史资料。另外，《魏书》的令人遗憾处，也正可以使尔后的人去寻找教训，总结经验，也算起到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吧！

天下的事物，就是这么复杂，我们总不能因为要倒掉脏水，连孩子也一起泼掉。可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有时不免在谈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时，往往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无产阶级要改造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对于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对于即使如魏收之类人物及其著作，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而非要弃之如敝屣呢？

从这里想开去，是可以想通一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