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写女性系列 | 耕玲

耕玲

作者 / 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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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门外的沙发上，我会读读父亲往日的生活笔记。一本枯黄的“工作手册”里，有一页记着这么一行字：

接到一个电话，说耕玲在1月19日星期五晚上过世了。

父亲以前从未向我说起过耕玲过世这事，笔记的这行也没有年份。根据笔记本启用年代和日期与星期的重合推断，耕玲过世当在2007年的1月19日，也就是12年前。我知道耕玲是公历1947年浙江余杭县生人，去世时正好60岁，还不算老。

耕玲是一个与我有过交集的女性，我年幼的时候，别人让我叫她“姐姐”。

耕玲是一个捡来的孩子。1947年的清明，浙江余杭县乡村的一处坟地里传出一缕女婴的哭声，上坟烧纸的人寻声而至，看到一个竹篾编的大篮子，里面装一个捆婴儿的蜡烛包，包裹着一个小女婴，她被遗弃了。

蜡烛包的褶角里藏有一张小纸条，写着：“女孩，叫耕玲，生于狗年腊月廿八，盼好心人给她过好日子。”

她不知是被哪一位好心人暂时收留回家的，又在当年的夏天辗转来到了上海，送给了住在南市露香园路的一对不会生养的苏州人夫妻，耕玲就此成了这家的女儿。

以上这些，我是听小米爷爷说的。小米爷爷和小米婆婆就是耕玲的再生父母。

小米爷爷小米婆婆都是上世纪初出生的苏州南门人，少年时加入评弹戏班，漂泊流落到上海跑码头。不知他俩何时成的亲，始终也没有生养孩子。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父母因一时没有住房，经人介绍把我暂时寄养在小米爷爷家。介绍人说，这对老夫妻自己没有孩子，却十分喜欢孩子，会热情接受带孩子有困难家庭的寄养委托，也只肯收些饭钱。我就这样来到了小米爷爷家，耕玲就是他们的女儿，当时读中学。我在这家人那里生活了两年，一直管耕玲叫“姐姐”。

我离开这家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开始后了，离开的原因后来知道有两个。一是因为小米爷爷“文革”伊始就被打成了“四类分子”，属于“阶级敌人”，给剥夺了公职，下放到里弄扫地掏粪，我父母觉得让孩子寄养在“敌人家庭”已经不合适。第二个原因和耕玲姐姐有关，小米爷爷的邻居说这个女孩是个“小拉三”（上海话指生活作风不正经的女孩），十四岁时就跟里弄里一个小混混打过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总之是在这家不能呆了。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小米爷爷和小米婆婆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来我家给我过生日。小米婆婆告诉我爸妈，已经把耕玲送回余杭老家了，还找了个当地人结婚，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但她总是我们家的女儿啊……”小米婆婆说着，眼泪成串地往下落。

爸妈后来要我隔一个周日就去小米爷爷家过一个星期天，陪陪两位老人。

我喜欢这两位善良的老人，星期日早上背着书包乘26路电车去他们家。上午做作业，中午吃了丰盛的午餐后小睡一会儿，在两点前后跟着小米爷爷去延安东路上的一家苏式茶馆喝茶，下午四点多吃了小米爷爷买的下午点心后回家。

我对这家茶馆十分有兴趣，坐满了老人，他们指着茶馆对面的建筑对我说：“这幢大楼老早是杜月笙开的银行。”杜月笙是谁？老人们就轮流给我讲故事，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风云叱咤、血雨腥风犹如一部部电影展现在我眼前。

这些老人和小米爷爷的出身差不多，都是老上海戏曲界的混饭演员，那故事倒讲得栩栩如生，在外面是绝对听不到的。他们讲完一段，就会关照我：“小孩子听听就算，到外面不好去瞎讲的，要给文攻武卫抓去的。我们就是说给你听听，以前听我们说书都是几百号人坐在下面，现在只剩你一个了，看你听得认真，我们喜欢给你讲。”

我在小米爷爷家呆的时间越拉越长，开始连着吃晚饭了，再后来是每个星期日都去了。

小米婆婆把耕玲的来信交给我读，她是不识字的，然后让我代她给耕玲写回信。我发现耕玲的来信多半就是管老人要钱，都说家里很困难，男人生病，孩子也生病，生产队给的工分很低这些破事儿。小米婆婆听了都会流泪，让我写了回信后，在信封里夹上五元、十元钱的寄回去。那时钱贵，我读一个学期书，才交给学校五元学杂费。

有回，小米婆婆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对我说起了耕玲。她说耕玲虽然土点，可长得圆脸大眼，蛮好看的。谁知刚上中学就给外面一个小流氓带坏了，和他有了身子，“去打胎，医院要证明，我到派出所开证明，派出所把我训了一天，饭也不给回家吃。”小米婆婆说着就哭了。

