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从易
不久前，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系统地涵盖了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运输、交易、消费、服务、管理等核心环节，覆盖了从港口经城市到腹地的地理和经济区域空间，共同促成了泉州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56项世界遗产之中，宋元泉州别具意义。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光明之城”。正如评论所说：“光明之城”的文化遗产不仅让尘封的历史“活”起来，也在传递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耕农业文明为人所熟知，宋元泉州所附载的历史文化记录了中华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间的互动，这为世人了解古代中国如何“面向海洋”及“海上世界”如何汇入中国增添了新视角。
而在过往的岁月里，泉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泉州样本”，提供了一种经验与启思。
遗产的价值阐释发生变化
10至14世纪，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又一次迎来繁荣期。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们，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在这一世界体系里，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举足轻重。因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此地设立市舶司，泉州成为国家级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亚洲海洋东端最为重要的中心港口之一。在当时，它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并以Zayton（刺桐）之名流传于世。
中国的泉州，也是世界的泉州。宋元泉州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接纳多元文化在泉州和谐共存，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缠头赤足半蕃商”的盛况；同时，泉州以平等互信、对话交流的姿态，推动我国古代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学典籍和哲学思想等传播到海外，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泉州是从中华古老的农业文明土壤中盛开出的一朵海洋文明奇葩，自然，这里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富矿”。对当代人来说，如何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该从什么角度将文化遗产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备国际高度、国际视野、国际特色的主题，让世人更好地理解泉州、感受泉州，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泉州的申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泉州曾以“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参加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未获成功，审议结果为“发还待议”，成为多年来国内唯一未能一次性成功申遗的项目。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从上次“发还待议”到此次短短6分钟时间便获一致通过，区别在于遗产的价值阐释发生了变化。
2018年申遗时，泉州以“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申遗主题，略显空与大。当时所选的16处遗产点与海上贸易线路的联系不强，没有展现不同文化融合的足够证据，几乎没有展现泉州城市肌理和港口遗存的提名地。2020年，主题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重新申遗，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埔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等内容。主题突出了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的世界性意义；新增的考古遗迹、遗址，更多维度地支撑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国际贸易中心的价值，让其普遍价值更加丰富和完善。
泉州经历的申遗波折充分说明了：有文化遗产的富矿很重要，但讲述文化遗产的故事同样重要。
另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样本
如何处理好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需要更新与发展，这会带来城市开发渐趋饱和、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状况。在经济利益的冲动下，不少城市大拆大建，大量历史建筑被破坏拆除，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文物保护单位或传统民居被破坏，导致城市文化脉络被粗暴地割裂，让城市失去灵魂。
泉州提供了另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样本。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早在1983年，泉州就编制了《泉州城市特色的保护和创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古城结构特色的保护，划定核心保护区域。1993年编制的《泉州市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首次划定古城区范围，并纳入1995年《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编制的《泉州市古城保护整治规划》，将古城分为核心保护区、风貌保护地段和风貌重点整治区三个层次进行分区保护……泉州早早地从城市规划的高度明确了对古城的保护，古城内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都需要遵从相关规定，让古城的保护与发展都纳入“有序”之中。
当然，对城市文化遗存的保护，不仅需要规划来护航，更需要管理来落实。毋庸讳言，规划与管理不断摇摆，缺乏科学性、连续性和严肃性，导致城市格局频繁变动，对城市文化遗存的保护十分不利。好在，“规划改样”的乱象，没有在泉州出现。尤其是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泉州始终将历史文化保护立法放在重要位置，开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化、规范化的全新篇章，以法治力量守护城市的“根”与“魂”。形成维护规划稳定性的长效机制，是文化遗产保护坚强的后盾。
如何更好地“活起来”
“保下来”的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活起来”？这是另一个重要课题。当前不少城市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两种误区。一种是在发展的名义下，破坏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大量仿古建筑。但它们空有古街区、古建筑的壳，缺乏真正的文脉，后人无法从中了解城市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二种误区是旅游驱动，过度地商业化，将原始居民全部迁出，充满活力的生产、生活场景消失殆尽，文化遗产成为静态的遗址，失去鲜活的魅力。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要保护它们的物质层面，也要保护它们身上的“活态”价值。泉州着力于将古城6.41平方公里打造成“活态博物馆”，把众多古迹风貌建筑，作为构建博物馆的物质展品；把居民的日常生活、习俗活动，作为这座博物馆的活态展品；让街巷既是古城的肌理脉络，也是游览线路，更是展览载体……最终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人留乡愁”。
“活态传承”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保护和发展应该是并存的：既要保持文化遗产的活态魅力，也需要充分满足民众对更好生活的期待。不少历史文化街区居住环境不容乐观，一些古民居、古大厝、历史名人故居因年久失修、疏于管理、超负荷使用等原因，已经面目全非。对此，泉州不采取大拆大建或盆景式开发，在不改变街区传统网格和建筑肌理的前提下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大力推行“微改造”，实施遗产周边环境整治和居住环境提升等举措，改善古城的排水排污、电力电线、立面改造等基础设施，让古城更宜居，满足居民能够在街区内继承、延续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让古城“见人、见物、见生活”。
“活态传承”是未来文化遗址保护的趋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群众中、在生活里将文化遗产的魅力与价值充分延展开来。生活有多广阔，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有多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