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再谈博尔赫斯书店

再谈博尔赫斯书店陈侗我又在谈书店，不记得这已经是6年来的第几次。不过，我很清楚，最后的一次，由于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我表现得从容不迫。我写了三万三千字。我把我的生活——除去那些无关的部分——全都聚集在那篇叫做“博尔赫斯书店”的文章里，我把它称为自传。此后，有关一个人一生的希望的问题，便逐渐变得比一间书店的发展更为重要。今天，书店已经6岁，占去了我生命中6分之一的时光。我仍要继续让这个比例缩小吗?换句话说，我是否已经到了兑现我当初的诺言，即仅仅充当一个发起人而不是占据产业巨头位置的时候了呢?我十六岁即来到广州，比那些后来的陶金者更熟悉这个城市的表面及其变化，博尔赫斯书店就像那些拥有一个名字但并不能让人记住的街巷一样，是微不足道的。近代以来，这座城市比其他地方更显得有活力。可惜的是，尽管她能产生新思想和新人物，却不能巩固和发展变革带来的实际成果。由此看来，自始至终标榜学术和创新的博尔赫斯书店就成了与这个城市若即若离的产物。她是由一些寄居在这座城市里的外来文化人的哄抬上文化舞台的，而不是自发地根植于这个城市的商业环境。通过传播，博尔赫斯书店为广州争了一份光荣，但在城市自身看来，这份光荣却显得多余。199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场短暂讲话，主题就是关于广州的当代文化。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肯定过这里的什么。不过，我也没有把她摆在一个腐朽和不堪造就的位置上。我尤其想到了康有为早年讲学和著书的万木草堂，并且，就像我在自传中提到的，我把万木草堂与博尔赫斯书店并列了起来。这种并列是幼稚的，但也是必要的。我发现，人们对于万木草堂的遗忘速度之快已经向我表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充其量只能是留下一块牌匾，而不是任何真正的活动的印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博尔赫斯书店未来的日渐消淡的事实。然而，博尔赫斯书店毕竟是一个活着的存在。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媒界对她青睐有加，一些主要是外来的文化记者有意扶植这么一个与他们本人的理想接近而又与商业化城市疏远的文化实体。看得出来，他们是不甘心过早地与这个城市产生认同。广州的生活表面比她所强调的历史要有意味得多。人们每天喝大量的茶，谈大量的报纸，从今天早上坐到明天早上。道尽了人间喜怒哀乐，却未见产生与这种闲适相匹配的写作和阅读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真空中，博尔赫斯书店的绕道而行便显得好像是要为那些不甘屈就的文化人建立起一个新的精神灯塔，一个隐形的城堡。我记得我说过“大家都累了”这样的话。就像一场表演结束后观众纷纷离去一样，人们真正表现的“累”还不是对下一次演出的漠不关心，而是在离去时已经没有了任何探讨的热情。这一点，只可能归结为演出的不成功。所以，如果把博尔赫斯书店比作一场与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的不成功演出，那么，我也应当把台下的观众逐一进行严格的分类，指出其中有多少是出于礼貌，有多少是出于习惯，又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爱好。事实已经证明，剧场是被另一个更为广大的露天剧场所包围的。在广州人的心目中，虚构性的演出要比实况次一等，人们宁可看实况转播，也不要看虚构性演出的实况。所以，博尔赫斯尽管能营造玫瑰色的梦境，却不能还给人们一个真实，哪怕这种真实并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为了尽快地摆脱这种二元对立，几乎是与博尔赫斯书店的诞生同时，我也操持起另一项看来是更不需要与一个城市发生联系的事业：出版一些新小说的书籍。1986年，在我们特意安排的一次讲座上，柳鸣九先生坐在高高的酒吧凳上(那个酒吧叫做360度)，总结出广州作为法国新小说的散热场这一特点，这无疑是将一份个人的工作与一座城市进行了稼接。“法国新小说在广州”从未成为一个市井话题，一些地地道道的广州文化人对于新小说不屑一顾，对于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来说，这只是一些时髦货色。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够时髦的了，所以再也不需要一种未来的小说来助阵。不过，当1998年罗伯－格里耶为我们设想出在广州的一个街巷里，一个女大学生正坐在小餐馆里读《幽会的房子》时，我的看法突然发生了改变：我知道这个小餐馆在哪里，我也知道这个女大学生确有其人。回想13年前，我本人不正是在那间涂抹了“万木草堂贰号”的卧室里写了第一篇关于新小说的文章吗?因此，我应当说，支撑博尔赫斯书店的这个城市并没有直接地向它提供任何帮助，但是，经由新小说的迂回路径，一种综合成的文化实体概念所获得的地位却使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人们热不热爱小说并不重要，关键是城市的变化和不确定关系——我称之为“临时”——为未来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