“那小流氓因为这事吃官司了，耕玲回到学校，又怎么和体育老师发生了关系，学校把她开除了。我们打听到宁波有一个半工半读的技校，毕业后有工作，托了街坊一个男的带她去宁波，谁知那个死男人到宁波把耕玲关在屋里天天同居，一个月后我们才知道，赶去宁波把耕玲救出来了。”

我那时还听不懂啥叫打胎、啥叫发生关系、啥叫同居，也不敢细问，懵懂地理解为就是做不好的事。

“前几年，我和你小米爷爷商量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给耕玲在余杭乡下找了门亲，那男人老实巴交的，我们拿出了积蓄一百元，陪嫁给耕玲，她就回去了。那男人没用，耕玲过得苦啊。”小米婆婆帐然若失地对着天花板发呆。

我心疼小米婆婆，一次在为她代写给耕玲的信中，自说自话在末尾加了一段自己的话——

耕玲姐姐，你太讨厌了，你就是个女下流坯，小米爷爷小米婆婆找你来当女儿，你毁灭了他们的希望，你这个作孽的坏女人，还有脸来要钱？

我是边查字典边把这句话写完的，没读给小米婆婆听，她把信寄了出去。

接下去的事算遭殃了，耕玲带着老公女儿杀来上海，对着所有邻居大哭大闹，说我造谣诬陷她。我是照常星期天去小米爷爷家的，到了那边一屋子的邻居，中间站着耕玲正扯着孩子大哭小叫，小米爷爷和小米婆婆站在一边像被批斗一样耷拉着脑袋。

一个很凶的邻居大妈一把拽住我说：“你这个杀千刀写信的终于来了，你看你把小米家搞成啥样子了？你骂耕玲做啥？她要你家钱啦？”

我想辩解，可一时说不出话来。耕玲冲上来打了我一巴掌，恶狠狠地说：“滚！你滚，你这个没良心的。”

那天我从南市老北门到淮海路思南路的大马路上流浪了一天，晚上到点了才回自己家，没跟父母说这件事，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倒干净了自己的硬币角票储蓄罐，里面有11元几毛钱，到了星期天，我带着这钱来到小米爷爷家赔罪，要把这钱送给耕玲，让她原谅我。

耕玲已经回乡下了，小米爷爷和小米婆婆也没再说这事，一切还照样。下午跟着小米爷爷去茶馆，路上我憋不住问小米爷爷：“耕玲姐姐不生气了？”

小米爷爷叹口气，慢慢地像是回答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耕玲过不上好日子，这是她的命，是老天作孽啊。”

半晌，小米爷爷又说：“你写得没错，都是大实话，可大实话也不好都说出来的，你以后不要瞎说了，真话假话都不能随便说。嘴巴是拿来吃饭的，不是想说啥就说啥的。”我点点头。

我读中学后，渐渐地不在星期日去小米爷爷家了。

有一天晚上，不是星期天，小米爷爷和小米婆婆拄着拐杖来我们家，他们带来耕玲给我爸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爸爸平反的事，想托你们到他原来的单位去说说，能补点钱更好。你们知道我没什么文化，不会说这个事，你们是城里人，只能拜托你们了。”

我看到信里把“拜托”写成了“巴托”，觉得好笑。

我父亲去了小米爷爷原来的单位好几次，小米爷爷算给半平反了。小米爷爷解放前的啥时候做过几个月当时他家乡的文化宣传站副站长，拿过国民政府的委任状，算“敌伪人员”，划为“四类分子”没有错，只是开除公职的处罚稍过了，补八百元工资差额作为最终处理。

八百元在那时也算巨款，我父母带着我到两位老人家里报喜，俩老人很满足了，千恩万谢。临走时，我妈没忍住，关照道：“你们年纪都大了，这点补偿的钱你们想吃啥就买点啥，不要再让耕玲要去了。”两位老人直点头，说：“我们晓得的。”

我读大一的时候，小米爷爷病危，我家得悉赶去医院。小米爷爷没钱住病房，只在医院的走廊里弥留。我爸凑近小米爷爷的嘴巴在听他说话，传达给我和我妈的意思是，他已经快死了，不要再花钱住病房了，耕玲现在乡下生活很困难，上海的房子已经转让给邻居了，等他死了以后，小米婆婆去乡下随耕玲养老，手里一共有七百多元，在乡下可以过了。

小米爷爷第二天就去世了，没几天，小米婆婆就被耕玲接去余杭乡下住了。

小米婆婆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现在耕玲也走了。

（2019年10月29日写于德必徐汇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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