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晚唐系列 安史之乱（四十二） 真在的决战，千年前的货币战争（下）
上一节说到了玄宗皇帝末期，曾授权杨国忠主导过一次货币改革，而杨国忠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主要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是驱逐市面上的假钱，直接从库存中拿出3个亿，以一定比例允许民间拿手中的“恶钱”，也就是之前政府用灌锡、减重量等等各种方式，发行了大量的偷工减料的钱。帝国出巨资换旧钱，也就相当于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那就是今后的假钱，不管是民间盗铸的，还是帝国自己造的假钱，都将不再允许使用。
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
第二个思路，则放在了大幅降低铸币成本，提高帝国铸币能力上。帝国立国以来的一贯理念就是，义务劳动是立国之本，连当兵都是“府兵制”，以兼职义务兵为主。所以帝国与铸钱有关的一切人工，从采铜、铸钱到运输，都是以徭役为主动员人力，也就是说，都是由普通农民义务劳动来承担，效率极低，反而增加了损耗和成本。
杨国忠时代开始，在铸钱这一环节做了重大改革，改为高薪招募专职人员铸钱。帝国在全国仔细梳理，在十来个大小铜矿附近，一共建设了99个铸炉，每炉大约每年铸钱350万，每年共铸钱大约3.5亿。
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是役用减而鼓铸多。
这一轮改革，粗看没什么大不了的变革，其实主要在于对细节管理的加强，杨国忠的思路还是继续国有化的方式，用国企来铸币，但是通过管理制度改革，加强中央的领导，精简中间的机构，通过规模化效应和严格的管理，降低很多根本不必要的支出和损耗。
经过杨国忠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铸币成本被控制住了，大约每铸造1000钱需要成本750。当然，发行成本比铸造成本还要高一点，因为还需要从钱的铸造地，运送到发行地，中间有不少的运输成本。
所以大体上，钱采取就近投放市场的方式，离首都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新铸的铜钱投放到首都，离首都比较远的地方，新铸的铜钱就投放到就近的大城市。最终，帝国发行一贯，也就是1000钱的成本，大体只需要900，帝国铸足额好钱终于不至于亏本。
看上去，帝国发钱的利润只有10%，每年哪怕发行10个亿的钱，净利润也不过1个亿，实在是亏了，可是帐绝不能这么算。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公式，商品总额等于货币总量乘以流通次数，货币的关键不在于发行了多少，而在于流通。
当帝国有能力大量的铸钱，帝国的中央信用就会逐渐加强，市面上就会逐渐流通帝国发行的货币，流通越多越快，帝国发行的货币，覆盖到的商品总额就越多，帝国发行货币得到的收益就越大。
简单的说，帝国新发行一大笔钱，可以去市面上换取一大批等值的帝国急需的物资，而一大笔钱流进市面，一大批人赚了大钱，就要消费，可以促进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而各行各业发展后，生产了更多的物品，交换了更多的商品，帝国又可以通过税收和各种进一步的附加费，准入费收回来。市面上钱流通的越快，帝国的税收就增加的越多，钱就可以更快的回到帝国中央，再交换更多的中央急需的物资。
所以说，帝国虽然铸钱看起来利润很低，但是用好了，这一份钱可以买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东西，利润就高了。可是一旦绢帛成为了帝国市面上主要流通的货币，情况对于帝国就不妙了。
绢帛不同于铜钱，绢帛不是由帝国中央生产的，绢帛的原材料来自民间家家户户种植、圈养的植物与蚕，制作工艺都来自民间的家庭主妇。绢帛本身是实物，不附加中央的特定标记，也就是不附加中央的特定信用，帝国在制作成本上根本没法与民间抗衡，所以绢帛这样的实物货币，不存在一个发行的过程。
简单的说，帝国的绢帛只能通过税收强制收上来，帝国控制不了绢帛的产量。比如说，帝国鼎盛时期，每年能收二千多万匹的绢帛，数量之庞大令人咋舌，可是帝国的纳税人只占劳动力的大约三分之一，纳税户口只占总户口的一半左右，这还只是帝国账簿里的数字。唐朝人自己的估算，那些被隐匿的户口和劳动力，至少和帝国的纳税人数量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帝国的民间生产和流通的绢帛数量，要远远大于帝国持有收集的绢帛数量，这就让帝国在进行大宗商品外包的时候，会非常的不利。最简单的，每当出现大宗采购，地方军政大佬和商人，就可以从民间大批调集投放绢帛，大幅抬高物资的价格。以政府的管控能力，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价格越高，回扣空间越大，经办的官员们才不乐意管呢，
就好比后世有个皇帝，非常想要做个节俭的明君，衣服破了舍不得换，宁愿打个补丁，不过每个补丁都被收费五十两银子，够实际市面上买几件新衣服了。
