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中华文明为什么被称为“礼乐”文明?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第三讲“中华文明为什么被称为'礼乐文明’?”
上次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古代政治中的四种模式,分别是:皇道、帝道、王道、霸道。这四种政治形态背后的根源,是社会中技术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不断丰富,人口的增长,社会由原先的部落制逐渐向国家的形态转变的过程。
最初的“三皇”仅仅是通过智慧为民众带来光明,从愚昧的状态解脱出来,因此被称为“文明始祖”;到了五帝是带领各个部落一起改善民众生活;到了王道的时代,其实已经是国家形态的产生了,需要制度来约束民众;到了霸道时代,则是崇尚武力与权谋。
这几种社会的形态的演变,背后暗藏着物质的发展,人类的欲望的扩张,那么民众也由最初的自然淳朴一步步到尔虞我诈的状态。
《道德经》的三十八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段话是说:当一个社会,没有道的时候,人民就追求自然的德性;当淳朴的德性没有了,开始追求仁爱;当仁爱逐渐没有了,开始追求道义;当基本的道义都没有的时候,就需要用礼来约束众人。当需要用“礼”来约束的时候,表明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忠诚与信用,社会开始乱了。
这是因为“道”与“德”是指符合天道与自然的德性;“仁”与“义”是指人发自内心的情感;可是“礼”呢,则是一种外在的规章制度,带有一定的约束性,不再是发自人的本能的情感,这个时候人的内心已经开始不再遵守仁义,需要用制度来约束了。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曾在周朝担任“藏室史”的官职,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也可以说是史官。在周朝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才有后来孔子不懂得的历史制度去求教于老子。老子的这段话暗示了古代政治的演变过程:最初的三皇是靠道德开化天下;后来的五帝是用仁义感化天下;可是等到王道产生之后,就靠礼仪来约束天下。用外在的礼仪约束人心的时候,迟早会天下大乱的。
这就像一个社会越是提倡“道德”,并且强行遵从道德,必然会导致人的虚伪品行产生,产生诸多沽名钓誉之徒;而只有内心当中自然产生道德,这个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有效,民风才能淳朴。
所以,道家推崇的是皇道,而可以接受帝道;儒家则是尊崇帝道,采用王道。
这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想想之间最大的差异。道家对儒家的批判,实质是反对导致伪善的道德产生;而儒家认为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状况现实中不可行。事实上,这两者的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都被验证。
之前讲到,周朝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自然部落都已经演变成国家形态,王道成为主流,那么国家的典章制度就必不可少了。国家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礼乐”。
我们先看“礼”字,“礼”的繁体字是这样写的:“禮”。左边是“示”,表明跟祭祀有关,右边的是“丰”的繁体字,上面是器皿的形象表达,下面是“豆”,表明“礼”是用器皿盛着豆子来祭祀,也表示丰收之后感谢上苍带给百姓食物。
但是在上古,丰收的食物除了祭祀先祖和上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分配。而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差异化的等级产生了。最典型的是饮食,周天子的祭祀需要用牛、羊、猪三种动物,祭祀完也可以享用;诸侯的祭祀需要羊和猪;大夫需要用猪。这种等级制度需要严格遵从,否则就是“僭越”。在古代,“僭越”可是重罪,甚至有杀头危险,最严重会株连九族。
再接着看“乐”字,“乐”的繁体字是“樂”,下面是木头,上面是乐器的形状,即是用木制的乐器来演奏。很明显,“乐”是指通过音乐来表达一种情感。事实上,“乐”的起源也与祭祀有关,是在丰收之后的演奏祭祀喜庆的音乐,并且伴随着舞蹈。
既然“礼”和“乐”都与祭祀有关,那么它们有什么差异呢?事实上,“礼”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差异,而“乐”则是表达一种共同的情感,表达对先祖或者上苍的感谢,并且祈求来年五谷丰登。所以,有这样一句话:“礼主异,乐主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同等级的人或有共同情感的人,会比较亲近;而不同的等级要相互尊敬。
这种既有差异又统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处世,甚至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准则。一个社会如果仅仅体现差异,没有共同的情感,会造成阶层之间互相不了解,造成阶层之间的断裂,对国家也没有认同感;而同样一个社会没有差异性,就会导致体现不了高下尊卑,人们不能尊敬贤德与上级,建立不了社会秩序。
那么,建立这样一整套的“礼乐”制度,显然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基础,否则不同部落之间有不同的标准,礼制肯定会非常混乱。因此,部落式的社会肯定建立不了统一的礼乐制度。
统一的礼乐由谁来制定呢?实际上,只能有由天子来制定,也就是“王”,周朝的礼乐制度就是周公姬旦辅政代天子而作。所以,《论语》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的时候,诸侯遵守统一的礼乐标准;天下无道的时候,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标准,互相不服从,如此便会爆发战乱。
“礼制”作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是身份高低的标准。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显然是一切社会等级制度的保证,等级的高低从受封的土地大小上直接体现出来。
在先秦时期,贵族爵位分为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根据《周礼》的记载,诸侯中“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子爵封地方圆两百里,男爵封地方圆百里。”在周朝时期,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周天子按照爵位把土地封给大小贵族。所以,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经典名言,这也代表周朝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而这些贵族等级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同,绝对不能够僭越。
周朝根据各诸侯国包括边疆少数民族是否遵从“礼乐”制度,来衡量是否属于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果遵从的话,就属于远方蛮夷前来归化;如果不遵从,就会被视为蛮夷。这就是“进则为华夏,退则为蛮夷”的道理。
楚国国君在周成王时期,被封为子爵,但是楚国国君认为自己爵位太低,就自称为“王”。在周朝时期,只有周天子才能成称为“王”,其他诸侯国国君只能被称为“公、侯、伯、子”等,楚国僭越称王,严重违反周礼,所以楚国人后来被视为“蛮夷”。但是楚国的国君出身并不低,屈原的《离骚》里面就写“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说,我们楚国贵族是高阳帝的后代,高阳是谁呢,是黄帝的儿子。
由此可见,我们辨别是否属于华夏民族,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而非血缘关系。
总之,“礼乐”是一种文明的教化方式,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人心,控制人的欲望,禁止阶层间的僭越。但是一旦天子的权威控制不了诸侯,而诸侯也控制不了大夫、士人甚至家臣的时候,这套秩序就会失效,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礼崩乐坏”。到了东周时期,便出现了严重的“礼崩乐坏”局面,最终演变成了“春秋”与“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