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瑟夫·奈：反事实推理与“虚拟历史”
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但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主张，恰当的反事实推理分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而判定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是否有用？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
摘自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6个月前还是一名政治囚徒。哈维尔说道“作为剧作家，我习惯于幻想。我常常梦见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写进我的剧本中。所以，我可以适应这种从蹲监狱到在你们面前发表演说的角色的突然变化。遗憾的是，那些可怜的政治学家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是极力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其中包括苏联人和东欧人，曾经预见到1989年苏联在东欧统治权的瓦解。人类有时会做出令人惊奇的抉择，而且人类历史总是充满着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分清哪些原因和哪些分析层次比较重要呢？
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科学。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进行可以人为控制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观察一个变化中的事情时，不让其他事情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任何学科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做到精确。如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精确，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要求太精确。国际政治中的变量很多，会同时发生许多变化，我们可以找到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仍然需要对五花八门的原因加以筛选，搞清楚哪些原因比较重要。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被称为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s)的思维实验(mental experiment)，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原因的有用工具。
反事实推理就是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contrary-to-fact conditionals)，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实验。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可能拥有一个真实和有形的实验室，只能靠自己想象出一些情势，并假定在这些情势中只有一件事情发生变化，其他事情是不变的，然后依此勾画出一幅有关世界面貌的图画。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反事实推理。许多学生可能会说“如果我今天晚餐没吃那么多，我的阅读注意力就会更集中一些。”
历史学家也运用更为精细的类似方法来判断事件的根源，只是他们经常不承认自己这么做而已。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徳皇并没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这是否会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呢？俾斯麦的政策能否继续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威胁的恐惧心理，从而避免两个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呢?在这个例子中，运用反事实推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除了结构因素之外，个人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反事实推理的例子。假定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司机开车到达萨拉热窝那个重要路口时没有转向到那条不该走的街道，从而没有给加夫里洛·普林斯普(Garvrilo Princip)提供射击的目标，那么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呢?这个反事实推理的例子揭示了暗杀事件(以及偶然因素)的作用。那个暗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呢?鉴于当时的同盟结构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如果这个暗杀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是否可能出现其他的导火索将战火点燃呢？那个暗杀事件的影响是否仅仅限于决定战争爆发的时间？
设定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条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但这种“不确定的历史”(iffy history)也存在着漏洞。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事实上，只要某件事情已经发生，其他事情就不可能与它处于同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历史事件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某件事情发生，所有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的概率也会跟着变化。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是否很好或者有用。这四个标准是合理性(plausibility)，相近性(proximity in time)，理论性(relation to theory)和真实性(facts)。
合理性
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我们必须合理地设想出两个同时存在的条件。假设某个人说，如果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那么他就能够赢得滑铁卢战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说明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但在19世纪背景中设想20世纪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当笑话说可能很不错，但它井没有正确地运用反事实推理、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时代不符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联系。
相近性
每个重要的事件都处于一个长长的因果关系链当中，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部具有多重的原因，我们在时间上追溯得越远，那么就必须把越多的原因看成是常量。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也就是说，A是否导致B？)在时间上越相近，那么答案越可能为“是”。让我们来看看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的一个著名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点即假如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都将重写。于是。克利奥帕特拉鼻严的长度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到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及其原因有无数个。克利奥帕特拉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之远，她的鼻子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最多只能逗人乐一乐，而对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没有丝毫的意义。时间上接近意味着因果关系链上的两个事件比较相近，这样我们就能够相对较好地控制其他的原因、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各种因素作用的大小。
理论性
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当借助现有的理论，理论浓缩了我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认识。我们应当分析导致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所有个案，来判断某个反事实推理是否合理。理论使我们在分析众多原因时具有思想上的条理性和组织性，从而避免随意猜想。例如，有关拿破仑如果拥有隐形飞机就不会在滑铁卢战败的反事实推理就缺少理论依据。这种随意猜想能让人觉得好笑，也会妨碍我们通过大脑的思考获取有益的启示。
假定我们在探讨冷战起源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1945年的时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或者我们假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这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可以用来探讨有关冷战主要源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是否正确。另外一个同冷战相关的假说是，两极国际结构导致冷战的发生。也就是说，正如均势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即使美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紧张局面也可能会出现。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增强反事实推理的推论。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同盟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平衡美国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这就说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至少战胜了自由国家之间的均势考虑。但是在冷战时期，至少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共产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采取均势政策，而且自冷战开始以来至今，苏联/俄罗斯和中国都一直对美国保持警惕性。因此，我们有充分依据得出结论，意识形态与均势考虑都很重要，但并非对所有行为体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总之，与理论相结合的反事实推理更有意义，也更有用处，因为这样的思维活动运用了更加广博的知识，我们可以时常就理论本身提出有新意、有意思的问题。
真实性
只设想出有意义的假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真地用已知的事实对这些假说加以检验。进行反事实推理需要确切的事实和详尽的历史分析。为了检验一个思维实验是否有道理，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谓不变的因素是否与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相吻合。我们必须谨防在同一个思维实验中，把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建立在另外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的基础之上。这种多重的反事实推理会导致混乱，因为同时发生变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通过仔细分析所有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判断思维实验是否准确。
一个特别好的进行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提出的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一个好的虚拟历史，通过严格地根据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来回答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以避免不合理性以及时间上的遥远性。在2008年出品的电影《虚拟肯尼迪》中，导演增谷浩治(Koji Masutani)探讨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假如肯尼迪总统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那么他是否可能会像其继任者那样派出大量的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呢?他通过仔细考察肯尼迪有关出兵海外的决策行为来回答这一问题。肯尼迪在其总统任期内曾经6次面对这样的决策问题，而每次都决定不出兵。肯尼迪不仅很反感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也极度怀疑军事和情报官员有关出兵的建言。根据肯尼迪的、为以及已知倾向，我们可以进行反事实推理，从而有理由判断肯尼迪不会向越南派遣大量的美军。
一些历史学家追求纯正性，他们认为，假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反事实推理不属于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设想可能发生什么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忽视了一点，即我们不仅要努力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努力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为此，我们还需要知道是否可能发生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反事实推理。
因此，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但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主张，恰当的反事实推理分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纯正论者提醒我们，不可提出者如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这样不甚严谨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然而，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下章中看到的，粗浅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与深刻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