是不是扯远了，接下来继续说货币的事，绢帛不像铜钱，质量上高低差距很大，帝国把绢帛的质量是分了九等的，政府搞采购工程，往往涉及大量钱物的双向流通，这么巨大的政府工程，以官员们对于贪污腐败的执着，最终的结果就是即便数目勉强还能对上，实际上也是大量高质量的绢帛被低质量的绢帛给置换掉。
绢帛作为货币，帝国往往用于开支军队、官员和公务员的薪水与物资的开支，低质量的绢帛，自然会导致基层军队、公务员队伍和外包实际干活的商用团队都怨气大增，于是帝国只好不断在数量上加码平息怨气。最后就是帝国中央尽管收的物资极其海量，可是支出也到了极度惊人的地步，一去查，全成了一团糊涂账：
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衣则五百二十万，(朔方百二十万，陇右百五十万，河西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五十万，河东节度四十万，群牧二十万。)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餽军食则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於此。)而锡赉之费此不与焉。
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杨国忠之所以要进行大幅的货币改革，原因在于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化的中央信用货币，与去中心化的地方自信用货币的争夺。归根结底，帝国的货币改革，追求的是中央信用，而中央信用提升，压制的是地方，尤其是各路拥军大佬们的私人信用、地方信用。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所有军头都如此的痛恨杨国忠，一致哭着喊着要清君侧，甚至西北军潼关前线打仗，还在念叨着要回师活捉杨国忠了。
杨国忠的货币改革后，帝国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遏制了假钱泛滥的局面。在帝国超级外包工程的配合下，货币流通开始缓慢打开，然而，新货币才发了不到三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进程都彻底中断。
第五琦接手后，认为杨国忠的增强中央信用的思路自然是对的，但是在方法上还不够多快好省，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帝国现在没有能力像杨国忠那样走正路，出正招了。
首先，战争爆发，人工继续上涨，漕运被断，运输成本大大增加，总成本已经控制不住；第二，帝国国库空虚，现在要的是快快的拿到大笔的钱，哪怕你铸钱的亏损不大，获取利润的速度上，也满足不了帝国现在的急切需求；第三，战争状态下，有些铸钱场所已经停止，有些地方人力凋零，政府很难像以前一样严格集中规模化管理。
也就是说，第五琦认为杨国忠的旧办法，解决不了当前需要，他又打算怎么玩呢？第五琦认为，办法很简单，就是发行大额面值的货币嘛，原来只发一块钱的，我现在发十块的，五十块，不就把货币的发行量增上去了吗？
实际上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帝国进行了内部讨论，早在邺城会战开始前的758年九月，就开始了试点，先发行了10块的乾元重宝，应该来说还是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
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冬，十月，甲辰，册太子，更名曰豫。自中兴以来，群下无复赐物，至是，始有新铸大钱，百官、六军沾赉有差。
西北小朝廷成立以后，四处搜刮来的那点可怜的钱物，都用来供应基本的军事开支了，苦战收复两京，这么巨大的胜利，帝国的官员们，前线的将士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奖金。别说帝国内部了，就连不远万里赶来帮忙的友军，帝国也没奖金可以给，只好把抢劫洛阳的财富和子民，送给人家当礼物。
现在，有了第五琦新铸的这笔大钱，帝国终于有了点钱，就此给百官和将士们发了拖欠已久的奖金，这显然大大的稳定的官心，也让刚刚渡河准备开始对河北作战（见第三十七节）的前线战士们，士气大涨。可以说，帝国得以组织起十万以上的大军，在河北会战早期接连大胜，第五琦的这轮货币改革试点，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正由于货币改革的试点成功，所以第五琦才一举跃升为常委，他当上常委后的首要目标，就是将货币改革进一步全面推广，因为帝国发现，这货币改革试点的效果，也太好了。
你想啊，正常一贯（1000块）要6斤铜，而大钱一贯是10000块，却只要10斤铜，这一下子就把成本节省了六倍！上节咱们算过账，杨国忠搞货币改革，废了那么大力气，整了半天，也就把成本控制在造1000块，只要900，利润不过10%，现在呢，咱即便成本比杨国忠时期高一半，一斤铜当他成本要250好了，造10000块也不过10斤铜2500的成本，利润高达300%！
帝国激动啊，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呢，我就造个钱，一下子就把拖欠的奖金发了个七七八八，我现在再多造点钱，那帝国的各种穷问题，还不药到病除？
为此，当上常委后，第五琦为代表的中央就立即开始着手货币改革的全国推广，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筹备，一鼓作气，于九月七日开始全面推行，增发五十元面值的新的乾元重宝，号称重轮乾元钱。
