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理论】为什么没有反动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政学人
简 介
【作者】约瑟夫·麦凯（Joseph Macka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 克里斯托夫·大卫·拉罗什（Christopher David LaRoche），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曾为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特鲁多和平、冲突与正义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编译】汪琪茜
【审校】陈成龙、许文婷、高嘉琳
【来源】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2 (2018): 234-244.
【期刊】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是以季报学术期刊为主的官方杂志。它成立于1959年，由Wiley-Blackwell代表协会出版。总编辑是丹尼尔Nexon公司（乔治城大学）。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数据显示，该期刊的2017年影响因子为2.148。
为什么没有反动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Why Is There No Reactionary International Theory?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属于传统政治思想领域。尽管“反动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一个理论学派系统地阐述了反动主义学说，也没有一个活跃的、有影响力的学派属于这个意识形态分支。在文中，作者对“反动”一词进行了定义，同时作者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动国际政治制度，并加以说明。作者认为，国际反动主义理论的缺失不利于国际关系领域理解自身历史、理解具有反动意味的历史实践。最后，文中还对反动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影响甚微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思考。
所谓“反动”，是指对长期的历史变化采取特定的政治态度。这是一种贬义的描述。但是作者认为，“反动”可以是一种潜在的、系统的、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基于历史的独特态度。反动派不接受历史的变化，却不轻视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刻的历史变革既是真实的，也是灾难性的。反动派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与现在截然相反的过去。对于反动派来说，这个世界曾经是美好的，但过去的政治秩序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怀旧主义。
文中对国际反动主义做了探索性论述。文章分了以下几节进行讨论。首先，文章定义了政治反动；其次，文章探索了反动的早期历史；第三，文章简要介绍了西方的反动主义理论历史；第四，文章阐明了反动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世界政治中两种反动的策略，结论则反思了反动在国际关系领域应有的地位。
什么是政治反动？
反动主义认为过去的政治秩序比现在更好，因此，反动主义的实践往往伴随着为恢复过去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反动主义关注的是历史转型的过程，其显著特征是相信改革者或进步变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从历史上看，反动政治能吸引广泛而多样的群体，甚至也许更能让人信服。
反动派认为存在一种被摧毁了的“优先秩序”，此秩序是人类的美好生活和繁荣发展的根本，他们还指认是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进程摧毁了它，且总是将这种破坏性的变化归咎于某个行为者、群体或事件。反动派的国际理论设想是：某种现已不存的国家政治秩序在更大的世界秩序中是安全的，或者说世界秩序本身是不同但更可取的。这种理解虽然来自于少数历史实例，但却概括了大多数实例的核心特性。
第一，反动派认为过去比现在或预期的未来更好。他们假设了一个长期的线性变化的历史轨迹，并且该轨迹是系统的可知的。据此，宗教激进分子、本土主义者和其他类型的反动派开始描述理想化的过去。天主教反动派可能会斥责宗教改革是教条主义，把法国大革命等后来的事件归咎于宗教改革，但同时这也淡化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不那么吸引人的教义实践；第二，反动派会想象出一个破坏这种秩序的事件和过程。反动派认为“进步”的政治变革是破坏性的，无论破坏的形式是突然式的大灾变还是渐进式的衰落。例如19世纪反动派的标志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启蒙运动对传统宗教权威的祛魅是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剂。二十世纪末，美国反动派经常将社会不稳定归咎于“社会工程师”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颠覆；第三，反动派通常把这种破坏性的变化归咎于某些行为者或团体。伊斯兰激进分子经常把19世纪和20世纪伊斯兰世界道德和政治走向低谷的矛头指向欧洲帝国主义和伊斯兰现代化尝试。纳粹党人将他们在现代欧洲看到的道德混乱、国际资本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毁灭都归咎于犹太人。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反动思想和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许多实践结合了其他意识形态元素，而且反动的程度各不相同，例如梅特涅只想重回革命前的君主制欧洲，而希特勒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想象中的前现代乌托邦。最后作者认为“反动”是一种现代的、西方的现象。西方最先也最剧烈地经历过与知识、政治和工业现代化相关的加速变革。在这种条件下，反动思想变得司更为流行。当然，并非所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是反动的。反动派只是把过去的社会秩序理想化，批评是为了理解现代性，而反动则是试图取代它。尽管如此，现代性呈现出独特的持续变革条件，使得反现代怀旧情绪得以不断扩散。