然而这一次改革的变化却让帝国中央，包括第五琦本人始料未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突然发生剧烈反应，物价突然间猛涨，米价居然一度涨到了七万一石，超过一百倍！帝国造新钱，本来是想换更多的米，从而招募养活更多的士兵，现在倒好，帝国能买到的米越来越少，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了。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刚刚当上常委不到八个月的第五琦被贬职，从此告别了常委的舞台。
（九月）戊辰，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一当五十；（大錢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號重稜錢。）
（十一月）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上言者皆归咎于琦，庚午，贬琦忠州长史。
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
以后世的常识来看，生产力没有明显提高，增发货币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出现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要知道，即便是近代发行纸币，看上去一本万利了，可是直到四十年前，各国发纸币，那都得有个锚的。简单的说，就是每发行一块钱，央行都要储备对应的黄金，纸币的作用只是个方便持有的代金券。
所以，我们很容易简单的认为，这次货币改革的惨败，主要是因为皇帝和大臣脑残，没有现代经济常识造成的，要是有个现代高中生回去教教他们，也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其实呢，我们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学常识，也低估了千年前的唐帝国上层对经济学常识的理解。
帝国高层们难道不知道超发货币，会导致物价飞涨，会导致假钱横行，会导致最后搞不下去？可以说，随便哪个当官的，都知道这个常识，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任何一个正儿八经的官员，熟读历代史书可以说都是从小就要求掌握的必备基本功，而历史上从汉武帝开始，到后来的王莽、东汉，到三国的吴国和蜀国，直到唐帝国自己，发行大额货币，每次都是类似的结果，发大钱会有什么后果，帝国的任何一个官员哪会不知道呢？
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帝国对于超发货币的反应和结果，了解的远比我们想像的深，才会有这次的超发大钱。
是，发行价值远远比本值高的大钱，会导致物价飞涨，会导致民间使劲的造假钱，会导致将来难以收拾的局面，这些，皇帝和宰相第五琦，统统都知道，甚至比一般人更知道。可是，那又怎样呢？这所有的恶果，都比不上它的一个好啊，那就是，他能短时间，给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啊！
现在帝国最缺什么，就是缺钱啊！邺城之战惨败才半个月，帝国就开始命第五琦筹备货币改革，这就是冲着紧急捞钱去的。邺城惨败，帝国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而燕帝国随时可能南下卷土重来，帝国需要新组建大量的部队守卫洛阳，帝国还必须要想办法组建更多的部队，再次进军河北，彻底解决燕帝国，不然帝国再大，也迟早要被耗死。
帝国当然知道发行大钱，就相当于发行假钱，可是发行假钱，就意味着帝国可以短时间内几乎不要成本的换来大量的急需的军需物资，组建起强大的军队。根据这三年来战争的经验，一次大的决战级别的战略行动，比如燕帝国攻克长安，唐帝国收复两京，唐帝国邺城会战，大体都是半年多筹备，半年多作战。所以，帝国认为从筹备启动，到下一次战略大决战，耗时最多一年半，就能决出个你死我活了。
那么超发货币的恶果，一般要等多久呢，历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要两三年，最少最少也要一年以上。所以这一轮的货币改革，其实就是帝国山穷水尽下，决定使出最后的绝招“七伤拳”，不管今后有多大的内伤，先把敌人击倒再说。
事实上，强势的帝王通常都难以拒绝七伤拳的诱惑，汉武帝明知道发注水的假币后果极其严重，而且发的次数越多，效果就越小，生效时间就越短，可是汉武帝还是忍不住一次次的换着花样的发各种不同的货币。王莽明知道发注水的假币后果极其严重，而且发的次数越多，效果就越小，生效时间就越短，可是王莽还是忍不住一次次的换着花样的发各种不同的货币。
别说这些几百年前的古人，就是唐帝国自己，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时期，也是换着法的发钱，大钱发完发注水的钱，注水的钱发完再发假钱，总之，明知道发注水的假币后果极其严重，而且发的次数越多，效果就越小，生效时间就越短，可是那段时间的帝国就是忍不住一次次的换着花样的发各种假钱。
归根结底，帝国从来都把发注水的假钱，当成是没钱的时候，斯文的从大家手里抢钱的不二法宝，关键是确实管用啊。
我们回顾下三十二、三十三节就知道，帝国这两年来为了弄钱，手段用尽，卖官鬻爵，发和尚道士度牒收钱，率贷强制借钱，甚至干脆强制收钱助军，总之，就差把你绑起来到你兜里抢了。可是邺城会战的惨败，把帝国的国库又打光了，怎么办？你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人兜里明抢啊。
于是，帝国只好用第五琦挂帅，重新捡起了几十年前就玩过的老把戏，咱通过发大钱的方式，文明的抢钱总行了吧？
然而，九月七日开始货币改革，十一月五日就已经全面崩溃，第五琦去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皇帝和第五琦的预料。历来玩货币改革，都是中央短时间内爆赚到盆满钵满，民间商人和老百姓吃哑巴亏，像肃宗皇帝和第五琦一样，玩发钱才玩两个月就玩到中央彻底破产，可谓史上头一次。
相信皇帝和第五琦都是满腹的委屈，因为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点来算笔帐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为了这次文明的抢钱行动，实在是殚精竭虑，已经把帐算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了。
我们在这里也不妨简单的算算，在玄宗皇帝时期，帝国的货币收入只有户税，大约一年200万贯，其余主要依靠实物地租或者实物货币绢帛。那么帝国每年需要的支出用铜钱计算是多少呢？
每岁天下共敛三千馀万贯，其二千五十馀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馀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馀万石，其二百馀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也就是说，不考虑现在帝国的大规模拖欠，正常情况下，每年帝国首都需要的收入大约是950万贯钱加200多万石米，大体上是接近1100万贯。现在，帝国除了首都，还需要多供养守卫东都的大量部队，花费还会进一步上涨，大体上换算成钱，每年从中央直接支出的每年要1500万贯。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帝国以前发行的钱，只要满足市面上每年能收来200万贯，现在帝国想要以大钱作为法定货币，替代掉所有的绢帛，发行的钱就要满足1500万贯的收支水平，帝国需要的钱的比例就是要提高7.5倍。
我们再来看货币改革是怎么玩的，三种货币并行使用，分别是一块，十块和五十块，对应的铜的比例分别是1 ：1.6 ：3.2，由于大额货币原材料成本的消耗会比小货币稍微少点，所以实际的耗铜比可以看作1 : 1.5 : 3。而一般这种大额货币的最终比例规划，都会是4:2:1的样子，也就是说10份铜，原来只能造10块，现在能造4个一块，2个十块和一个五十，加起来74元，新增的货币是原来的7.4倍，和前面我们算的需求，只差了0.1倍！你看看，帝国这计算的多精准。
然而，现实是，帝国的货币发行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值，帝国只是新增了5炉用来试点大钱，我们就当着五炉都是造的大钱，从四月开始筹备，到九月发行，十月就停了，中间最多也就造了半年钱。每一炉一年的量是3500贯，老钱一贯6斤，大钱50贯20斤，一贯0.4斤，也就是说大钱相当于增值15倍。算一下就知道，帝国大约也就发了价值十三四万贯的大钱，最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万贯，离目标值还差了几十倍呢。
那为什么这次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帝国首都的物价一下就冲垮呢？以史书的记载，是由于长安城出现了大量的假钱，所以帝国只发了一个多亿，市面上可能有了十亿百亿，所以一下就把物价给冲垮了。
不过，假钱可没那么容易造，钱并不只是铜，还有锡或者铅锌的合金铜，造钱还需要有所谓的锡母，就是打造好母钱的模子，再批量铸造。锡矿主要产于南方，所以之前的造假钱，也主要是从江南大批的流入北中国。
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
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
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捕责甚峻
造假钱的关键原材料产地在江淮，所以要在首都附近造假钱哪那么容易。帝国发行新钱，筹备很久，对于打击假钱肯定是有周密的准备，严格的监控的。何况开炉造钱，需要繁琐的技术，巨大的场所，会产生巨大的声响和烟雾，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工，还要面临严厉的官方打击。
在首都附近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月不到就造出数以亿计的假钱，以至于把物价冲击到几十倍，上百倍，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纯粹靠民间自发就能做到，怎么看也像是有人大大规模组织，刻意与帝国中央作对，会是谁呢？