反动的国际关系
从此定义看来，没有一个主流的学派是具有反动主义意义的。现实主义者质疑国际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是具有“反动主义特征”，但是其理由不同。他们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仍然存在且高度恒定，模式和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关系在类型或质量上很少发生迅速变化。相反，它们拥有超乎寻常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虽然许多古典现实主义者都有反动情绪，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反动理论。的确，许多经典的现实主义者有批评、自由或进步的因素，但是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是严格的反动的。
建构主义者注重思想，理论上说是可以认真研究“反动”的。然而，建构主义者并没有在实践中记录国际反动下的社会建构。他们有些人强调思想的分裂、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却不太注意历史衰落。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发现了帝国怀旧情绪，但并没有对这种反动进行系统的处理。
战后英国自由主义在国际研究中变成了怀旧的旧秩序的追随者，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大辩论”掩盖了这段历史，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从国际关系的起源故事中被抹去了。
世界政治的反动——两个例子
文中区分了两种理想类型的反动行为——修正主义和重组，并简要说明了此二者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这两种反应分别符合上述激进派和温和派反动的方式。
修正主义与激进的反动反现代主义相对应。对于过往美好秩序的丧失，修正主义反动派通常以直接和毫不妥协的方式恢复过往的美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纳粹德国。纳粹精英们相信前现代是更好的世界，同时他们又拥有现代大国的军事能力。于是他们开始以想象中的过去为模型，通过纯粹的武力重新塑造欧洲。
（一）修正主义和第三帝国
纳粹德国也许是有记录以来最极端的反动国家。虽然纳粹的意识形态往往含糊不清且前后不一，但它的目标一贯是“恢复德国人民的利益”。1870年后乌托邦式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和魏玛时代的经济灾难摧毁，与“法西斯需要妖魔化的敌人来动员追随者”的观点相一致的是，纳粹将这些情况归咎于犹太人。
纳粹不仅仅是反动分子，还是修正主义者。迅速重整旗鼓了的德国着手扩大其边界，并将欧洲变成一个前现代的、种族阶层化的世界。“他们试图一举超越现有的现实，代之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为了做到这一点，纳粹利用现代技术和制度来达到反现代的目的。纳粹修正主义以战争、结构重组和种族灭绝的形式进行着。纳粹的目标是将欧洲国家体系转变为一个等级体系，而第三帝国则处于其顶峰。
更温和的反动派可能通过建立制度和协调国际秩序来重建、恢复过去的政治秩序。重组的强制性较弱，且更加强调合作和多元主义，实质是让新的国际体制框架成为恢复过去政治秩序的工具。鲜明的例子是19世纪的欧洲同盟，特别是其反革命式的“梅特涅”制度。
梅特涅体系，也称“维也纳体系”，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
（二）重组与梅特涅体系
反动重组的一个突出例子发生在后拿破仑时代。梅特涅制度是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的核心抑制机制，它起源于欧洲列强签署的条约，尤其是击败拿破仑的四个国家——普鲁士、俄罗斯、英国和奥地利。1814-1815，“维也纳协议”创造了一种领土上的权力平衡，它限制了法国，并满足了欧洲其他大国的要求。梅特涅花了三十年的实践协调盟国，对梅特涅来说，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权威胁到了来之不易的维也纳均衡。也就是说“对革命的恐惧”是欧洲列强“国际事务的底线”。几十年来，反动的制度建设几十年来一直是欧洲秩序的基础。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反动的国际关系理论呢？作者提出一些猜想。一方面和国际关系领域发展方向有关，世界政治被预设了一种改良的方向，其中暗含的“善”的概念，与反动思想必定不能相容；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缺乏反射性和预见性，因为他们过于关注现状，对解放政治的可能性视而不见。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强调“反动”这一特点在国际政治中总是反复出现，并强调了忽视这种“反动”会带来消极的政治影响。
官网链接：Oxford Academic
https://academic.oup.com/isq/article-abstract/62/2/234/49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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